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国金佗稡编·淮西辨

卷二十二吁天辨诬卷二淮西辨

　　绍兴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见枢密副使岳飞蚤称敢毅，亟蒙奖拔，不十年间，致位三孤；且复使之握重兵，居上游，其所委付，可谓重矣。而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颓堕。今春虏寇大入，疆场骚然，陛下趣飞出师，以为掎角，玺书络绎，使者相继于道，而乃稽违诏旨，不以时发。久之，一至舒、蕲，匆卒复还。所幸诸帅兵力自能却贼，不然，则其败挠国事，可胜言哉！厥后诸帅凯旋，飞独无功。圣恩宽大，例有枢管之拜，宠数优渥，义当感激图报，而飞方事矫饰，有识之士已讥其伪。”又言“窃见枢密副使岳飞顷由简拔，委以节制，慨然似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称之。数年之间，宠数频仍，官兼两镇，秩视二府，乃始安于荣利，不复为国远图矣。故昨来被旨起兵，则固稽严诏，略至龙舒而不进；兹者衔命出使，则坚执偏见，欲弃山阳而不守。以飞平昔不应至是，岂其忠衰于君，诚如古人之谓耶？臣又闻飞自登枢管，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每对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适。其诚与伪固不得而知，然以陛下眷待之隆，委任之峻，不思报称，遽为是计，亦忧国爱君者所不忍为也。”又言：“臣比论列枢密副使岳飞之罪，章已三上。陛下尊宠枢臣，眷眷然惟恐伤之，姑示优容，未加谴斥。臣谬当言责，安可但已。况其间一、二事，大亏忠节。若坚拒明诏，不肯出师，以玩合肥之寇。”又言：“今春虏犯淮西，张俊既全师遇敌，朝廷连降圣旨，趣飞来援；而逗遛不进，辄以道远之饷为辞。大将之体国，固如是乎？陛下新命枢臣，处飞为副，超逾甚峻。正欲感励其心，使飞改意激昂，尚盖前失，而外为恭逊，情实饰奸。”又言：“顷者淮西之役，俊方力战，而飞乃按兵不动。飞当是时岂以谓虏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而欲避之乎？岂以谓坐观成败，而效卞庄刺虎之说乎？殆皆不然也。其意不过专务保江之计，而嫉淮西之成功耳！”

　　熊克《中兴小历》曰：“初，上诏湖北宣抚使岳飞以兵援淮西。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乃以粮乏为辞。至是濠州已破，飞始以兵来援，张俊、秦桧皆恨之。”

　　《王次翁叙纪》〔王伯庠撰〕曰：“绍兴辛酉，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上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偃蹇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飞意。”

　　《野史》传曰：“绍兴十一年，兀术重兵攻淮西。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壮心己阑，且轧于和议，辞以乏粮。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张俊、秦桧皆恨之。”

　　臣珂辨曰：“臣闻天下之难辨而易惑者，惟其迹之似也。小人之谗人也，固诬矣，而非窃取其似，则不足以欺人也。天下之人惟知其诬，而不知其所以诬，汲汲乎惜其人之不得为全人也，则又即其似而求有以盖之。呜呼！谗诬之似，果终足以欺人哉？欺有时而穷，则真者见矣。今乃不忍于一朝之未明，而求以盖其非，使人见之，曰：‘是天下之公论。’而亦其迹之似也，久而不明，真者泯矣。可以欺一时之人，而不可以欺万世者，似也；可以盖一时之非，而不可以盖万世者，亦似也。然则变真而谗以似，虽晦之，必彰之；舍真而盖以似，虽爱之，实害之。

　　然则轻重缓急之辨，固将何择哉？以此而论，先臣淮西之诬，则逗遛违诏之辨尚可缓，而轧于和议之说，盖所当先也。臣非敢先彼而后此也，逗遛之罪，小人之谗先臣也，固有甚明者证之；轧和之志，公论之盖先臣也，其说易以惑天下，而乱先臣本心之真，此臣所以先辨也。

