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5)

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5)

　　问：“命与遇何异（张横渠云：“行同报异，犹难语命，语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长平之战，四十万人死，岂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着白起，便是命当如此。又况赵卒皆一国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时而死，亦是常事。”又问：“或当刑而王，或为相而饿死，或先贵后贱，或先贱后贵，此之类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问：“人之形体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论心之形，则安得无限量？”又问：“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气，苟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无限量？孟子曰：‘尽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苟能通之以道，又岂有限量？天下更无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问：“心有善恶否？”曰：“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譬如水，只谓之水，至于流而为派，或行于东，或行于西，却谓之流也（在义为理，疑是在物为理）。”

　　问：“喜怒出于性否？”曰：“固是。才有生识，便有性，有性便有情。无性安得情？”又问：“喜怒出于外，如何？”曰：“非出于外，感于外而发于中也。”问：“性之有喜怒，犹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静如镜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势不平，便有湍激；或风行其上，便为波涛汹涌。此岂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岂有许多不善底事？然无水安得波浪，无性安得情也？”

　　问：“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须索理会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荀、扬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又问：“愚可变否？”曰：“可。孔子谓上智与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弃者则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弃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岂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弃，不肯去学，故移不得。使肯学时，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见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底道路。《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谓也。且如《随》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养时晦”之“晦”。或问：“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随时之大者，向晦则宴息也，更别有甚义？”或曰：“圣人之言，恐不可以浅近看佗。”曰：“圣人之言，自有近处，自有深远处。如近处，怎生强要凿教深远得？扬子曰：‘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某与改之曰：‘圣人之言其远如天，其近如地。’”

　　学者不泥文义者，又全背却远去；理会文义者，又滞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为将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师之意，人须就上面理会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万章问舜完廪浚井事，孟子只答佗大意，人须要理会浚井如何出得来，完廪又怎生下得来，若此之学，徒费心力。

　　问：“圣人之经旨，如何能穷得？”曰：“以理义去推索可也。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某尝语学者，必先看《论语》、《孟子》。今人虽善问，未必如当时人。借使问如当时人，圣人所答，不过如此。今人看《论》、《孟》之书，亦如见孔、孟何异？”

　　《孟子》养气一篇，诸君宜潜心玩索。须是实识得方可。勿忘勿助长，只是养气之法，如不识，怎生养？有物始言养，无物又养个甚么？浩然之气，须见是一个物。如颜子言“如有所立卓尔”，孟子言“跃如也”。卓尔跃如，分明见得方可。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此观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谓不知，此告子浅近处。“持其志，无暴其气”，内外交相养也。

　　“配义与道”，谓以义理养成此气，合义与道。方其未养，则气自是气、义自是义。及其养成浩然之气，则气与义合矣。本不可言合，为未养时言也。如言道，则是一个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则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须是以人行道始得（言义又言道。道，体也；义，用也，就事上便言义）。

　　北宫黝之勇必行，孟施舍无惧。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宫黝而可见。子夏是笃信圣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问：“必有事焉，当用敬否？”曰：“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又问：“义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义在心内。苟不主义，浩然之气从何而生？理只是发而见于外者。且如恭敬，币之未将也恭敬，虽因币帛威仪而后发见于外，然须心有此恭敬，然后著见。若心无恭敬，何以能尔？所谓德者得也，须是得于己，然后谓之德也（币之未将之时，已有恭敬，非因币帛而后有恭敬也）。”问：“敬、义何别？”曰：“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为孝，不成只守着一个孝字？须是知所以为孝之道，所以侍奉当如何，温清当如何，然后能尽孝道也。”又问：“义只在事上，如何？”曰：“内外一理，岂特事上求合义也？”

　　问：“人敬以直内，气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气须是养，集义所生。积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气象。人但看所养如何，养得一分，便有一分；养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将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处？且气自是气，体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为气，配义与道’，若说气与义时自别，怎生便能使气与义合？”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性（一作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性安有缓急？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又问：“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须理会得性与才所以分处。”又问：“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纲说，言中人以上可以与之说近上话，中人以下不可以与说近上话也。”“生之谓性〔一〕。”“凡言性处，须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只论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为孟子问佗，他说，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关才事。才犹言材料，曲可以为轮，直可以为梁栋。若是毁凿坏了，岂关才事？下面不是说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才有美恶，岂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恶者，是举上天之言也。若说一人之才，如因富岁而赖，因凶岁而暴，岂才质之本然邪？”

　　问：“‘舍则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说心无形体，纔主着事时（先生以目视地），便在这里，纔过了便不见。如‘出入无时，莫如其乡’，此句亦须要人理会。心岂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谓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问：“尽己之谓忠，莫是尽诚否？”既尽己，安有不诚〔一〕？尽己则无所不尽。如孟子所谓尽心。”曰：“尽心莫是我有恻隐羞恶如此之心，能尽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数，只是尽心便了，纔数着，便不尽（如数一百，少却一便为不尽也）。大抵禀于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尽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罗本以为吕与叔问。）

　　问：“出辞气，莫是于言语上用工夫否？”曰：“须是养乎中，自然言语顺理。今人熟底事，说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说得蹇滞。须是涵养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语不妄发，此却可着力。”

　　孔子教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盖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固，待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学者须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后为佗说，便好。初学者，须是且为佗说，不然，非独佗不晓，亦止人好问之心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过宋。舜既见象之将杀己，而又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国祚长短，自有命数，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饥溺者，过门不入，非不知饥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数者之事，何故如此？须思量到“道并行而不相悖”处可也（今且说圣人非不知命，然于人事不得不尽，此说未是）。

　　问：“圣人与天道何异？”曰：“无异。”“圣人可杀否？”曰：“圣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杀也？只如今有智虑人，已害他不得，况于圣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廪浚井，舜知其欲杀己而逃之乎？”曰：“本无此事，此是万章所传闻，孟子更不能理会这下事，只且说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栖’，尧为天子，安有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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