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馆上总裁第七书|朱彝尊

史馆上总裁第七书

　　《明史》成书，莫难于万历之后，稗官踳驳，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祯一朝，无《实录》依据，尤难措手。日者阁下选同馆六人，先纂《长编》，可谓得其要矣。

　　长编成于李焘，其旨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故国史官文书而外，家录、野纪，靡不钩索质验，旁互而参审焉。无妨众说并陈，草创讨论，而会于一。今则止据十七年《邸报》，缀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异何以别？挂一而漏万，失焘之体例矣。家录、野纪，虽未足尽凭，然亦当错综诠次，而后是非不可揜，本末具见。阁下奚不取诸史馆四方所上之书，凡涉崇祯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联之？

　　又是时朝中朋党，坚不可化，封疆将帅，率以爱憎废置，而贤不肖无分焉。若袁崇焕之死，钱龙锡之获罪，负天下之至冤，而党人恨不食其肉。非睹《太宗实录》，何由知计出于反间乎？盖以本朝档子，合之崇祯《邸报》，远不相蒙，是必兼听并观，而后可审其功罪。

　　至于甲申寇难，朝野相传，谓懿安皇后不死。然《世祖实录》大书元年五月，葬明天启皇后张氏于昌平州，足以洗其冤矣。他若庄烈愍皇帝之谥，定自本朝。而野纪纷纭，或书思宗烈皇帝，或书毅宗烈皇帝，或书威宗烈皇帝，或书怀宗端皇帝，宜以后定之谥大书简端者也。又甲申殉难诸臣，俱经锡谥，应特书于传后。而内官从死者，或王之臣，或王之心，或王之后，其实则王承恩，章皇帝有谕祭文，此明征矣。又莆田王公家彦，以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亦死甲申之难，见闻者无异辞。乃顺治九年，章皇帝轸念殉国诸臣，特命礼部锡谥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礼者独遗王公不与谥，岂非阙典也与？

　　侧闻顺治二三年，各省巡抚，题报崇祯间死事诸臣。方之野纪，当得其实，亦宜分年书之。阁下奚不请于朝，暂假文皇帝、章皇帝两朝《实录》，亟令史馆监生，誊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参详同异，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补也。不然，以宜书者不书，是编出，览者将谓识大识小无一具焉，可不深虑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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