鹅之书(31)_李翊云

三一

　　抵达东哈姆堡的车站时，我们又在月台上看见那位法国摄影师。他上了我们的那列火车，并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我没想到可能是有人暗中向他透露了我们的行程。我只担心汤森太太会对他感到恼火。她果然如此。她三言两语命我坐到一张长椅上，不准与任何人讲话，接着她和那位摄影师一起走到月台更远的地方。我怎么可能与谁讲话？除了那位摄影师和我们，另外下火车的只有两个人，还有一名在月台上来回走动的男子，陷于自己的沉思中，手里拿着帽子。我猜他们中不会有人朝我走来，用法语说“你好”。

　　那列火车呼哧呼哧地作响，然后徐徐离站，仿佛差点不忍撇下我似的。我看着站长宽阔的背影，欣赏他的制服。我转动我穿在新靴子里的脚趾。我端详我的手，那双麂皮手套跟小羔羊的下腹一样柔软。我前一晚的泪水感觉与我的童年、与法国一样遥远而不真实。我的人生没有那么糟。我们抵达伍德斯韦后，我也许会发现更多美好的事。我也许甚至可以把自己变作法比耶娜，将一切视为游戏，逗自己开心。

　　汤森太太和那位摄影师走了回来。她告诉我，她与朗贝尔先生已经达成协议。他们俩都认为，记录我在伍德斯韦的生活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朗贝尔先生会拍几张我在火车站的照片。由于还没开学，汤森太太说，那天朗贝尔先生将不与我们一同去学校，可一旦我安顿好，他很快会来访。

　　当一位知名少女作家可以是一场游戏。对着朗贝尔先生的镜头灿烂地微笑，伤感地望着一月份笼罩在树梢上的薄雾，仔细查看贴在车站的时刻表（用的是我读不懂的英语），一边谛听汤森太太讲话，一边恭顺地露出全神贯注的表情——这些动作都可以算在游戏里。这个游戏与写书不同。没有法比耶娜，我什么也写不出来，但我可以自编游戏。当朗贝尔先生祝我学业顺利、向我道别时，我直视他的眼睛。“早点为我捎来法国的消息，先生。”我说。我从未对陌生人如此不矜持过。

　　一位名叫米克的男士来车站接我们。趁朗贝尔先生给我拍照时，他已经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车上。我向米克打招呼，但他不会讲法语。现在你该使用英语了，汤森太太说，并教我怎么对他讲“你好”。他红色的头发似乎需要好好梳理一番，随即我想象着踮起脚，触摸他头顶那团乱蓬蓬的东西。像米克那样的男人，让你想要为他或对他做点什么，而不是与他握手，道一声寡淡的“你好”。

　　米克是住在伍德斯韦的唯一男性。他当司机，还兼职园丁和维修工。很快他将被写入我的日记——我在这所新学校接到的第一份作业。晚饭后的一个小时，我被安排坐在汤森太太起居室的书桌前，我要在沙坦先生送我的那本皮面装帧的厚笔记本上写东西。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但米克似乎是个不错的主题，他像树一样不会伤人——不是一棵宏伟的老树，也不是树苗，而是一棵看起来和其他树无异的树。但为了谨慎起见，我没有在日记里写下他的名字。我写的是，在我抵达英国之际，第一位在那儿欢迎我的人是一个头顶有鸟巢的男人。一天后，我决定在那个鸟巢里放几颗云雀蛋。接着我把他写成一名杂技演员，踩着一副高跷走来走去，这样他在果园里干活时就不必用梯子了。他善于保持平衡，那些鸟蛋绝不会从鸟巢滚出来。他对栖息在他头顶的鸟妈妈很好，鸟妈妈孵蛋期间，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睡觉。后来，当小鸟破壳而出后，他会在鸟妈妈未及时回来哺养那几张嗷嗷待哺的嘴时，喂吃的给它们。就这样，他和那几只小鸟成了朋友，即便当它们已经长大可以飞走时，它们也不离去，因为他总是从他的花园里找来蠕虫和蛆，供它们尽情享用。

