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之书(14)_李翊云

一四

　　有时你听到人们说某某过得很好，某某的一生平淡乏味。他们讲那话时忽略了关键的一点。任何经历都属经历，任何人生都是一种人生。在修道院度过的一天有时和征战沙场的一天同样惊心动魄、生死攸关。

　　有些人只把他们追求的东西算作人生：名气、财富、历险、快乐。他们在别人和自己身上所实现的事，他们不让别人和自己办到的事。对我来说，但凡发生的事都是人生。一只苍蝇掉进汤里死了，和一个泛泛之交提出求婚一样奇特可笑——这两件事我都遭遇过，都不是我主动追求得来的。

　　我是不是一个被动的人？我注意到美国人动辄说人被动，那话的意思绝非称赞。我丈夫的部分家人认为我被动。我不具备他们想象中法国女人该有的特点。照我所见，妄下这种定论的人，他们把一切外在活动当作衡量坚决果断、个人长处和美德的标志。可我养的鸡，脑袋很小，似乎从不厌倦四处走动、啄食、咕咕叫、用爪子刨地。那些鹅安静得多。它们不因一丁点细微的动静而拍翅膀，它们在池塘里漂游时，身体久久不动，让你知晓它们愿意余生都活在它们如水一般的梦里。可人们从不说鹅被动。

　　两个不断追求生活经历的人很难迁就彼此。

　　两个背负着经历的人很难在生活中相遇。

　　正因为如此，法比耶娜和我是天作之合。我们是完美的一对，一方追求另一方可能经历的所有事。

　　一九五三年的夏天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不知道法比耶娜是否和我意见一致。如今问她为时已晚。不过就算她的鬼魂在我旁边，我能从她口中问出什么？快乐——法比耶娜的鬼魂也许会说：你现在怎么让自己越来越白痴了，阿涅丝？快乐的日子、不快乐的日子：都是日子，没有哪一天比另一天更长。

　　我们曾经考虑栽种快乐，我会提醒她的鬼魂。你的快乐和我的快乐，两种作物，记得吗？

　　这鬼魂可能会把那视为小孩的游戏，不予理会。什么是快乐？她也许会问我。

　　快乐，我会告诉她，是度过每一天时不用引颈盼着明天、次月、来年，不用伸出手阻止每一天变成昨日。

　　你有体会过那种快乐吗？法比耶娜的鬼魂会问。

　　有，我会说。

　　那种快乐正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夏天所感受到的。和往年的每个夏天一样。法比耶娜与我整日待在一起，纵然有一半时间，我们只是躺在墓地或树下，不怎么说话。当我们真的开口时，我们聊我们的书：那个村里的邮递员和两个计划让他日子不好过的朋友。我们想去找德沃先生时就去找他，但若把我们共度的日子比作一汪池水，他无非是一根漂浮在那水面上的树枝。

　　只有一次我心生忧虑，因为铁路工人罢工。“如果到秋天我要去巴黎时，火车依旧不开怎么办？”我问法比耶娜。

　　“还有好几个星期。你干吗连将来那么遥远的事也要想？”

　　“可写书，写的不都是将来的事吗？”我问。

　　“都是将来的事？”法比耶娜说，“别胡说八道。”

　　我没和她争论，但我暗中收听广播里有关大罢工的新闻。罢工结束时，我松了一口气。

　　在大罢工期间，德沃先生没去邮局上班，他纠缠不休地问我们要给他看的那本书的内容。当他终于读了前半部分后，我们看不出他是否认为我们在取笑他。他没多说什么，但他点评我们俩都有进步，说他相信，我们到九月份可以完成这本书。

　　＊＊＊

　　九月，我独自前往巴黎，因为沙坦先生要求德沃先生这次别陪我去。

　　在巴黎没有人知道法比耶娜，但新闻界的人个个听说了德沃先生。他们问我，我如何在他的辅导下学习写作，他如何影响我对世事的理解，我是否计划写更多书，我会不会在未来的写作事业上继续寻求他的指点。他们似乎都熟知那本书，甚至比我更熟悉。

