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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在巴黎,人们认为我让他们了解了乡下荒诞可怕的一面。后来在伦敦,类似的一群人认为我让他们了解了法国在美国占领下的一面,其疯狂和邪恶超乎想象。人们想必推断,一个像我这样天真无知的女孩绝不可能把这世界写成一个疯狂邪恶之所。必定是先有那个疯狂邪恶的世界,然后她所做的只是用她自己的话道出真相。无所畏惧地,他们说。他们想必认为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因为对文明知之甚微,所以不懂畏惧。他们并非全错。譬如,我当时不知道,有些与我同龄的女孩在看到蜘蛛或蟾蜍时,会尖叫得犹如即将被宰杀的猪。

  但我——不,不是我,是法比耶娜和我——呈现给他们的那个世界:它是真的吗?它包含多少真实的成分?我们无法用尺子或秤来度量一个世界,从而得出结论,这个世界离真实差两英寸或两盎司。所有世界,不管是不是杜撰出来的,都一样真实。因此它们又一样不真实。如果我告诉我的父母,我在巴黎摆出姿势让媒体拍照,他们会说我瞎编,没有人会信。巴黎对他们而言不是真实的。不真实的还有我的名气。

  法比耶娜和我共同创造的那个世界:它同我们的胡言乱语一样,是真实的。

  ***

  与媒体的见面会结束后,沙坦先生请一位助理博弗拉小姐带我外出,给我购置一套新行头。当时我穿的是我玫红色的格子呢连衣裙,和我第一次去巴黎时穿的一样。

  不要太贵的,沙坦先生说。博弗拉小姐问他是否也需要给我约一位发型师做头发。他们俩一起打量我,我感到脸上一阵麻刺。几年前,法比耶娜和我曾爱玩一个游戏,不用手、而是轻轻吹气,使彼此的脖子和脸发痒。当她的嘴距我的皮肤一寸、朝我轻轻吹气时,我感到的就是那种麻刺。

  “换个发型应该不错。”沙坦先生说。

  我的头发以前是我母亲剪的,剪得又短又乱七八糟。但有一年夏天,法比耶娜说,与其让我的母亲把我变成一个行走的鸟窝,不如把我的头发托付给她。我照做,结果法比耶娜剪得更好。我的父母不喜欢法比耶娜,但不得不承认,她给我剪的头发更好。她还给她自己剪头发,无需镜子,但需要我协助。左边长出两个指尖,我会说,然后她会再削去一点。

  “我不要剪头发。”我说。

  “你不希望明天摄影师来时,换个模样吗?”博弗拉小姐问。

  “又要拍照?”我问。

  博弗拉小姐和沙坦先生交换了一个眼神。“也许我们应该提早向你说明的,只是我们不想让你在和媒体见面前被太多事搞得难以招架,”博弗拉小姐说,“巴赞先生是一位知名的摄影师,他明天将来给你拍照。他还计划去访问你家乡的村子,记录你在那儿的生活。”

  “他先前和媒体去过那儿,”沙坦先生说,“他想看看你。我们没介绍他与你认识,明天我们可以补上。”

  我不介意在巴黎做任何事——照法比耶娜所言,为了那本书,我有义务那样。让一位摄影师来我们的村子?“可我们村里没什么可拍的东西。”我说。

  “恰恰相反,”沙坦先生说,“我去过那儿,基于我短暂走访的经验,我能向你保证,有很多他可以使用的素材。”接着他走过来,左右拨弄我的头发。“好吧,我们就不改发型,”他说,“我喜欢这样,更符合你本人。”

  博弗拉小姐给我买了一件白上衣、一条黑色的羊毛无袖连衣裙、白长筒袜和一双黑皮鞋。当我从头到脚穿上这身新行头时,我感到泄气。我看上去俨然一头奶牛!她斟酌我是否需要帽子,最后决定不要,但添买了一对深蓝色的发夹,做成蜻蜓形状。这对发夹美得惊人,我决定,就为了这对发夹,我愿意忍受这套可笑的新行头。我问我可否自己拿着这对发夹。

  “你想要我把它们夹在你的头发上吗?”博弗拉小姐问,“它们会使你的头发显得更加乌黑。”

  “不,现在不用。”我说。我换回我的旧连衣裙,把那对发夹放进口袋。我想把其中一个给法比耶娜,另一个留给我自己。

  博弗拉小姐看了看她的手表。那小巧的表面米色、椭圆形,看上去像某个我可以一口吃掉的东西。“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她说,“你想做什么?”

  “我有机会见识一下巴黎吗?”我问。

  “当然有啊,”博弗拉小姐说,“你想看什么?”

  你想看什么?你想吃什么?你想知道什么?这些问题表面上无冒犯之意,其实比人们意识到的更不近情理。假如你问一头奶牛、一头猪或一只鸡,它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哪怕有奇迹让它能听懂并会讲我们的语言,它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假如你问一头奶牛、一头猪或一只鸡,它希望怎么个死法,它也决不会发挥得更好。

  我们中很少有人会自讨没趣地强迫动物在生的问题上给我们郑重的答复,但我们时时对别的人那么做。你长大后想当什么?我丈夫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把这个问题变作全家人的嗜好,在节假日的聚会上盘问家中的小辈。你想游览美国的哪几座城市?他们喜欢问我;或者,你认为是什么使美国成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国家?我时常纳闷,谁准予人们提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那些发问的人谅必从未想过这一点:他们提出问题,他们索要答案,殊不知他们只是讲了一些没头脑的话,只有没头脑的人才会作答来满足他们。

  巴黎有什么我可以看的东西?如果我那么问博弗拉小姐,她会认为我无礼或难弄。然而那是我唯一可以问的真诚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想要某些还未出现过的东西。迄今我对巴黎的认识仅限于我从车里看到的景象:林荫大道、咖啡馆、店面。博弗拉小姐带我去的百货公司令人惊异。无论我转向哪边,都能看见自己的身影映在镜子里和闪闪发亮的黄铜制品上,但即便如此,我知道巴黎不止这些。

  “人们来巴黎去参观的一些地方?”我对博弗拉小姐说,但我开始后悔要求她带我四处转转。如果没有法比耶娜在我身边,巴黎算什么?我应该等着和她一起领略这座城市。

  博弗拉小姐带我去看了埃菲尔铁塔,我的心情因此好转。我们在河畔漫步,走进一座花园,接着又到另一座花园。她给我买了冰激凌,我以前听说过冰激凌,却从未尝过。我尽可能吃得很慢,但那冰激凌融化得很快。

  傍晚前,博弗拉小姐陪我回到酒店。“我安排好了,你的晚餐会有人送至你的房间,”她说,“我想这样对你更方便。”

  我感谢她,当她问我是否还有别的需要时,我鼓起勇气,问她我可不可以用我房间抽屉里的信纸和信封。博弗拉小姐微微一笑,说当然可以。“你打算写信给你的父母,讲讲巴黎吗?”她问。

  我点头。她告诉我,我可以请酒店前台替我寄那封信。我松了一口气。我担心她会主动提出帮我代劳,这样的话,她会发现那信不是写给我父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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