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国金佗稡编·山阳辨

卷二十三吁天辨诬卷三山阳辨

　　绍兴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见枢密副使岳飞比与同列，按兵淮上，公对将佐谓山阳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远近闻之，无不失望。此邦于边面最为要害，盖捍御所当先者，而其议论乃尔，莫晓所谓。他日见士大夫，则又二三其辞，忠于谋国者，固如是乎？兹者入觐行朝，力辞使命，虽已勉徇所请，而充位庙堂，自若也。夫庙堂，算略所从出，使飞所为，悉如山阳之事，岂不上误注倚。”又言“臣近者尝抗章论列枢密副使岳飞，过咎不一，乞行罢免。陛下眷遇大臣，务全终始，至今寂然，未闻处分。臣待罪言路，有不得而已者。其他不复缕陈，姑以近日一事言之。楚州外扼贼营，内藩王室，实淮上襟要之地，所当悉力捍御，不可忽也。前此大帅是临，为备颇严，虏不得犯，民以安处。乃者帅臣入登庙堂，而城郭、兵革固自若也。陛下轸念边疆，宵旰以之，亟命飞等出使，措置其事，自应仰体渊衷，过为之防，而乃宣言于众，以楚为不可守。夫所谓不可守者，城不坚乎？兵不众乎？地利不足恃乎？城之不坚，葺之可也；兵之不众，益之可也；若以地利为不足恃，则相持累年，了无疏虞，其效明甚。质之以三说，飞之所言妄矣。况吾之所恃以为险者，大江而已。若不守楚，使虏得以冲突，则大江之险，遂与彼共之，朝廷虽欲一日奠枕，其可得乎？飞任隆兵枢，安危所赖，而谋国不令，乃至于此。尚俾参赞庙谟，其不误事者几希。”又言：“飞昨来被旨起兵，则固稽严诏，略至龙舒而不进；兹者衔命出使，则妄报偏见，欲弃山阳而守江。以飞平昔不应至是，岂其忠衰于君，诚如古人之谓耶？”又言：“臣比论列枢密副使岳飞之罪，章已三上。陛下尊宠枢臣，眷眷然惟恐伤之，姑示优容，未加谴斥。臣谬当言责，安可但已。况其间一、二事，大亏忠节。若坚拒明诏，不肯出师，以玩合肥之寇；首为异议，不务保城，以捐山阳之地。”又言：“闻飞近同张俊，往淮东措置军事。飞尝倡言山阳之不可守，军民摇惑，致喧外议，以谓朝廷欲弃山阳。所幸俊止其言，纷纷遂定。不然，使飞言遂行，则几失山阳，后虽斩飞，何益也。岂非飞之意可以误国乎？夫谋国不忠者，其效必至于误国，飞实有焉。若使尚赞枢机，终恐有误委任。物论籍籍，其失人之望如此。”又言：“臣尝论楚州不可不固守，又论岳飞等不和，各植党与，有违陛下更制之初意。臣初止闻时议欲不守两淮，而不知主其议者为何人；止闻岳飞不和，不知所以致不和之由者为何事。于是力采舆论，而后知其原，皆出于岳飞一人而已。何则？飞自去秋入觐，便为保江之说，且欲移屯于九江，置两淮于度外。有识闻之，莫不嗟骇。暨擢登宥密，与张俊同之楚州，措置军事。陛下深思远虑，其付托顾亦重矣。方俊欲缮治楚之城也，而飞辄沮之；欲经营两淮要害之郡也，而飞又以为不可。臣不知飞之意果何如，而至于是耶？”

　　熊克《中兴小历》曰：“绍兴十一年秋七月，右谏议大夫万俟卨言：‘枢密副使岳飞议弃两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飞提重兵十万，无横草之劳。倡言弃两淮，以动朝廷，此不臣之渐也。’癸丑，宰执奏事，上曰：‘山阳要地，屏蔽淮南，无山阳则通、泰不能固，贼来径趣苏、常，岂不摇动，其事甚明。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视，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它之，飞意在附会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秦桧曰：‘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八月，时枢密使张俊、副使岳飞皆在镇江府，而右谏议大夫万俟卨等论飞罪，以谓今春虏骑犯淮西，张俊全师遇敌，趣飞来援，而飞固稽严诏，略至舒、蕲而不进。比与俊按兵淮上，又执偏见，欲弃山阳而不守，致喧外议。所幸俊止其言，纷纷遂定。于是飞上章丐罢，甲戌，以为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飞即罢，而俊独留镇江为备。”

　　《野史》传曰：“绍兴十一年，奉诏按兵楚州。行次镇江时，韩世忠人马入教场，俊欲分其背嵬，飞曰：‘不可，今国家唯自家三、四辈，以图恢复。万一官家复使之典军，吾曹将何颜以见之？’俊大不乐。及至楚州，俊谓飞曰：‘当修城守。’飞不答者久之，俊屡强问，亦勉答曰：‘吾曹蒙国家厚恩，当相与戮力复中原，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又不乐，语颇侵飞。遂迁怒于二候兵，以微罪斩之，飞垦救数四，不从。俊归，遂倡言飞议充山阳，专欲保江。桧风谏臣罗汝楫弹之，会飞亦自请解兵柄，遂为万寿观使。”

