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一二先生语一(2)

卷一二先生语一(2)

　　古人祭祀用尸，极有深意，不可不深思。盖人之魂气既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则不飨，无主则不依。故《易》于《涣》、《萃》皆言“王假有庙”，即涣散之时事也。魂气必求其类而依之。人与人既为类，骨肉又为一家之类。己与尸各既已洁齐，至诚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飨之。后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势，遂不肯行尔（古人为尸者，亦自处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废）。

　　“宗子继别为宗”，言别，则非一也。如别子五人，五人各为大宗。所谓“兄弟宗之”者，谓别子之子、继祢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须令每有族人远来，则为一会以合族，虽无事，亦当每月一为之。古人有花树韦家宗会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类，更须相与为礼，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为不相见，情不相接尔。

　　世人多慎于择婿，而忽于择妇。其实婿易见，妇难知。所系甚重，岂可忽哉！

　　吁问：“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无事时，如何存养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此，独有理义之养心耳。但存此涵养意，久则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养意。言不庄不敬，则鄙诈之心生矣；貌不庄不敬，则怠慢之心生矣。”

　　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扬雄，规模窄狭。道即性也。言性已错，更何所得？

　　汉策贤良，犹是人举之。如公孙弘者，犹强起之，乃就对。至如后世贤良，乃自求举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对，欲直言天下事”，则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贵，则得志便骄纵，失志则便放旷与悲愁而已。

　　《周官》医以十全为上，非为十人皆愈为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则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为上。

　　有人劳正叔先生，曰：“先生谨于礼四、五十年，应甚劳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佗人日践危地，此乃劳苦也。”忧子弟之轻俊者，只教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丧志。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

　　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

　　孔子曰：“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盖有人疑孔子之语，《中庸》又直指郊禘之义以发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虽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为道，故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又掠下教人。

　　尧夫尝言：“能物物，则我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则我为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与吴师礼谈介甫之学错处，谓师礼曰：“为我尽达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为是。如有说，愿往复。此天下公理，无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则必有益于我。”

　　人以料事为明，便骎骎入逆诈亿，不信去也。

　　射中鹄，舞中节，御中度，皆诚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养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与音义气理相通。除其他有体质可以指论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为天，天未名时，本亦无名，祇是苍苍然也，何以便有此名？盖出自然之理，音声发于其气，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听声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吁言：“赵泽尝云：‘临政事不合着心，惟恕上合着心’，是否？”曰：“彼谓着心，勉而行恕则可，谓着心求恕则不可。盖恕，自有之理，举斯心加诸彼而已，不待求而后得。然此人之论，有心为恕，终必恕矣。”

　　诚者合内外之道，不诚无物。

　　持国曰：“凡人志能使气者，能定其志，则气为吾使，志壹则动气矣。”先生曰：“诚然矣，志壹则动气。然亦不可不思气壹则动志。非独趋蹶，药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动气者多，气动志者少。虽气亦能动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国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则气住，气住则神住，此所谓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终食之顷未有不离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国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为利而欺，则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类欺者，在所察。”

　　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与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与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论性曰：‘岂有生为此，死又却为彼’，尽似见得。后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时见物大，食物美。后不能然者，物自尔也，乃人与气有盛衰尔。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灭若敖氏之类），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祇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此何烦人力之为也？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如此，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则疾清，用力缓怠则迟清，及其清也，则却祇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将清来换却浊，亦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此理，天命也。顺而循之，则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则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无加损焉。此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须爱养精力，精力稍不足则倦，所以临事皆勉强而无诚意。”接宾客语言尚可见，况临大事乎？

　　尝与赵汝霖论为政，切忌临事着心。曰：“此诚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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