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尽头(111)_燕妮·埃彭贝克

一一一

　　§3

　　一个男人坐在维也纳的“博物馆”咖啡馆，面前放着一杯水，他在考虑要给母亲带点什么回去让她高兴，母亲在维也纳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他应该给她买一个圣史蒂芬教堂的小铜像呢，还是直接去萨赫酒店买一块萨赫蛋糕，或者索性去阿伦贝格广场折一根树枝带给她，那里离她以前住过的公寓不远。他实在难以想象他的母亲曾经是个孩子。一年半之前的某天，他送她去养老院，到的时候发现她已戴好帽子，穿好外套坐在门厅的椅子上等他来，她自我介绍说是奥匈帝国军队的少校，整装待发。她身边放着一只深蓝色的小手提箱，膝盖上放着那个装着金纽扣的小盒子。他很熟悉这个盒子，在乌法时，他常用这些扣子问保姆买两公斤（有时甚至是三公斤）空气。他等母亲回家等得无聊时，就擦拭这些纽扣，也常常盯着上面的双头鹰看。现在，在维也纳，这只鹰不仅在霍夫堡宫顶上，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展开翅膀，同时望向左右两侧：铸铁栏杆上、喷泉旁、建筑物入口上方，甚至在他刚刚买香烟的烟草店的招牌上，尽管到皇帝离世到现在已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在这里仍然随处可见的这只鹰在它的两个头上方展开翅膀，仿佛要把它们抱在一起。

　　时间在维也纳真的如此缓慢？

　　或者根本无所谓流逝？

　　曾有一个国家建立在德国东部，这个国家存在了四十年，有一种日常生活存在了四十年：新建筑，学童，社会主义的胜利，“请等候入座”，劳动英雄①，十芬尼的车票，“我会写篇请愿书”，有时去合作社买冰激凌，卡尔·马克思路和安德烈路的拐角处是五月一日的集合地点，在韦尔德采樱桃，恩斯特·布施②歌唱农民战争，电梯又卡住了，亲爱的男女同志们。而在完整的一段生命结束后，过去的日常生活和国家分崩离析，消失不见，它们被踩在地上，从地图上抹去、瓦解，被人民扫除了。然而在维也纳，他感到曾经存在的一切都经受住了岁月。战争快结束时，维也纳还被轰炸过，母亲总这样说，这是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因为他在这里看到的所有建筑都是如此巨大，如此毫发无损。

　　﹛① 民主德国时的一个荣誉称号。﹜
　　﹛② Ernst Busch（1900一1980），德国著名歌手、演员。﹜

　　尽管边境开放以来他常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也去了伦敦、的里雅斯特，甚至还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去纽约看了自由女神像，但这个男子私下总还是把维也纳称作西边的外国，而“博物馆”咖啡馆的咖啡气味——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会让他想起第一任女友曾经收到的联邦德国的亲戚寄来的包裹。他仍然会把新时代称作胜利者的时代，而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惊叹，那所谓现代的优越性唯独也仅仅根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现代已经存在了一百五十年。不管愿不愿意，他看得出这里的人们习惯开快车，了解报税，早餐时会毫不犹豫地问服务员点一杯普罗赛柯起泡酒。从他们走进门，让门“砰”的一声关上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确信，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处在恰当的世界中。

　　现在他也坐在这个恰当的世界里，现在他的钱包里甚至有恰当的钱，尽管他为了节省西边的货币，面前只放了一杯水。我得待在外面。这些标志上画着狗的形象，它们禁止进入肉店、餐馆和游泳池，德国东边也有这些标志，和西边的一模一样，也可能世界各地都一样。曾经将他与西方分隔开来的边界早已倒塌，但这边界似乎已经滑入他的内心，至今还将他过去的样子与他现在应该成为的或能够成为的样子分隔开来。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分辨出另一个人的，他上次探望时母亲对他说。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吃早餐时都不想喝普罗赛柯起泡酒。他也完全不在乎其他人是否能从他的眼神、他的头发和脸颊看出，他来自那个——理所应当、终于、感谢上帝、的确是时候——沉没的国家，那里“真是个笑话”，有人民企业，五月一日那天纽孔里别着红色康乃馨，弄虚作假的选举，老人戴着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贝雷帽，学校里讲授辩证法。人！这个字眼听起来多么令人自豪。①清晨六点他从夜班火车上下来，看到车站里有一些人睡在纸板上。过去四十年来，他身处在哪个世界呢？那个世界去哪里了？他在余生中拥有的心脏是狗的吗？

