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尽头(80)_燕妮·埃彭贝克

八〇

　　三个人一起笑了。但是，如果H同志——她究竟还算不算同志？——碰巧在审讯时想起他讲过这个笑话，那肯定会让他大难临头。于是S同志便会选择右边的那一摞，而不是左边的。

　　唯有当这个回忆没有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情况下，H的那份文件才会落在左边的那一摞上面，被转交给L同志。

　　L同志也许——谁知道呢——会在翻阅档案时突然问自己：H就是那个女人吧，每次开会，他经常从远处欣赏她那头漂亮的红发，但从来没人介绍给他认识。于是他会顺带问一问刚拿着新档案进来的秘书，问她知不知道这个H是什么样的，秘书会说：哦，那个红头发犹太人。接着，在秘书离开后，他会将H的履历放在右边那一摞上。

　　尽管她显然是那个曾经公开辱骂过他没种的H 同志的妻子。

　　但据他所知，H已经被捕。

　　随后，在他继续整理档案之前，他会在某一刻试着想象，这个有着乳白色皮肤的红发犹太人，双腿间可能是什么模样，毛发也是红的，还是金色的？

　　但是，假设秘书在L同志手里拿着H档案的那一刻没有走进房间，那档案很大概率依旧会落在L 同志左边那摞上，并转交给F同志。

　　F同志与H同志很熟，也认识她被捕的丈夫。他认为，他们两人完全不可能是所谓的托派间谍。他办公桌右手边的文件堆上已经有五位好友的档案，他会为他们直接向斯大林求情。超过五个就完全没意义了，这一点他很清楚。

　　也许他会起身从架子上拿一瓶伏特加。当他倒满一杯、一饮而尽时，他想起了在作家协会最近的那次座谈会上，他被称作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

　　也许他会回到办公桌前，再次查看朋友们的档案，最后从中取出其中一份放在另一摞上，也就是左边的那摞上，同时把H的文件放在右边。

　　不久之后，他只把左边一摞里的档案转给他的苏联同志Shu。

　　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他没有把H和他的五个朋友中的一个调换，而是把她转交给 Shu同志，会怎么样呢？

　　那么，Shu同志仔细研究了H的档案后可能会看到，不，肯定会看到，丽莎·法伦瓦尔德，简称F，实际上是H同志，因此她这天便不会被归到德国同志的配额中，无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

　　一周后，到了要逮捕H到M字母的时候，H会破例在老朋友O家过夜。在实施逮捕的前一天她会在红罂粟咖啡馆偶遇O，并向她诉说自己的孤独，这种孤独只能向这样一位相识多年的好友倾诉。

　　H被捕后，我真是前所未有地孤单，她会对朋友说。于是，O会挽起她的胳膊，带她走出咖啡馆，和她一起沿着阿尔巴特街散步，一直走到O的家所在的公寓楼。深夜，H还会和她的朋友讲九岁的萨沙和纸飞机的事，接着开始哭泣。随后O会在她小房间凸窗的位置铺一张床，让她的朋友H留下过夜。

　　因此当轮到字母H时，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执法人员去她家便会扑了个空，于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因为接下来的一周就轮到了字母N，比如诺伊维德纳，此时H同志的苏联国籍申请也被批准，于是她永远脱离了Shu同志的管辖。

　　到了1938年底，秘密警察首脑叶若夫被捕，按配额进行大清洗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尽管许多被叶若夫逮捕的人再也没有出现。H同志本来还会写许多信，想打听出她丈夫处境如何，身在何方，但这些信没有一封会得到答复。她还会去办事窗口许多次，询问他的下落，还会很多次看到和听到一个又一个工作人员在她面前气急败坏地关上小窗。其他来问询的人运气更好，他们会在这些窗口前得知，她们的丈夫或儿子被关在另一所监狱，或者已经被流放，他们很可能会在流放之地饿死，也可能会冻死。于是她们开始叫喊或恳求，也有些人只是默默流泪，一言不发。

　　至于谋生，她不可能像被捕的V的妻子那样做裁缝；那次经历早就让她明白自己在这方面确实没有天赋，邋遢和破烂。她也不能申请去做莫斯科李卜克内西德语学校的老师，因为这个学校的几乎所有教员都被逮捕，在半年前就关闭了。在马恩研究院、莫斯科广播电台、出版德语书的苏联出版社，以及《德意志中央报》——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被捕的H的妻子。

　　但她肯定不是妓女。

　　是吗？

　　两双鞋？一升奶油？十五个土豆和半磅黄油？

　　尊敬的季米特洛夫同志，请帮帮我。请您给我工作。不要让我堕落。

　　为了让这具身体活着，将身体和身体的开口一次出卖一个或半个小时，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她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能在最后一刻成为《国际文学》杂志苏联诗歌的译者要感谢谁。

　　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一首诗到底在什么地方？只有在这片文字无人区度过的几小时里，她才会偶尔想起除了自己所爱的男人和自己的不幸之外的其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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