　　先臣自金虏叛盟以来，尝有誓不与俱生之志。献北讨之书，夺官而不悔；上谢赦之表，忤时而不忌。抗恢复之奏，则自期于浑瑊复唐之大功；辟屈己之议，则深指于秦桧谋国之不臧。岳祠之盟，与将佐言者也，特首言其蹀血虏庭之愿；莲社之诗，与缁流言者也，犹不忘乎力扶王室之忠。甚而抒咏翠岩，勒题东松，书宜兴之寺壁，纪湖东之军次，是皆放怀景物，纾情幽旷，而二圣之还，三关之复，其志无往而不寓。造次必于君，言语必于国，天下至于今诵之，非臣之私言也。故高宗皇帝所赐御札有曰：‘览卿近奏，毅然以恢复为请，岂天实启之，将以辅成朕志，行遂中兴耶！’又曰：‘比降亲笔，喻朕至意。再览卿奏，以浑瑊自期，正朕所望于卿者。’又曰：‘得卿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卿忠义许国，言辞激切，朕心不忘。’呜呼！即此以论先臣之心，可以逗遛之说诬之乎？

　　谗人之进言也，豺狼之威踞乎其前，轩冕之念勃乎其中，势不得不枉它人，而庶几尺蠖之一伸也。诚又念夫威未至于极，则人心之公论不可诬也，则亦盍求其似而言之乎？先臣位三孤，开两镇，运筹枢府，视秩相庭，其爵穹矣，其位隆矣，其禄厚矣，则吾加以‘志满意得’，‘不复为国远图’之，人庶几信之。而犹惧其言之不足以欺人也，则先称以‘敢毅’，又称以‘有功名之志’，终则以为先臣之平昔不应有是。抑使天下之浅心者从而窥之，徒见其爵之诚穹，位之诚隆，禄之诚厚，则亦窃意其远图之怠，非复前日，而我言之或信。剡腾六奏，贯穿一乱，先后皆是言也。

　　天下之人惟其不知淮西之事颠末甚明，具在御札，而惑于谗人之似，意其或有是也，则深爱先臣之忠，而惜其不得以全其忠，乃深思而旁求之，则曰：‘朱仙之战也，两河忠义同为响应，虏酋腹心皆受密约，兀术弃京而却走，韩常遣使而请降，功垂成而亟班师，反堕于奸臣通虏之约，或者其壮心已阑而不前乎？’反复而疑之，则又曰：‘河南之复也，彼既先料其叛盟矣，抗疏而言之，因表而见之，漫不我听，故地复失。前辙可观，而又惟屈己之是求，或者轧于和议而不至乎？’呜呼！是二者之说，无一而可也。抑皆窃取先臣之似，而不忍于一朝之未明，且莫知其谗之实不然也。是求以盖先臣之非，而适所以益先臣之非；求以明先臣之忠，而适所以累先臣之忠者也。委质而事君，抑君有命，而谓吾志之阑，且咎其不听已验之说，严诏沓至，跬步不易，是可谓之忠乎？如是则止沸而扬汤，救火而抱薪，尚何非之可盖。

　　抑臣考之，虏之犯淮西也，烽警方腾，羽檄未至，淮西盖非先臣分地也，疑若可以晏然矣。使小丈夫处此，则曰：‘吾惟求保吾境，尽吾职而已，何暇以议其它。’而先臣激发忠愤，首抗奏疏，历数虏酋之不道，愿备戎车之先驱，请会诸将击贼，以必成功。故御札首曰：‘昨得卿奏，欲合诸帅兵破敌，备见忠谊许国之意，嘉叹不已。今虏犯淮西，张俊、杨沂中、刘锜已并力与贼相拒。卿若乘此机会，亟提兵会合，必成大功。’此盖奏至之第一札也。然则东下会合，盖因先臣之请而许之，奎画煌煌，匪臣所得而托言也。况是时先臣未奉出师之诏，既思虏穴必虚，乞捣京、洛，以制其弊，又恐急于退虏，乞出蕲、黄，以议攻却。其拳拳忧国，至于一日而两奏，载在御札，尤为明著，初未尝以非己责而自安也。

