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7)

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7)

　　问：“‘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圣人只教人顺受其正，不说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说了‘莫非命也’，然圣人却不说是命。”

　　“故者以利为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顺。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只为后人趋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遘〕〔觏〕〔一〕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且譬如倚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利只是一个利，只为人用得别。博弈小数，不专心致志，犹不可得，况学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圣人有甚事来，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难会，须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圣人固是生知，犹如此说，所以教人也。“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纔说姑待来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如何？曰：“申申是和乐中有中正气象，夭夭是舒泰气象，此皆弟子善形容圣人处也。为申申字说不尽，故更著夭夭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严厉，严厉时间则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时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圣人，便自有中和之气。问：“‘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何以为知？”曰：“只此两句，说知亦尽。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远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又问：“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后能敬能远否？”曰：“亦未说到如此深远处，且大纲说，当敬不惑也。”问：“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问：“佛当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贤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阴阳卜筮择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类，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东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冲太白也？如使太白为一人为之，则鬼神亦劳矣（如行遇风雨之类，则凡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多记其偶中耳。”

　　问：“伯夷不念旧恶，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为，须不容于世，必负石赴河乃已，然却为他不念旧恶，气象甚宏裕，此圣人深知伯夷处。”问：“伯夷叩马谏武王，义不食周粟，有诸？”曰：“叩马则不可知。非武王诚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处。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圣人之变，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禄，非饿而不食也。至如史记所载谏词，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三）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语？”

　　问：“‘伐国不问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国？如武王伐纣，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时则不可。当时诸候，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皆不义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问：“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与他战，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佗成列，图个甚？”

　　问：“羊祜、陆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绢偿禾之事，甚好；至抗饮祜药，则不可。羊祜虽不是酖人底人，然两军相向，其所饷药，自不当饮。”

　　问：“用兵，掩其不备、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师，当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须要胜，不成要败？既要胜，须求所以胜之之道。但汤、武之兵，自不烦如此，‘罔有敌于我师’，自可见，然汤亦尝升自陑，陑亦间道。且如两军相向，必择地可攻处攻之，右实则攻左，左实则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计也，且如汉、楚既约分鸿沟，乃复还袭之，此则不可。如韩信囊沙壅水之类，何害？他师众非我敌，决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处？”又问：“间谍之事如何？”曰：“这个不可也。”

　　问：“冉子为子华请粟，而与之少；原思为之宰，则与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为宰，宰必受禄，禄自有常数，故不得而辞。子华使于齐，师使弟子，不当有所请，冉子请之，自不是，故圣人与之少。佗理会不得，又请益，再与之亦少，圣人宽容，不欲直拒佗，冉子终不喻也。

　　问：“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开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据佗说这一句言语，自是仕有余，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实也。如由也志欲为千乘之国，”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赋”，求也欲为小邦，孔子止曰“可使为之宰”之类，由、求之徒，岂止如此？圣人如此言，便是优为之也。”

　　问：“‘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注言‘讳君之恶’，是否？”曰：“是。”“何以归过于己？”曰：“非是归过于己。此事却是陈司败欲使巫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问是知礼不知礼，却须要回报言语也。圣人只有一个不言而已。若说道我为讳君之恶，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为礼，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问：“‘行不由径’，径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当处，如履田畴之类，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觉仆者引自他道归，行数里，方觉不是，却须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于往来，由之何害。”

　　问：“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为墓时，必使至坚固，故须必诚必敬。若不诚敬，安能至久”曰：“孔子为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诚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为之不坚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圣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责弟子也。”

　　问：“‘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孔子何以不从君子而从野人？”曰：“请诸君细思之。”曰：“先儒有变文从质之说，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据当时谓之君子野人也。当时谓之野人，是言文质相称者也。当时谓之君子，则过乎文者也。是以不从后进而从先进也。盖当时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尔。”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中庸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解此两句。然此两句甚难行，故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问：“‘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何以为达？”曰：“此正是达也。只好义与下人，已是达了。人所以不下人者，只为不达。达则只是明达。‘察言而观色’，非明达而何？”又问：“子张之问达，如何？”曰：“子张之意，以人知为达，纔达则人自知矣，此更不须理会。子张之意，专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也。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则大本已失，更学何事？为名而学，则是伪也。今之学者，大抵为名，为名与为利，清浊虽不同，然其利心则一也。今市井闾巷之人，却不为名。为名而学者，志于名而足矣，然其心犹恐人之不知。韩退之直是会道言语，曰：‘内不足者急于人知，沛然有余，厥闻四驰。’大抵为名者，只是内不足；内足者，自是无意于名。如孔子言‘疾没世而名不称’，此一句人多错理会。此只是言君子惟患无善之可称，当汲汲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问：“‘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怨只是一个怨，但其用处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学须是通，不得如此执泥。如言‘仁者不忧’，又却言‘作易者其有忧患’，须要知用处各别也。天下只有一个忧字，一个怨字。既有此二字，圣人安得无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为后人附会乱却。如魏征问：‘圣人有忧乎？’日：‘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问疑。曰：‘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谓董常日：‘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说得极好，至下面数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后人附会，适所以为赘也。”