　　你在书里描述了一个被处死的美国黑人，你认识这样的人吗？有人问。你认识一个把自己刚出生的宝宝闷死、丢到猪饲料槽里的女人吗？另一人想知道。你自己养猪吗？你亲眼看过一个疯子和一头奶牛性交吗？或是另一个疯子砍下鸡的头，让小孩看无头的鸡会怎么跳舞？你果真在那些小孩死前答应他们，你会把他们写进一本书里，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故事吗？你有没有给他们改名换姓？德沃先生如何发现你的？是你主动求助于他，还是他说服你，把你写的东西拿给他看？

　　我在回答那些问题时，用事后媒体的话说，“稳健而自信”。我，阿涅丝？我有什么自信？但幸好我想出一个办法，怎么让自己显得最像少年作家：我在现场想象一个半是法比耶娜、半是阿涅丝的人，我毫无困难地让自己置身于那人的处境。一个谜一般的女孩，用良好的直觉弥补她所受的教育不足——那是媒体要看到的形象。

　　我可以洞察到沙坦先生脸上的满意之色。我有种感觉，我的表现不是太糟，但记者们不断重提那些稀奇古怪的病态内容，他们告诉我，那一点是我的故事的标志性特征。我们在这间房里见到的你，始终是个斯文的女孩，你怎么会让自己被可怖的画面迷住，大多数成年人都不敢正视这样的画面？有人想知道。乡下一定有美丽的风景，不是吗？——你为什么没兴趣写写这些风景？这些故事有多少来源于你的生活，多少出自你的虚构？讲骇人的故事是否让你获得快乐？你的父母有没有读过你写的东西？你的老师呢？你和同学之间的友谊怎么样？他们知不知道你在写书？他们觉得你书里的故事是熟悉，还是完全离奇？

　　此行，我学会放慢语速，仿佛在开口讲话前我必须再三组织句子。我可能看上去像个白痴，但我也在此行中学到，一个普通的乡下姑娘可以改头换面。一个在与自己进行秘密交流的女孩，其中一位记者这么形容我话语间的停顿。倘若我是在为话剧中的少年作家一角试镜，我不会成功，但眼下不是试镜。生活的好处在于，大多数时候，你不用为了演自己而试镜——或在这个例子上，演的是法比耶娜和我自己合并成的一个人。如果媒体认为我的身上有某些高深莫测之处，那是因为他们决搞不清我是一个双面女孩。高深莫测的人是法比耶娜。我做的仅是向陌生人展示出那神秘的一面，在必要时添加一点亲切和甜美。

　　一位男士问，有没有哪位巴黎的作家是我很想见面认识的。我看得出沙坦先生希望我给出一个漂亮的回答，赢得观众的青睐。当我没有马上讲话时，他插嘴，说他当然会安排我与可以指导我的作家见面，也会邀请媒体记录报道那些会面的实况。提出该问题的男士点点头，然后转向我，坚持要听我的意见。的确巴黎有许多作家。可惜他们的名字不会自动在我的嘴边生成。“我想不想见其他作家？想，当然想啊！”我说，“我们家的奶牛和山羊有时对新来的成员不友好，但我们家的兔子时常好奇有没有其他兔子顺道来探访它们。”

　　那些男士都哈哈大笑。“你的意思是，”那位锲而不舍的记者说，“有些作家像奶牛和山羊，其他作家像兔子吗？”

　　“恰是反过来，”我惊呼，“我认为兔子像作家。它们是充满好奇、不会冒犯人的动物。”

　　那些男士发出更多笑声。“小姐，等你对写作的人有更多了解吧。”一位记者说。

　　一时间我无法断定这话是不是表示我出了娄子，但沙坦先生赞许地朝我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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