　　今有巨室焉，纪纲左右，各司其职，适有外侮，而他仆越职以求御，且复殚智虑，竭谋画，以为应之之策，则必其爱主之心特切，而卫上之志甚勤。使其主从而听之，促之以前，则反傲然而不行，是岂人之情哉？使其谓主不己知，则勿请；所以请者，则其无是心也。是仆也，非病狂丧心，安肯自请而自止，以激其主之怒哉？即小而论大，则先臣之无是二者之心也，则亦无是请也；有是请也，则逗遛之诬也，亦可迎刃而解矣。

　　况夫臆度之说，孰如亲见之审；疑似之迹，孰如已行之验。十年冬，司农少卿高颍自陈，欲裨赞岳飞十年连结河朔之谋，措置两河、京东忠义军马，为攻取计。盖已在朱仙班师之后也，使壮心果阑，则颍肯为此请耶？十一年秋，先臣行楚州按兵，俊将城楚，而先臣曰：‘吾曹当戮力以复中原，何至为城守计耶？’卒以此忤俊。盖已在淮西援濠之后也，使轧于和议，则先臣肯出此言耶？吁！亦明矣！

　　虽然，犹不可不申之以辨也。何则？张宪之狱，在行府锻炼极矣，而无一语以及先臣，所诬以通书者，先伯臣云也。张俊一纸之奏方上，而秦桧遽下先臣于狱，初无可证之事也。按坐两月，廷尉不知所问，反而思之，柏台尝有是六秦也。又其中逗遛之说，或可以致其罪也。乃札下制狱，令以此语诘先臣，虽先臣之辨甚明，而莫之省也。王俊所告，非此也；张宪自诬，亦非此也。即初揆终，了不相涉，先臣何罪而至此哉？先臣之就逮，乃十月之十三日，而此札之下，乃十二月之十八日。其间相距两月，秦桧之所以旁求而成其罪者，盖无所不至矣，而仅能得此，又安可以不辨。

　　臣按先臣被罪，尚书省敕牒之全文曰：‘淮西之战，一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观胜负。’呜呼！御札之有十五，固也，抑不观其时乎？前奏未上，而后命沓至，出师之命虽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时先臣以寒嗽在告，即以十一日力疾出师，故十九日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以此见先臣之出师，实无留滞，奉诏三日而行尔。自鄂而蕲、黄，自蕲、黄而舒、庐，皆以背嵬亲为先驱。虏方在庐，望风退遁，还军于舒。复来窥濠，又次定远，虏复引去，盖三月之中旬也。是时先臣闻命即行，首尾仅月余，往来道里，不止数千，计其时日，亦可见矣，而徒以其诏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臣之不幸也。

　　桧之所以诬先臣者，以稽违御札，臣不敢以它证，请以桧所诬者证之。先臣淮西之诬，其目有四：一曰逗遛违诏，二曰辞以乏粮，三曰不携重兵，四曰缓于救濠。臣请举而枚辨之。

　　逗遛军次以违诏，桧之诬也。而十九日御扎之连文曰：‘闻卿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然则先臣之所谓逗遛者何在？况请会兵而破敌，先臣实启之，苟惮于行，则何为上剡奏，以自形其怯乎？故奖谕之诏曰：‘淮东之军且出其后，沔鄂之众复来自南，合吾仁义之师，当彼残暴之寇。’则先臣非逗遛矣。

　　托乏粮以拒诏，亦桧之诬也。而三月十三日之御札有曰：‘卿闻命，即往庐州。遵陆勤劳，转饷艰阻，卿不复顾问，必遄其行。非一意许国，谁肯如此。’然则先臣之所谓托者何在？况请漕臣而从军，先臣实启之，苟志于托，则何至召它人，以自窥其伪乎？故褒嘉之札又曰：‘中兴基业，在此一举’，‘卿之此行，适中机会’。则先臣又未尝它辞矣。

　　先臣奉诏出师，以大军为缓，亲以背嵬骑兵为之先驱。其赴援之急，亦可知也，而俊乃谮先臣以携兵为寡。曾不知南薰门之战，以八百人破王善五十万者，先臣也；朱仙镇之对垒，以五百骑破兀术十万者，亦先臣也。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颍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是时俊命杨沂中以全军驱濠之余虏，而遇伏大败，殿前之兵几歼焉，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为寡也。俊既素怀怯敌之心，而反以寡病先臣，不亦哀哉！

