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之书(30)_李翊云

三〇

　　那晚在上床睡觉前，我给法比耶娜写了一封信。明早一起来我就会请酒店的前台接待员替我寄那封信，赶在我们去火车站前。

　　这封信很短，内容大致如下：

　　亲爱的法比耶娜，

　　我在伦敦给你写信。这座城市和巴黎一样大，但我不确定我是否像喜欢巴黎一样地喜欢它。据悉到春天来临时，我会发现更多喜欢它的理由。一旦天气变好，汤森太太说，我们会组织学生来伦敦远足，参观这儿的博物馆，去戏院看戏和听音乐会。她给我买的衣服多得我猜我永远穿不过来。在我的新学校，我看起来将像个洋娃娃。我们还去见了索普先生，他将负责在伦敦出版那本书。他个子很高。我寻思他是否需要一张专门为他定制的床。也许他死后还需要一口专门为他定制的棺材。

　　我想念你，我亲爱的法比耶娜。事实上，我感到极不开心。汤森太太叫我用一个可笑的名字“和美”称呼她。那样好比一头老母猪决定应该给自己起名“玲珑”。

　　我真希望明天我可以坐上另一趟火车返家。

　　阿涅丝

　　我封好信，上床，把脸埋进毯子里哭了起来。这是我自离家以来第一次哭。人们所说的“le mal du pays”也许就是这样。可我的思乡与家乡无关。我想的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人。

　　＊＊＊

　　第二天，在滑铁卢火车站，一个男人走到我旁边，用法语问我，我是不是阿涅丝·莫罗。汤森太太正在和一位行李员讲话，当她转身看到那个男人时，她的表情变得冰冷。

　　“你想要干什么？”她问。

　　那个男人说他是一位摄影师，为巴黎的一家代理机构工作。他听闻莫罗小姐将去英国的一所学校，他想知道，是否可以到那儿给她拍照。

　　“这件事不由她决定。”汤森太太说。她介绍自己是伍德斯韦的校长和我在英国的法定监护人。“我们认为我们的学生没有一个需要不必要的公众曝光度，”她说，“你理当明白吧？”

　　“我明白，”那个男人说，“即便如此，莫罗小姐这趟旅程中的种种时刻仍值得记录。”

　　汤森太太摇头，冷淡而客气地请他见谅，说我们得去赶火车。她催我进了车厢。当我在窗边坐下时，我看到那男人在月台上。我希望我可以露出微笑，表示我并非是没礼貌、不友好的人。毕竟，他是我在伦敦遇见的第一个祖国同胞。和来我们村里给我拍照的巴赞先生不同，这个男人又高又英俊，有一双动人的眼睛，下巴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他不像巴赞先生那样乖僻。

　　“那家伙，”汤森太太说，“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她坐在我的对面，也在望着转身离去的他。

　　我没讲话。虽然我和汤森太太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几天，但我已知晓，我们几乎对每件事都意见不合。以我的身份，我没资格反驳她，但起码我可以选择保持沉默。我想到，那是我喜欢摄影师胜过记者的一个原因：前者鲜少期待我开口讲话；后者向我问个不停。

　　“我的职责是防止你变得轻浮。”汤森太太说。

　　“有个摄影师曾来我们的村子……”我说。

　　“是的，我们都看过他拍的照片，”汤森太太说，“别误会我，阿涅丝。我不是对那个男人有意见。你在英国的时光固然值得记录，但我不赞成他暗中接近你的做法。他应当知道该先同我联系。”

　　“是，和美。”

　　“法国人啊。”她说。在她微笑之际，我想必向后缩了一下。“我无意冒犯你。我的父亲是英国人，但我的母亲是法国人。我有权批评法国，正如你也有权一样。”

　　我为什么要批评法国，或任何国家？但我没那么说。“你出生在法国吗？”我问。

　　“呀，这样才像你，”汤森太太说，“我知道眼前的情形让人感觉应接不暇。可你是作家，你的任务是对各种事感到好奇，并提出问题。”

　　所以我还需要做另一件事。提出问题，不管我好奇与否都要问。

　　火车发出长长的汽笛声。英国火车的汽笛声是这个新的国家第一样让我喜欢上的东西。法国火车发出的声音尖锐刺耳，犹如人的啸叫。我们坐的这列火车——它的汽笛声听起来像在打招呼。我真希望法比耶娜此时和我在一起。她擅长模仿鸟和其他动物的叫声。她多半会学这列年迈、稳重的火车，发出同样的鸣笛声。

　　汤森太太问我坐得是否舒服。我点头。“所以，是这样，阿涅丝，如我先前对你所言，我的父亲是英国人，我的母亲是法国人，可他们在瑞士相识，我也是在那儿出生的。我的父亲在那儿的一所寄宿学校当校长，因而你可以说我生来从事这一行。”

　　我微笑并点头。

　　“瑞士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你将来有一天应该去游览一下。”

　　“是，和美。”我说。

　　“还有伍德斯韦所在的萨里郡，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有人称它为英国的瑞士。”

　　当时即使给我一张地图，我也无法在地图上指出萨里郡或瑞士在哪里。很久以后，在我从法国前往美国的途中，船上一位妇女告诉我，她来自萨克拉门托，那儿是“三角洲的巴黎”。哪个三角洲？我纳闷。把一处地方称作另一处地方，这个愚蠢的把戏，人们永远玩不厌。

　　坐在过道另一侧的两名妇女——一位中年、一位年纪更大——同时看了看我们，然后重新用几乎不可闻的声音继续交谈。我疑惑她们是否听得懂法语。汤森太太似乎不担心被人听到我们的话。

　　“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汤森太太说，“但瑞士和日本是我最喜欢的。奥地利，喔，那地方情况复杂。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值得一游，但除了当地人以外，我看不出有谁觉得那儿是自己的家。英国是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你很幸运，能够在这儿待一段时间。”

　　“你没在法国生活过吗？”我问。

　　“我只游览过，”她说，“要我住在法国，我没兴趣。”

　　对此我无话可讲。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不，甚至比你小很多时，我就想当作家，”汤森太太说，“从九岁生日那天起，我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我写过诗、短篇小说和舞台剧。”

　　“哦。”我说。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一直是个作家，因为我从未停止写作，”她说，她的脸上流露出片刻的想望，“可我不像你，我至今未在写作上取得任何专业成就。”

　　我希望我可以告诉汤森太太，我愿意不当作家。我希望我可以说：给，把我的成就拿去，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尽管拿，但让我回家。

　　她又对我讲了几件她人生的事，主要涉及她的旅行、她持之以恒的作家梦和她献身教学的精神。“我坚信当一名教育家能有所作为，”她说，“在我的全体学生中，阿涅丝，你是唯一可以让我发挥最大影响力的。”

　　“是，和美。”我说，心中充满忧惧。

　　如今回想那趟火车之行，我讶异于一个像我这样木讷的女孩竟难得有一刻把未来看得清清楚楚：在那节车厢内，坐在汤森太太对面，我感到一股想尖叫的冲动，想在那列火车抵达它注定的车站前挣脱出去。然而，事后之见，拿现在证明过去，每个人都能给自己冠上虚假的先知头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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