　　臣珂辨曰：“臣闻自古小人之诬忠良，必先覆护其所短者，反以加之，庶几上以欺当时，下以欺后世。忠良被诬，而其所短则覆护不露矣。彭盎以通吴，受按于晁错，而吴反，则请诛昏者，昏被诛，而盎之迹可掩也。翟方进以厚淳于长败露，而辄条长所善者，所善被黜，而方进之愧可谢也。先臣山阳之役，何以异此。

　　且台评之所以为说者，岂非谓先臣欲弃山阳而保江耶？是说也，张俊实倡之，秦桧实主之。俊之倡之也，所以欺当时；桧之主之也，所以欺后世。欺当时者，所以欺国人以及其君也；欺后世者，不惟欺其君，而又托之君以为说也。呜呼！小人之诬忠良乃如是，其可畏哉！

　　且怯敌以退保者谁乎？岂非张俊耶？激于先臣‘当戮力以图克复，岂可为退保计’之两言，自知其中心之素不可掩匿，故倡为欲弃山阳保江之说，以诬先臣。而万俟卨、罗汝楫从而和之，市三传而有虎矣。曾不知以‘并亡无益’、辞赵鼎楚州之援者，此俊也；畏刘麟之锋，而欲弃盱眙之屯者，此俊也；大驾亲征，而以坠马伤臂为辞，赵鼎欲诛之者，亦此俊也。俊平日之勇怯，不可掩人如此，况是时迁怒于二候兵之不辜，俊之憾深，而俊之迹见矣。是其倡为此说，以欺当时，而上及其君者，所以自盖其怯敌欲退保之罪，因不平其轧己，而嫁祸于先臣，以自附于桧也。

　　欲画淮以和戎者谁乎？岂非秦桧邪？桧欲和戎，以践宿昔之盟，而先臣不死，恐坏其议，故谋置先臣于死地。犹虑万世之议己，乃撰为玉音，以实其罪耳。曾不知异时诸将并入，版图半上职方，亟请班师者，此桧也；淮西虏遁，将议遂北，而召诸将，拜以枢管者，此桧也；通书虏酋，主画淮之誓者，亦此桧也。使先臣少贬其说，则与桧意合矣，尚何后患之有。况熊克《中兴小历》称宰执奏事，而有此玉音，以此观之，桧自述此玉音于史臣，俾之记之，欲以欺后世，而又托之君者，所以自盖其画淮和戎之罪，因惧其为己祸，而驾说于先臣，以并诬其君也。

　　且建炎四年，张俊尝以虏人扰江东、西为虑，而命先臣守鄱阳矣。而先臣之言曰：‘山泽之郡，车不得方轧，骑不得并行，虏得无断后之虑乎？但能守淮，何虑江东、西哉！使淮境一失，天嶮既与虏共之矣，首尾数千里，必寸寸而守之，然后为安耶？’俊心服而从之。及献靖安之俘，陛对首论及此，且测其必不至，但乞益兵守淮，拱护腹心。高宗皇帝玉音嘉纳，载在国史，可考而见。夫先臣知守江之东、西，不可以不先守淮，则弃山阳而守江者，是果先臣之谋乎？

　　建炎元年，张所招抚河北，尝以河南、北之利害问先臣矣，而先臣之对曰：‘本朝之都汴，非有秦关百二之险也。平川旷野，长河千里，首尾绵亘，不相应援，独恃河北以为固。苟以精甲健马，冯据要冲，深沟高垒，峙列重镇；使敌入吾境，一城之后，复困一城，一城受围，诸城或挠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则虏人不敢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犹燕云之有金坡诸关。河北不归，则河南未可守；诸关不获，则燕云未可有。’夫先臣知守河南在于先守河北，知守燕云在于先守金坡诸关，则弃山阳而守江者，是又先臣之谋乎”一先臣也，岂有智于前而愚于后，明于建炎而暗于绍兴者哉？是虽三尺之童，亦知其决不然也。

　　原先臣之心，有进击而无退保，有规恢而无控守，其说曰：‘中原者，吾家之堂奥也，皇天之全付，祖武之肇造，不可一日忘也。’先臣立谬以为保淮之说，是亦无志于中原而已。故因复襄阳，玺书赐问，则自请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为长久之策。因议大举，亲书密奏，则愿期三年，尽复故疆以报。及谢讲和之赦，则陈其‘唾手燕云’之誓；跋屯田之札，则又见其‘尊强中国’之心。至于简在上心，形诸赐札者，有曰：‘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即依张浚已行事理，从长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又曰：‘已亲札喻卿，乘此机会，提兵合击，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又曰：‘若得卿出自舒州，与韩世忠、张俊等相应，可望如卿素志。’先臣此心，信于渊衷，布于天下，昭如日星，不可掩晦，是岂区区为守江之谋者！