　　兀术既遁，先臣还军舒州，以俟进止，而兀术用郦琼计，复窥濠州。三月初四日，先臣闻警，不俟诏，麾兵而救之。兀术盖以初八日破濠，而先臣先四日已赴援矣，则警报固未上闻，而诏合亦未至，其时日之序，又可考也。而俊乃谮先臣以救濠为缓，曾不知李成据襄阳，闻军至而遽遁者，先臣也，刘麟寇庐州，见岳帜而亟走者，亦先不可谓缓矣。是时张俊以大兵驻黄莲，去濠六十里而不能救，无以藉口，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为缓也。俊既坐收退虏之功，而反以缓谮先臣，其冤抑甚焉！

　　俊盖初以前途粮乏误先臣，而先臣不听，鼓行而进。及御札有‘不复顾问’之语，俊意先臣漏其书之言于上，而谮害之意成矣。当时先臣得罪，尚书省敕牒之全文，固出于一时酷吏之手；而俊之遣先臣书，称前途乏粮，以误先臣者，亦备载不遗，盖亦自有不能掩也。

　　万俟卨患狱之不竟，遂命元龟年以行军之时日杂定之。桧及先收御札于左藏南库，将灭其迹，幸而终未泯于凶焰，故其次第时日，犹有考也。宸翰之首，臣故复以甲子系日，而不敢以重复为嫌，盖欲其昭明而易见。试即而验之，初未尝有暇日也，奈何谓之逗遛。

　　至于王次翁之《叙记》，其为诬罔，尤为昭灼。方兀术之来，张俊以兵拒于柘皋，盖已逼江矣，‘先事深入’之谋果何在？先臣驻兵江夏，未尝在淮西也，亲札十五耳，而增其二，‘社稷存亡，在卿此举’之诏，元未尝有也。‘奉诏，移军三十里而止’，自鄂而庐，自庐而舒，自舒而濠，果三十里乎？身居政地，瞢如不知，而徒以口舌置人于死地，先臣真不幸哉！臣窃惟高宗皇帝留意戎昭，未尝顷刻忘，故一日而拜数诏者有之，一事而降数旨者有之。随、邓、襄阳之战，御札凡四，淮西、宛、叶之捷，御札凡七，虏人叛命，再寇河南，复故疆，援刘锜，首尾两月余，奉御札者又二十有三焉，岂独以拜命之多，而谓之逗遛乎？冤哉！先臣之忠如此，而不得白，此臣所以泣血而辨，千载而下，信史庶乎其有考也。

　　臣重惟先臣得罪之后，秦桧使其亲党王会搜刮囊橐，自尚方所赐之外，无儋石之储，赐书数箧，先已举而束之左藏南库，非惟龙翔凤翥之文，秘而不耀，而一时庙谟所以密授先臣者，殆泯没而无闻于世。先父臣霖猥蒙亲擢，摄贰匠监，露章陈请，愿复赐还。孝宗皇帝慨念故臣，亟降俞旨，此臣家之所以复得宝藏，而窃窥神算于云章之表。

　　臣按秦桧当时酝之祸也，盖欲屏去先臣所拜之宸翰，如綦崇礼所被之诏，以泯其迹，而使先臣之忠，终于莫辨。何以言之？宸章圣画，固非人间所得而易见，先臣幸以尺寸功，攀附依乘，故得拜此宠渥。诚使得罪，亦当上之秘府，与天球、河图并宝而无穷。桧乃敢置之有司之藏，其不臣之心，亦可见矣。一时指为先臣之污，秘卫不恪，迄今蠹鱼、蜗牛之侵，虽重饰而严护，犹有遗迹。臣每捧读，辄哽涕而不自胜。抑犹有大幸者，淮西一十五札并存而不失尔，故臣得以逐时日，叙次第而刊之石，以传万世，不然，则先臣之诬，尚何以为据依而辨之。呜呼！桧虽欲泯之，而天不泯之，是留以赐臣家，而使先臣之事有所据依而辨明也。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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