　　＊＊＊

　　伍德斯韦有十五个女生，我将是第十六个。其他女生尚未过完寒假返校，她们在自己家或朋友家或在滑雪胜地。

　　校舍谢尔布鲁克宅第建造的年代不是太久远，汤森太太告诉我。虽为都铎风格，但没那么老，她说，后又补充道，当然，比起更早建的房子，这栋楼确保提供现代化的便利设施。这附近曾有一家制造厂，谢尔布鲁克制造厂，一位工厂主为他全家造了这栋楼，可他在房子建成前过世。后来这家人的两个儿子均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位工厂主的遗孀和她的三个女儿曾住在这里，过去七年，谢尔布鲁克宅第成为伍德斯韦淑女学堂的所在地。这栋楼用来做女校再合适不过，汤森太太在我抵达那日带我四处参观时这么对我说。

　　这栋楼里没有人，只住着厨娘、她的助手和两名女仆，她们似乎个个神出鬼没。人们通常听到——感觉到——她们的存在，却看不见她们，如同一个人自己的胃。过去几日，我一个人在用餐室吃饭。两名女仆中年纪较轻的埃茜给我端来放在托盘上的食物，可她不会讲法语，当我说着我蹩脚的英语时，她似乎替我感到窘迫。她不比我年长许多，可她已经在挣钱谋生。我寻思法国有没有淑女学堂。法比耶娜和我可以去类似那样的地方打工，在一栋大宅的底层活动。没有人会真正知道我们的身份，也正因为那样，我们会过得开心自由。

　　汤森太太每天给我上两节英语课，分别在早上和下午。她的起居室里摆了很多具有东方风情的物品，它们的名字我听完又忘记。这间房平时不用来上课。但由于女生们还没返校，她解释，我们不妨让自己舒适些。

　　“我发现你在做新的尝试，”一天下午汤森太太对我说，“你是不是在致力于一种不同的手法？”

　　我不知道她在讲什么。

　　“我指在你的写作上，”她说，“你是不是在尝试新东西？”

　　“我的写作？”

　　“我看了看上周你在日记里写的东西。有些地方写得非常棒。”

　　我的日记。我感到的不是惊慌，而是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晚上，我的写作时间结束时，汤森太太不曾要求阅读我的笔记本，但我怀疑她会趁我不在时到我的房间去。那间房很漂亮，真的非常漂亮。从窗户可以眺望果园，白色的蕾丝窗帘雅致极了，我有时坐在窗台上，把那窗帘当作戏服裹住自己。淡蓝的墙纸上绽放着一排排素白的玫瑰，每一朵和下一朵一样美丽无瑕，看起来全都一模一样。屋里的床、五斗橱和书桌——虽然没有一样是新的，我看得出来，但圣雷米的人决未见过比它们更考究的东西。汤森太太会进我的房间、阅读我的日记，那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机灵的我没有描写一个长得像汤森太太的女巫，烫过的头发犹如钢丝，戴着一条看上去像是用煮熟的鱼眼串成的珍珠项链。

　　“这个头发里有鸟巢的男人，他是米克吗？”

　　“哦，不，”我说，“完全不是。”

　　“所以他是你虚构的人物。”

　　“是的，和美。”

　　“你怎么想到虚构这样一个人物的？”

　　我摇摇头，仿佛我被自己难住。在巴黎，记者们问我是怎么构思出这样或那样一篇故事的，我总是表现得好像他们问的问题太复杂，我回答不了，而且也太荒谬。“我不知道，”我对汤森太太说，“我永远无法解释一个构想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养的母鸡，有些很会下蛋，但它们解释不了它们是怎么下蛋的。”

　　“胡扯，”汤森太太说，“作家不是母鸡。”

　　“噢，当然不是，”我说，“我的意思是——”

　　“我十分清楚你的意思。之前报纸援引过你刚才讲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有人教你这么讲。但我必须提醒你：讲那种话，对你自己没有好处。一只母鸡可以被另一只母鸡取代，在我们眼里，所有鸡蛋都是一样的。你明白吗？”

　　“是，和美。”我说，并努力显出严肃的表情。如果汤森太太不知道两只母鸡下的蛋外表是有区别的，那么和她讲什么都没用。

　　她点头，接着把身子向后靠在沙发上，仿佛想更一览无余地看着我和我坐的椅子。“我想，”她说，“我不该束缚你的想象力，所以我的建议是，你继续尽情地随性发挥。不过，像你目前所写的那样一篇奇幻故事，在我看来，未达到你应有的水准。”

　　“我不会再写了。”我说。

　　“不，我不是那意思，”汤森太太说，“照你现在这样写下去。你在写作上任何新的进展都必会引起我和公众的兴趣。”

　　“为什么？”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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