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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两个半时

  欧洲音乐的历史差不多有一千余年(这使我不禁回想起最初,原始复调音乐的试验创作是这一历史的开头)。而欧洲小说的历史约摸有四个世纪(如果我把拉伯雷的作品和塞万提斯的作品看成为它的开端)。每当我想起这两个历史,我就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它们都以相似的节奏发展着,我甚至可以说,它们分别经历了两个半时。上下两个半时之间的停顿——在音乐史和小说史中——不是同步的。

  在音乐史中,这一停顿延续了整个十八世纪(上半时的象征顶峰是巴赫的《赋格的艺术》,下半时的开始则以最初的古典音乐家的作品为标志);小说史的停顿来得相对晚一些: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在前面的一边,是拉克洛[47]、斯特恩,在后面的另一边,是司各特、巴尔扎克。这一不同步性证明,支配艺术史进程节奏的最最深刻的原因不是社会学上的、政治上的,而是美学上的。它们与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内在特征相联系,就仿佛——以小说为例吧——小说艺术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可能性(两种不同的成其为小说的方式),它们不能够平行地同时得到发掘,而只能相继地、一个接着一个地得到发掘。

  关于两个半时的隐喻想法,是在以前与一个朋友的交谈中产生的,并不奢望有什么科学性。这是一种平庸的、基本的、天真得显而易见的经验:说到音乐与小说,我们大家都是受下半时的美学的熏陶。对一个一般的音乐迷来说,欧克赫姆[48]的一首弥撒曲或巴赫的《赋格的艺术》,就跟韦伯恩的音乐同样难以理解。十八世纪的小说尽管故事情节十分吸引人,但它们的形式却让读者望而生畏,以至于它们后来的电影改编(这些改编致命地歪曲了它们的精神和它们的形式)倒要比小说作品本身更加出名。十八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49]的书,今天在书店里已经找不到,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忘得差不多了。巴尔扎克的书则恰好相反,尽管它显得老气横秋,但读起来总是很容易,它们的形式对于读者是熟悉的、易于理解的,更有甚之,这种形式对他们来说是小说形式的范例。

  两个半时之间的美学鸿沟,便是花样繁多的种种误会的原因。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他谈论塞万提斯的书中,提出了一种激烈否定《堂吉诃德》的观点,他说这本获得人们过多赞誉的书实际上十分幼稚可笑,充满了唠唠叨叨的絮言,带有某种叫人无法忍受的不真实的残酷。这一“丑陋的残酷”使《堂吉诃德》成了一本“迄今为止最最野蛮最最粗俗的”书;可怜的桑丘挨了一阵又一阵的棍打,至少有五次被打掉了他满口的牙。是的,纳博科夫说得有理:桑丘掉了太多的牙。

  但是,我们并不是在左拉的作品中,那里确切而详尽地描写出的残酷才成为社会现实的真实资料;而在塞万提斯的笔下,我们是处在一个由法术齐天的善于发明的讲故事人创造的世界中,他处处夸张,任凭自己插上幻想的翅膀自由飞翔。桑丘被打碎的一百零三颗牙,人们是不能按字面的意思把它们当真的,小说中的其他一切也是如此。“夫人,不好了!一辆压路机从您女儿身上压了过去!”“知道了,知道了,我正在洗澡呢,来不了,请把她从门缝底下塞进来吧!”对我们儿时熟知的这一古老的捷克笑话,我们能够斥责其残酷性吗?塞万提斯的伟大的开山之作充满了非严肃精神的活力,这精神却被后世的下半时的小说美学、被所谓真实性的迫切需要变得不近人情,难以理解。

  历史的下半时不仅将上半时遮挡得黯然失色,而且将它压抑住。上半时竟变成了小说的尤其是音乐的遗恨所在。巴赫的作品便是最著名的例子:巴赫生前闻名遐迩,巴赫死后默默无闻(长达半个世纪的被遗忘);直至十九世纪巴赫才慢慢地被人们重新发现。贝多芬是唯一一个在生命的末期(也就是说在巴赫死后的七十年)几乎成功地将巴赫的经验纳入新的音乐美学中去的人(他反复试验将赋格曲式引入奏鸣曲中)。而在贝多芬之后,浪漫派音乐家越是赞颂巴赫,他们就越是由于自己的结构观念而离他更远。人们将他主观化,感情化(请看布索尼[50]著名的改编曲),以便更容易接近他。随后,作为对这一浪漫化的反动,人们又回过头来渴望找到巴赫的音乐在他生前演奏时的原样,这就导致了令人瞩目的平淡无奇的表演方法的诞生。一旦穿越了遗忘的荒漠,巴赫的音乐似乎就保持了它那永远半遮半掩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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