　　问：“‘民可使由之’，是圣人不使之知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盖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比屋皆可封也。盖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尽知之？此是圣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岂圣人之心？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也。某尝与谢景温说此一句，他争道朝三暮四之术亦不可无，圣人亦时有之，此大故无义理。说圣人顺人情处亦有之，岂有为朝三暮四之术哉？”（谢景温，一作赵景平）

　　问为政迟速。曰：“仲尼尝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盖欲立致治之功业，如尧、舜之时，夫是之谓有成。此圣人之事，佗人不可及。某尝言后世之论治者，皆不中理。汉公孙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窃迟之。’唐李石谓‘十年责治太迫。’此二者，皆率尔而言圣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谓‘期月而已可也’者，谓纪纲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圣人之事，后世虽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圣人能之；二王以下事业，大贤可为也。”又问：“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则曰‘必世而后仁’，何也？”曰：“所谓仁者，风移俗易，民归于仁。天下变化之时，此非积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问：“‘大则不骄，化则不吝’，此语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则未是；然‘大则不骄’此句，却有意思，只为小便骄也。‘化则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骄与吝两字正相对，骄是气盈，吝是气歉。”曰：“吝何如则是？”曰：“吝是吝啬也，且于啬上看，便见得吝啬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时，于财上亦不足，于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此莫是甚言骄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则不可下骄吝字。此言虽才如周公，骄吝亦不可也。”

　　仲尼当周衰微，辙环天下，颜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颜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当此任，则颜子足可闭户为学也。”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如仲尼只说一个仁字（“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时，无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学者，自视以无缺，及既知学，反思前日所为，则骇且惧矣。圣人六经；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则生人之用熄。后世之言，无之不为缺，有之徒为赘，虽多何益也，圣人言虽约，无有包含不尽处。

　　言贵简，言愈多，于道未必明。杜元凯却有此语云：“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大率言语须是含蓄而有余意，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

　　中庸之书，其味无穷，极索玩味。

　　问：“坎之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何义也？”曰：“坎，险之时也，此是圣人论大臣处险难之法。‘樽酒簋贰用缶’，谓当险难之时，更用甚得？无非是用至诚也。‘纳约自牖’，言欲纳约于君，当自明处。牖，开明之处也。欲开悟于君，若于君所蔽处，何由人得？如汉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争以嫡庶之分，高祖岂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处，更岂能晓之？独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处。盖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杰之力，故惮之。留侯以四皓辅太子，高祖知天下豪杰归心于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长安君为质，太后不可。左师触龙请见，云云，遂以长安君为质焉。夫太后只知爱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师以爱子之利害开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说。先儒以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言乾、坤任六子，而自处于无为之地，此大故无义理。风雷山泽之类，便是天地之用。岂天地外别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则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闲？风雷之类于天地间，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岂可谓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为乎？因见卖兔者，曰：“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然何必图、书，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数便此中可起。古圣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树木，亦可见数。兔何以无尾，有血无脂？只是为阴物。大抵阳物尾长，阳盛者尾愈长。如雉是盛阳之物，故尾极长，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车者，多植尾于车上，以候雨晴，如天将雨，则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问：“刘牧言上经言形器以上事，下经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经言云雷屯，云雷岂无形耶？”曰：“牧又谓上经是天地生万物，下经是男女生万物。”曰：“天地中只是一个生。人之生于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为异？”曰：“牧又谓乾、坤与坎、离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岂男女与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时，六子生理同有，则有此理。谓乾、坤、坎、离同生，岂有此事？既是同生，则何言六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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