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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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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奏鸣曲作品第111号。它只有两个乐章:第一乐章具有戏剧味,以一种多多少少古典的奏鸣曲形式作成;第二乐章,具有沉思的性质,以变奏曲的形式(在贝多芬之前,这种形式在一首奏鸣曲中是极不寻常的)写成:在个别的变奏之间没有对比,只有一个渐强乐段给前一个变奏加上某种新的色调变化,就这样,它给了这长长的乐章一种特殊的调式整体性。 一个乐章越是在自己的整体中完美无缺,它就越是与另一个乐章相对立。时间长度上它们很不成比例:第一乐章(在施纳贝尔[102]的演奏中):八分十四秒;第二乐章:十七分四十二秒。奏鸣曲的后半部在时间上是上半部的两倍多(在奏鸣曲历史上确无先例)!而且,第一乐章是戏剧味十足的,第二乐章则是平静的、沉思的。然而,以戏剧性开始而以一个冗长的沉思告终,这似乎违背了一切创作的建筑原则,而且使奏鸣曲失去了以前对贝多芬来说曾是那么珍贵的整个戏剧性强度。 但是,恰恰正是两个乐章出人意料的相邻关系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正是它成了奏鸣曲的语义学行为,成了奏鸣曲的隐喻意义,这意义展现了艰辛而短暂的生活的形象,展现了随生活而来的无休无止的怀恋之歌。这一隐喻意义无法用词语抓住,但却坚韧有力,给两个乐章以整体感。不可模仿的整体感。(人们可以没完没了地模仿莫扎特奏鸣曲的无个性结构;而奏鸣曲作品111号的结构是那么的个性化,以至于对它的模仿将成为一种伪造。) 奏鸣曲作品111号使我想起福克纳的《野棕榈》。在这部小说中,一个爱情故事与一个逃犯的故事交替进行,两个叙述毫无共同之处,不仅没有共同人物,甚至连动机或主题上都没有一丝的相似性。这种结构恐怕不会被任何一个小说家当作样板;它只能存在一次;它是随心所欲的,不值得推荐的,无法说明的;无法说明,是因为在它后面人们可以听到一曲使得一切说明变得多余的es muss sein[103]。 §一五 由于他对体系的拒绝,尼采深刻改变了探讨哲理的方式:如同汉娜·阿伦特[104]所明确指出的,尼采的思想是一种实验性的思想。它最初的推动力就是侵蚀一切稳固的东西,炸毁既成的体系,打破缺口,到未知的领域去冒险;尼采说过,未来的哲学家应是实验者;他自由地奔向一些彼此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方向。 如果说我赞成在一本小说中强烈地表达思想,这并不就说明我喜欢所谓的“哲理小说”,喜欢小说对一种哲学的屈从,喜欢道德或政治思想的“故事化”。真正小说式的思想(就像拉伯雷之后的小说所认识的那样)永远是非体系的;无纪律束缚的;它与尼采的思想很相近;它是实验性的;它在包围着我们的一切思想体系中攻打缺口;它考察(尤其是通过人物)一切思索的道路,试图一直走到每一条的尽头。 关于体系化的思想,仍然是这句话:谁在思想谁就在自动地倾向于体系化;这就是他永恒的趋向(也是我的趋向,甚至在写这本书时):趋向于描述他的想法的一切后果;预料一切可能的异议,并且事先就反驳它们;由此为他的想法建立屏障。然而,那个在思想的人必须不强求说服别人信奉他的真理;他会这样处在走向体系的中途;处在“充满信念者”的悲哀道路上;政治家们喜欢这样形容自己;但到底什么叫信念?它是一种停步了的思想,固定了的思想,而“充满信念者”就是一个被限制住了的人;相反,实验性思想并不期望说服而期望启发;启发另一种思想,使思想动摇;因此,一个小说家必须有系统地使自己的思想非系统化,向他自己为保护自己的思想而竖立起的壁垒狠狠地踢去。 §一六 对系统化思想的尼采式的拒绝还带来了另一种结果:巨大的主题上的扩展;不同哲学分支之间阻碍人看到真实世界全体面貌的隔墙被推倒了,从此以后,一切有关人类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的思维对象。这也使哲学与小说靠得更近了:哲学破天荒地不是思考认识论,思考美学,思考伦理,思考精神现象学,思考理性批评,等等,而是思考与人类有关的一切。 历史学家和教授在阐述尼采哲学时,不仅把它简单化了,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把它歪曲了,把它扭转到它的反面,就是说,把它当成了一个体系。在他们系统化了的尼采哲学中,还有没有位子留给他对女人、对德国人、对欧洲、对比才[105]、对歌德、对雨果式的媚俗、对阿里斯托芬、对轻浮的文笔、对厌烦、对游戏、对翻译、对屈服精神、对占有他人、对这一占有的所有心理学的表面病例、对智者以及他们精神上的局限、对Schauspieler[106]、对在历史舞台上自我展示的喜剧演员的思索?还有没有位子留给千万种任何别处都无法寻觅的、除非在某些稀罕的小说家那里才可能有的心理学的观察? 如同尼采将哲学靠近了小说那样,穆齐尔将小说靠近了哲学。这一靠拢并不是说穆齐尔比起别的小说家来更不像是一个小说家。同样,尼采比起别的哲学家来并非更不像一个哲学家。 穆齐尔的思维小说同样也完成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主题上的扩展;从此以后,任何可以被思考的东西都不能从小说艺术中被驱逐出去了。 §一七 当我十三四岁时,我去上音乐创作课。这并非因为我是天才儿童,而是出于我父亲难以启齿的微妙心态。那是战争期间,他的一个朋友,一个犹太作曲家被迫戴上了黄星标志;人们开始像躲瘟神一样躲避着他。我父亲不知如何表示自己对他的友谊,就生出想法,请他在那样一个时刻给我上音乐课。那时候,犹太人的房子接二连三地被没收,我的作曲家老师不得不没完没了地搬家,一次又一次地搬到越来越小的居所,最后,在他出发去特雷辛[107]之前,他住到一个每一间房间都密密麻麻挤了好多人的住所。每次搬家他都舍不得丢掉他的小钢琴,我就在那架钢琴上弹着我的和弦或复调练习曲,每次都有陌生人在我们周围干着他们的事。 关于这一切的回忆,我只留有对他的敬意,还有三四个模糊的形象。我特别忘不了一次下课后,他陪我出门,走到门边时,他突然停住,对我说:“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有许多惊人薄弱的乐段。但恰恰是这些薄弱处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是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草坪,我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也不会太兴奋的。” 真是奇怪的念头。它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可能更奇怪。也许,我感到很荣幸能听到老师由衷坦诚的心声吐露,一种秘密,一个只有初学者才有权得知的重大谋略。 无论如何,我老师的这一简短的思想伴随了我一辈子(我先是捍卫它,随后则反对它);没有它,我的这篇文字是肯定写不出来的。 但是,对我来说,比这一想法本身更为珍贵的,是一个人的形象:在他踏上恐怖旅途之前,他面对一个孩子高声地说出了自己对艺术作品创作问题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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