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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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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听着由伦纳德·伯恩斯坦[151]演奏的《春之祭》;“春的轮舞”中那个著名的抒情片段使我觉得不对劲;我翻开了乐谱: ![]() 它在伯恩斯坦的演奏中成了: ![]() 上述乐段的新鲜魅力表现在旋律的抒情性与机械而又不合常规的奇怪节奏之间的张力关系;假如这节奏不能得到确切的、像钟表一样精确的遵守,假如有人要将它散板化,假如在每一个短句后面延长最后一个音符(伯恩斯坦正是这样演奏的),张力便消失了,乐段也就庸俗化了。 我想起安塞美的挖苦。我一百倍地更喜欢斯特拉文斯基准确的演绎,哪怕他“紧紧抓住指挥台上的谱架,唯恐站不稳倒下来,而且在数着拍子”。 §三 身为乐队指挥的雅罗斯拉夫·伏盖尔在他论雅纳切克的专著中,谈到了科瓦洛维茨对《耶奴发》乐谱的修改。他赞成改动并为之辩护。令人惊诧的举动;因为,纵使科瓦洛维茨的修改是有理、有益、有效的,从原则上它也是不可接受的,在一个创造者的原版与一个改动者(审查者、改编者)的改版之间作仲裁,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反常的。毫无疑问,人们完全可能把《追忆逝水年华》中的某个句子写得更好些。但上哪儿去找这么个愿意读一本修改后的普鲁斯特作品的疯子呢? 再说,科瓦洛维茨的修改也不尽是有益、有理的。仿佛为了证明其正确,伏盖尔援引了最后一幕的一段:在发现她的孩子被杀死之后,在虐待孩子的后母被抓起来之后,耶奴发独自与拉科留在了场上。过去,拉科出于对斯特沃的嫉妒和复仇,砍伤了耶奴发的脸;现在耶奴发原谅了他:他砍伤她是为了爱情;同样,她犯罪也是为了爱情: ![]() 这一句影射她对斯特沃的爱的“如同过去的我”,是很快地说出来的,就像一声轻轻的叫声,用逐渐升高的并且中断的音符唱出;仿佛耶奴发回忆起了某种她想立即忘掉的事。科瓦洛维茨加长了这一乐段的旋律(如同伏盖尔所说,他“使它如花怒放”),把它变成下面这个样子: ![]() 伏盖尔说,在科瓦洛维茨笔下,耶奴发的歌不是变得更美了吗?同时这歌唱不是仍保留了雅纳切克的风格吗?是的,如果人们想模仿雅纳切克,人们便无法做得再好了。但是,这仍免不了让我们说,追加的乐段是荒谬的。在雅纳切克笔下,耶奴发怀着强忍的厌恶,匆匆地回忆了她的“罪过”,在科瓦洛维茨的笔下,她动情地投入这一回忆,她久久地滞留其中,她为之感动(她的咏唱拉长了那些字词:爱、我、过去)。这样,面对着拉科,她唱起了对拉科的情敌斯特沃的怀恋,她唱起了对给她带来一切不幸的斯特沃的爱!作为雅纳切克坚定拥护者的伏盖尔怎么能赞成这样一种心理学上的荒谬行为呢?他不是知道,雅纳切克的美学反叛的根基,恰恰是拒绝把日常心理学的非现实主义用于歌剧实践吗?他怎么能同意这样的处理呢?怎么可能爱一个人而同时又误解他至此程度? §四 然而,伏盖尔有他的一定道理:是科瓦洛维茨的修改使得歌剧变得稍稍合乎常规,导致它获得成功。“大师啊,让我们稍稍改变一下您的面貌,人们就将爱您。”但是,大师现在拒绝以这种代价获得人们的爱,他宁肯被人憎恨,被人理解。 一个作者拥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使人认识他的原来面目?不太多,三十年代在被法西斯德国吞并的奥地利,赫尔曼·布洛赫就没有太多的办法,后来在他移居他国的孤独中也不太多:做几次讲座,阐述一下他的小说美学;然后,就是给朋友、读者、出版商、译者写信;再如,他也极其注意印在他的书的护封上的文字,一点一滴都不放过。在一封致出版商的信中,他明确表示,反对在《梦游者》的介绍性文字插页中把这部小说与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152]和伊塔洛·斯韦沃[153]的作品相比的建议。他预先提出一个反建议:把《梦游者》与乔伊斯和纪德排列在一起。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一建议:布洛赫—斯韦沃—霍夫曼斯塔尔的背景与布洛赫—乔伊斯—纪德的背景之间,区别究竟在哪里?