　　﹛① 出自高尔基剧作《底层》。﹜

　　之后他独自走出咖啡馆，打算在下午赴约前稍微逛一会儿，纳旭市场上在卖马肉、香草、苹果和鲜花；他转了一圈，然后穿过去，到维也纳右道走走。现在时候还早，那里的成人影院还没营业，他漫无目的，盲目地在一条小路上漫步，毫无计划地右转，然后继续走。电车轨道，建筑物的入口处散发着石灰和灰尘的气味，仿佛已经是夏天了，他沿着一排脏兮兮的商店橱窗一直往前走。他很高兴，因为他不必去那些对维也纳不熟悉的人会游览的地方，他喜欢就这样简简单单穿过日常生活。很久以前曾有一位天使守护在大门入口上方，那里现在已不再是低矮的房屋，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有五层楼的现代化酒店。

　　1945年3月，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他的曾外祖母居住过的那栋楼成了为数不多的炸弹的牺牲品，不过当时，曾外祖母已经死了四年多，她的公寓早就被清空，转手给了其他人。但他既不知道他的曾外祖母是谁，也不知道她曾经住在哪里，当旋转门将一群游客放行到人行道上时，他让开了路。对这个男人而言，维也纳的历史已经被彻底洗刷干净，一代人的时间还没过去，这个城市就与他这个维也纳女人的后裔再也没有任何关联。一代人的时间还没过去，出生的地方和家乡已经是两回事。他是自由的，双重的自由，他的内心就像一个广阔的黑暗国度，无时无刻不承载着母亲从未告诉他或向他隐瞒的所有故事，也许甚至承载着连他母亲也不知道的、没有经历过的故事，他无法摆脱它们，但也不会失去它们，因为他完全不了解它们，因为这一切都深埋在他的内心，因为当他从母亲的子宫里滑出来，他体内已充满不属于他的空间，那是他无法凝视的内在。

　　差不多四十年前，他的父亲在柏林待了三个星期，但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他的父亲后来一直生活在沃尔库塔，十二年前在那里去世，但儿子对这些事一无所知。儿子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安家，比如在柏林。如果他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并且有可能知道要向谁提问的话，那么一位维也纳犹太社区的专员肯定会拿出一份名单，并告诉他：他的曾祖母在1941年2月第一次被送到奥波莱，他的外祖母在维也纳卢布林区搬了六次家，然后在1942年7月经明斯克被送到玛丽·特罗斯特内兹灭绝营，他的小姨在朋友家躲了好几个月，于1944年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然而对这个男人来说，维也纳只是和其他大都市一样，尘土飞扬。链桥巷、玛利亚希尔弗大街、七星街、月光巷。在那边，就在街对过①——正如他母亲会说的那样——是一家卖老物件的商店。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会在这里找到可以送给她的东西。

　　﹛① 此处用“drüber”来表达“对面”的意思，属于不太常见的用法。﹜

　　小座钟就放在入口旁边的货架上，刚刚无力地敲了十下，可他知道，现在至少已经十一点半了。他扫视了一圈，看到了桌子和橱柜，藤椅，矮凳和搁脚凳，塞满了装饰物的玻璃柜，古老的银质餐具，从天花板垂挂的吊灯，墙上挂着的油画、镜子、气压计、十字架，架子上放着烛台、盘子、书籍和玻璃杯，桌子下面放着桶和堆满衣物的篮子。一切都紧紧地挤在一起，每一件东西都在另一件上投下阴影，于是，即使在这样明媚的五月天，房间也处于它自己的暮色之中。男人刚开始没看到售货员，也没有人跟他打招呼，直到眼睛适应了昏暗的光线，他才看到在商店的最里边，有一个男人正坐在扶手椅上读书。

　　母亲会喜欢什么呢？母亲搬去疗养院时，除了绣着乌兹别克太阳的黄色壁毯，他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的深蓝色小手提箱，还有那个放着金纽扣的小盒子，她什么也不愿意带。他很想买下书架上这套完整得出奇的《歌德全集》自己收藏，而且价格肯定不会像在正经的古董书店里那么贵。他随意抽出书脊有点刮花了的第九卷，翻了一下，“永别了”，然后又放了回去，他不知道坐着火车要怎么把整套歌德全集带回柏林。那个镶着紫水晶的胸针或许不错，或者那个印有维也纳市徽的银勺，但他不想劳烦店主打开玻璃柜。最后，他看到一幅微型双人像，靠在一只迈森汤碗旁，上面画的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盟友形象，画上写着“坚定团结”。他的维也纳母亲最终流落到了普鲁士，他觉得这个礼物可能合适，而且这幅画的政治意义已经遥不可及。他从架子上拿下这幅画，走近了问那个男人：打扰一下，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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