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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细节的共谋关系

  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变形并不显现为一次漫长的进化,而体现为一种心灵的顿悟。别祖霍夫从无神论者到宗教信徒的转变易如反掌,令人瞠目结舌。他跟妻子闹翻后在一个驿站遇到一位云游四方的共济会人士,没聊几句话,两人一拍即合,别祖霍夫原先的精神思想便彻底动摇了。易如反掌的转变并非由于心血来潮的朝三暮四。透过这次踪迹清晰的改宗,人们可以猜度到他内心中隐藏的一段无意识的准备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宗只是一次总爆发罢了。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受了重伤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正在渐渐地恢复,回到生命的怀抱。此时此刻,他心中年轻人的辉煌世界一下子崩溃了:这并非出于理性的、逻辑的思考结果,而是出于他与死神的一次简单交手,出自他投向苍天的一道久久的目光。正是这些细节(投向苍天的一道目光),在托尔斯泰的人物所经历的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后来,安德烈从他怀疑论的旋涡中探出头来,重新奔向积极的生活。这次转变发生在与皮埃尔一起碧流泛舟的长谈之后。皮埃尔积极、乐观、关心他人(他的进程的当时阶段就是如此),与安德烈愤世嫉俗的怀疑论势不两立。但在交谈中,他却显得有些幼稚,滔滔不绝地鼓吹着陈词滥调,倒是安德烈显得才华横溢,妙语连珠。比起皮埃尔的话语更为重要的是紧接着交谈而来的沉默:“跳下小船后,他抬起头望着皮埃尔指给他看的蓝天,从奥斯特里茨战役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又看到了无边无际的高不可测的苍天,在战场上,他曾这样久久地眺望过。在他心灵深处,一股喜悦与温柔的暖流重又流淌起来。”

  这一感觉是那么短暂,紧接着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安德烈知道,“他从不懂得去培育的这一感情正活跃在他心中”。很久以后的一天,一个细节的共谋关系(投在橡树簇叶上的一瞥,无意中听到的姑娘们的欢声笑语,意外的回忆)就像点燃一场烟花芭蕾一样点燃了这一感情(因为它“活跃在他的心中”),并使它发出明亮耀眼的光。昨天还津津乐道于隐退生活的安德烈一下子就决定“秋天动身去彼得堡,甚至打算在那里谋一个职[……],他双手叉在背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会儿双眉紧蹙,一会儿又喜笑颜开,脑海中掠闪过所有那些无理的、无以表达的、像罪孽一样秘不见人的思想,与这些思想奇怪地搅和在一起的,有皮埃尔、荣誉、窗口上的姑娘、橡树、美、爱,所有这些完完全全改变了他的生存。

  在这一时刻,如果有人进来,他会显得格外的冷淡、严厉、干巴巴、毅然决然、具有逻辑头脑[……]他似乎想以这过度的逻辑为他在自己内心所做的这整个不合逻辑的秘密之事向某人进行报复”。(我换用了字体以强调涵义丰富的句子或词组。——米兰·昆德拉注)(让我们回想一下:正是这样一种差不离的细节的共谋关系:遇到的一张张丑陋的面貌、火车包厢中无意听到的话语、意外的回忆,所有这些,在托尔斯泰的下一部小说中,促使安娜·卡列尼娜下定决心自杀。)

  在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内心世界中还有另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博罗季诺战役中受了致命重伤后,他躺在军营的手术台上,突然感到周身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平静和调解的情愫,一种永远不离开他的幸福感,这一幸福感因战争场景的无限残酷而显得尤为怪异(尤为壮美),在一个还没有麻醉药的年代,手术的残酷是可想而知的,它描写得越是惊人地细致,主人公的幸福感也就越是奇特;奇中最奇的是,它不合逻辑地唤起了出乎意料的记忆:当护士过来脱掉他的衣服时,“安德烈回想起了遥远的童年时代”。

  再往下,我们可以读到:“在所有这一切痛苦之后,安德烈感受到一种很久以来就一直没有再体验到的安逸。他生命中最最美好的时刻,尤其是他幼年的时光,当大人给他脱衣服,把他放到小床上哄他睡觉,当他的奶娘给他唱着摇篮曲,这时,他的脑袋埋在枕头中,幸福地感到生命的充实——在他的想象中,这些时刻并不表现为过去,而是作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只是在一会儿以后,安德烈才在相邻的手术台上看到了他的情敌,娜塔莎的诱惑者阿纳托尔,这会儿,医生正在锯他的一条腿。

  对此场景,人们通常可读到这样的描述:“受了伤的安德烈看着他那一条腿被截掉的情敌;这一场面使他心中充满对他的情敌以及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无限怜悯。”但是,托尔斯泰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启示并非出于那么显然、那么合逻辑的原因。那是一种奇妙的转瞬即逝的形象(回忆起小时候人们像现在的护士一样给他脱衣服)在启动一切,他新的变化,他新的视觉形象。短短的几秒钟之后,这神妙的细节就被安德烈自己忘得干干净净,同样,它也很可能被大多数像“阅读”自己亲历的生活那样不认真地、稀里糊涂地阅读小说的读者们忘却。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一个大变化,这次是皮埃尔·别祖霍夫的变化,他下定决心要杀死拿破仑。他是在以下的插曲之后做出该决定的:他从他的共济会朋友那里得知,拿破仑与《启示录》第十三章中的敌基督完全为同一体:“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假如人们把法文字母表译成数字,那么拿破仑皇帝(l’empereur Napoléon)这个词正好是数字666。“这一预卜使皮埃尔十分震惊。他经常自问究竟谁能将那恶兽——换句话说,就是拿破仑——的势力消灭干净;他绞尽脑汁地想通过类似的数字预测找出问题的答案。他首先试了一个词组:亚历山大皇帝(l’empereur Alexandre),然后又是:俄罗斯民族(la nation russe)。但总的数目不是超过666就是不足666。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地写上了自己的姓名: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comte Pierre Bésouhoff),但还是没有预期的数字。他用z代替了s,又加上了小词de和冠词le,仍然得不出预想的结果。此时,他的脑子里冷不丁爆出一个念头:假如问题的答案真在他的姓名中,那就必须加上他的国籍。他于是写道:俄罗斯人别祖霍夫(le Russe Bésuhof)。这些数字相加起来为671,多了5。5代表了一个e,与在皇帝(empereur)一词之前的冠词中省略的e为同一个字母。减去他姓名前的这个e虽然不合语法,但恰好给了他梦寐以求的答案:l’Russe Bésuhof——666。这一发现使他大惊失色。”

  托尔斯泰所描述的皮埃尔将自己姓名的拼写变化百般腾挪以求得一个666之数的谨小慎微的方式确实是喜剧性的,令人忍俊不禁:l’Russe,这是一个极其精彩的拼写笑料。一个无疑算得上聪明而热情的人做出严肃而勇敢的决定,难道会基于一个荒唐的愚蠢念头吗?

  对人您是怎么想的?对您自己您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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