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赋论

赋论

　　《诗》有六义，赋居其一。《记》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一变而为骚，骚一变而为赋。屈原作赋二十五篇，其原皆出于诗，故《离骚》名经，以其所出之本同也。于时景差、唐勒、宋玉之徒相继而作，而原之同时大儒荀卿亦始著赋五篇。原激乎忠爱，故其辞缠绵而悱恻；卿纯乎道德，故其辞简洁而朴茂。要之皆以羽翼乎经，而与《三百篇》相为表里者也。汉之兴也，名儒则有董仲舒、贾谊、祇宽、司马迁、萧望之、扬雄、刘向、歆父子，东京则有班固、崔骃、崔寔、张衡、蔡邕之徒，多者至数十篇，少者亦数篇。而其最著者曰司马相如。

　　相如之词，虽称侈丽闳衍，失讽谕之义，然考之佚传，相如尝受经于胡安，蜀人多传其业，其功至与文翁等，故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地理志》语）后世以俳优目相如之词者，非也。班固书称枚皋善为赋，特以皋不通经术，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仅比东方朔、郭舍人。而皋亦自言为赋不如相如。由此观之，则知相如之赋之所以独工于千古者，以其能本于经术故也。其言曰：“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推相如之意，盖真有所谓不可传者哉？其可传者，侈丽闳衍之词，而不可传者，其赋之心也。若能原本经术，以上溯其所为不传之赋之心，则所可传者出矣。

　　经术之要，莫过于《三百篇》，以《三百篇》为赋者，屈原、荀卿而下，至于相如之徒是也。以《三百篇》为诗者，苏、李而下，至于晋、魏、六朝、三唐以及于今之作者皆是也。《艺文志》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则乐府者，又赋之变也。诗变而为骚，骚变而为赋，赋变而乐府，乐府之流漫浸淫而为词曲，而其变穷矣。穷则必复之于经，故能以六经持万世文章之变，即诗赋一道犹可以见贤人君子之用心。

　　若遂薄之为雕虫末技，吾未见扬雄之《法言》《太玄》谓可直驾《离骚》而上之。天下万世可无《法言》《太玄》，决不可无《离骚》。《法言》《太玄》或有时可泯没，《离骚》决不可泯没也。愚按赋之心本一原，而其体制递换亦可缕数：骚一也，两京之浑融博奥一也。黄初以还，及乎晋、宋之初，潘、陆、孙、许以隽雅为宗。南北朝以降，颜、鲍、三谢以繁丽为主。萧氏之君臣，争工月露。徐庾之排调，竞美宫奁。至唐例用试士，而骈四俪六之习，风、雅之道于斯尽丧。中世杜牧之辈始推陈出新，更为奇肆，实以开宋人漶漫无纪极之风，而赋之体又穷矣。本赋之心，正赋之体，吾谓非尽出于《三百篇》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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