　　然则俊也，桧也，方行其厚诬忠良之计，而又思所以自覆其迹，欲加之罪，岂容无辞。此弃山阳而守江之说，所以断断然加诸先臣，弗恤也。虽然，俊之欺当时，其策已行矣，先臣已死矣，言犹在耳，山林之史有考，则俊虽能欺一时，而不能欺万世也。桧之欺后世，而山林之史信之，安知异时国史之不书乎？臣又可以不辨乎？

　　借使如台评之论，以谓先臣是时功名之志已衰，则臣抑有辩焉。方先臣之罢枢管也，以是六疏也，而制词有曰：‘奋身许国，彯赵士之曼缨；励志图功，抚臧宫之鸣剑。’夫臧宫者，云台之臣也，抵掌谈兵，驰志伊吾之北，光武才闭关谢虏，以柔道理天下，而宫之志未之伸焉。岂非高宗皇帝念先臣之志，而所以谕词臣者，其指有在乎？使先臣果尝倡弃淮之说而得罪，则与宫之事岂不大相矛盾。繇是推之，上必不以此疑先臣，而亦必无此玉音也。

　　然克之《小历》信之，臣不以它说与克辨，特以克所载者与克辨。克之书曰：‘绍兴二十六年五月，左仆射沈该监修国史。自秦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多出己意，有非玉音者。该以为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而取国史所书圣语，通三十年，纂为《中兴圣语》。’是桧专政之时，敢于矫为，亦明矣。如桧之说，则中外皆知先臣无‘楚不可守，城安用修’之说矣，而乃谓对人之言，上何由得之？是日宰执奏事，而玉音及此，岂非桧以为己所亲闻，而谕之史臣者乎？曰‘中外或未知’者，以举世知无此语，而欲以玉音欺后世也。该所谓参以己意者，岂不谓是。然克既知之，而又复据之者，岂不曰是不见删于《圣语》之书，则或者其有此也。殊不思该之并相者谁乎？万俟卨也。卨主锻炼先臣之狱者也，其肯删之乎？

　　又如克所载，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子，秦桧乞追人证张宪事，而玉音有曰：‘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摇动人心，非用刑本意。’绍兴二十二年四月癸亥，秦桧奏，以王俊弹压先臣军有功，乞改差总管，而玉音又曰：‘岳飞当时欲具舟入川，有统制官说谕诸军，乃止。’是二人者，或出于迁就以自盖，或出于假托以自证者也。何以明之？《三朝北盟集》之载，谓先臣下吏，上初不许，桧实矫诏，舆致大理。而《野史》之载，戊子玉音乃在戊寅。盖制勘院之请，欲召先臣父子对吏，上疑其不然而弗许，故有此玉音也。臣按先臣之下吏，实十月之十三日，其日则是戊寅也。《野史》、《北盟》之载，若合符契，则桧之矫诏信矣。而桧乃易‘寅’之一字为‘子’，而移之于十日之后，且复以乞追人为辞，而不明言其为何人，是岂非迁就以自盖其罪乎？先臣在淮西，被诏入朝，盖未尝至鄂，而径趋行在所，遂拜枢管。出按楚州，又未尝至鄂，而径还西府，遂奉内祠。至十月，而后有张宪复主军之谤。然则先臣身在毂下，何繇而有具舟入川之谋乎？况王俊受告讦之赏，先臣被通书之诬，初无弹压、说谕之事也。使苟有此，则当时治狱，吹毛洗垢，岂无一言及者，是岂非假托以自证其欺乎？

　　触类而观之，则桧之没先臣之功，而重先臣之罪，托为玉音者，讵可胜述，而该之不删者，亦有以也。

　　至于卨之二疏，克之所据，皆出于孙觌志墓之文。觌以谀墓取足，贸易是非，至以得不偿愿，作启讥骂，笔于王明清之录，天下传以为笑，在臣不必深辨。而其志韩世忠墓，直谓先臣为‘跋扈’，而俪之范琼，臣故不能无说焉。夫人之贤不肖，天下固有公论，而非一人之私可以臆决也。夫吕颐浩之元勋，而吕惠卿之误国，莫俦之附虏，其为人皆不待言而见。而觌之序惠卿，则谓魁名硕实，为世大儒，而自愿托名于其文。志莫俦则惜其投闲置散，老死不用，而谓庙堂为非。是其识固可想矣。而于颐浩则直指为山东噉枣栗一氓，是岂复有是非之公哉！觌之取舍如此，则诋先臣以‘跋扈’，固无怪者。

　　克盖心惑乎沈该之不删，而目眩乎孙觌之所志，则《小历》之作，所谓中心疑者，其辞枝矣。

　　呜呼！先臣山阳之诬，俊以自盖其怯敌而倡之，桧以自覆其和戎而成之，觌以苟掩万俟卨之恶而笔之，克以轻信孙觌之志而述之。冤哉！先臣之不幸也。使识者熟察乎桧、俊之矫诬，觌、克之载记，则先臣之诬，庶几有辨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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