前一个背景是广义上的和模糊意义上的文学的;后一个背景是特殊意义上的小说的(布洛赫所倚仗的是写《伪币制造者》的纪德)。第一个背景是小背景,也就是说,地方的、中欧的。第二个则是大背景,即是说国际的、世界的。通过把自己与乔伊斯和纪德并列在一起,布洛赫坚持将他的小说放在欧洲小说的背景中来考察;他意识到,《梦游者》跟《尤利西斯》或《伪币制造者》一样,是一部推动了小说形式革命的作品,一部创造了另一种小说美学的作品,这种美学只有在小说作为原样的小说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被理解。 布洛赫的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任何重要的作品。我反复强调这一点是从来不会足够的:一部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只有在国际的大背景中才能得到珍视。这一真理对于任何处于相对隔离状态的艺术家尤为急切。一个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一个“新小说”作者、一个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作家,都有一代人、有一个世界著名的运动支持,他们的美学纲领可说是先于他们的作品而存在。但贡布罗维奇呢?他身处何地?怎样理解他的美学? 他于一九三九年离开祖国,是年三十五岁。他随身所带只有《费尔迪杜凯》,一部用波兰文写成的尚未出名、在国外更是默默无闻的天才小说,这简直就是他的艺术家身份证。他远离欧洲来到阿根廷。他令人难以想象地孤独一人。从未有一个阿根廷大作家靠近过他。反共产主义的波兰移民对他的艺术很不感兴趣。整整十四年中,他的环境一点儿也没变,直到一九五三年他才开始写作并发表了他的《日记》。在日记中,人们对他的生活了解不到太多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番对他立场的陈述,一种美学上和哲学上永恒的自我解释,一部他的“战略”的教科书,或者更不如说,他的遗嘱;并非他那时想到了死期,他是想把他对自身和对自己作品的理解,作为最后的和最终的遗愿那样诉诸世人。 他以三种关键性的拒绝划定了自己的立场:拒绝对波兰侨民政治介入的屈从(并非他有亲共产主义的倾向,而是因为介入艺术的原则令他反感);拒绝波兰的传统(在他看来,只有与“波兰性”相对立,摆脱它沉重的浪漫主义遗产,才能真正为波兰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最后,拒绝六十年代的西方现代主义,“不忠实于现实的”、小说艺术上一无是处的、学究味十足的、冒充高雅的、沉湎于它的自我理论化的贫乏的现代主义(并非贡布罗维奇不那么具有现代性,皆因他的现代主义是另外一副样子)。“遗嘱”的这第三“款”尤其重要,同时也被固执地误会。 《费尔迪杜凯》发表于一九三七年,比《恶心》早一年,但是贡布罗维奇默默无闻,而萨特已举世闻名,可以说,《恶心》抢占了贡布罗维奇在小说史上应占的地位。当存在主义哲学在《恶心》中披上了小说的奇装异服(就好像一个教授为了吸引昏昏欲睡的学生,决定以小说为形式给他们上一堂课)时,贡布罗维奇已写出了一部真正的小说,它和喜剧小说的古老传统(拉伯雷、塞万提斯、菲尔丁意义上的小说传统)结合得如此之巧妙,以至于存在问题在他的作品中显出一种非严肃性的、滑稽的光彩。 《费尔迪杜凯》是那些标志着——在我看来——小说历史第三时开端的力作中的一部(《梦游者》也是,《没有个性的人》也是),它使巴尔扎克以前小说的遭人遗忘的经验获得新生,它夺取了以往被认为专留给哲学的领地。至于是《恶心》而不是《费尔迪杜凯》成了这一新发展方向的榜样,这事本身也带来了棘手的后果:哲学与小说的新婚之夜是在相互的厌烦中度过的。贡布罗维奇的、布洛赫的、穆齐尔的作品(当然也包括卡夫卡的作品)在诞生之后的二三十年才被人发掘,它们再没有必要的力量去诱惑一代人或创造一场运动;它们被另一种在许多方面可说是对立的美学流派介绍出来,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敬佩,但不为人理解,我们几乎可以说,我们世纪的小说史中最伟大的转折点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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