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集卷十九(4)

卷十九(4)

　　◇卫人立晋

　　为臣而擅置其君，为子而专有其国，则皆得罪于王法矣。夫《春秋》为正名分而作也。卫有州吁之乱贼，既讨矣，其国人不请于天王而立晋，是擅置其君也。晋虽诸侯之子，无王命而遂立焉，是专有其国也。《春秋》书曰“卫人立晋”，则卫人与晋之罪皆无所逃矣。

　　古者诸侯，继世袭封，则内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则上必有所禀。必承国于先君者，所以重父子之亲；必禀命于天子者，所以正君臣之义。天下之大伦，于是乎在，而可以私乱之乎？卫州吁以嬖人之子，弑其君而自立，诸侯连兵欲定其位，而卫人不以为君，凡经八月而杀之于濮，谓卫国之无人焉不可也，奈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乎？此圣人之所深惜，而特起“卫人立晋”之文也欤。吾尝观卫人之杀州吁，而知春秋之初，人心之天理犹明也；及观卫人之立晋，而伤春秋之时，人心天理之坏亦自此始也。何也？击鼓其镗，踊跃用兵，介先君之宠，握百里之权，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有宋、鲁、陈、蔡以为之党，其势未易取也，然而敢即图之，使一往而陈人遂执以请莅，以一告老之大夫主其谋，而国人无不从，诸侯无敢沮，非人心天理之犹明而若是夫？奈之何讨贼之后，遽尔相率自置其君，而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天子，视周室如无人焉，则不顾先王之典，而陷其君于无王之罪矣。彼晋者，宣公也，纵不足责，而石子，贤人也，亦不念水木之有本源乎？无他，狃于见闻之习，而遂以为常也。贤者而若是矣，人心天理之坏可胜救乎？观“卫人立晋”之文，继于“卫人杀州吁于濮”之后，其为深惜之可知矣。是故卫人书“立”，“立”者，不宜立也，所以著擅其君之罪也。于晋，绝其公子，言其内无所承也，所以明专有其国之非也。晋也既立，卒于不令，以乱卫国。大抵不正其始者，必不能善其终，盖亦必然之理矣。

　　或曰：《春秋》书立君者二，此年“卫人立晋”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彼则指其立之之人，而此则言卫人，何也？盖立子朝者，尹氏之私意也。朝不当立，而独尹氏立之也。晋虽不当专有其国，而实当立，故卫人之立晋，特不请于王为可罪，而非若尹氏之私于子朝也。此又轻重之权衡也。吁！圣人之笔严矣哉！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春秋》纪阴阳之失节，所以示人君不可忽天道也。夫《春秋》常事不书，惟异而后书之。震电、雨雪，常有之物，而以为异，何耶？盖周之三月，乃夏时之正月，阳气未大发也，而大雨震电，阳失节矣。震电既发，则雨雪不当复降，越八日而又大雨雪，是阳稚而阴复肆也。阴阳之交失若是，安得不以为异乎？天人一理，有感则有其应。观《春秋》之所书，而隐公之失政可知矣。

　　愚尝求之《洪范》庶征之论矣，君人者，所以建皇极而纳民于福者也，是故雨旸燠寒，风之若否，由之而应，于是乎有恒寒恒燠之罚焉。人君知之，则遇灾而惧，虽有其象，而无其应。不然，则应复为感，而灾咎之来必矣。是故震电者，阳精之发；而雨雪者，阴气之凝。震电则发于燠，雨雪则凝于寒，不可并行也。隐公即位，九年于兹，不闻令政，而多凉德。以诸侯而不事天子，以国君而不抚庶民，军旅数兴，政权下替，君道之失久矣。今以建寅之月，未当启蛰之时，而大雨震电，阳气之动已过于早矣。雷电既发于癸酉之辰，而雨雪复作于庚辰之日，阳不顺令，而动非其时，故不能胜阴之兆见矣。故震电而曰“大雨震电”，雨雪而又曰“大雨雪”，则皆非小变矣。为隐公者，盍亦反躬而自省矣：德不修欤？政不举欤？谗邪之未去欤？善人之弗用欤？抑小民之失其所而祭祀之不共欤？何上天降鉴之若是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而思所以自新，庶其免于戾矣。公则藐乎无所警也，方且伐宋取邑，会郑入许，扬扬然自以为功，而钟巫之难作矣。《春秋》所书，虽然不言其应，而事应之符，昭然不昧，故曰非深明夫天人之理者，不可以言《春秋》也。

　　抑尝考之于经，凡书雨雪者三，而两在冬。若以夏时言之，则雨雪，冬所当有，《春秋》法不当书，而况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岂止两雨雪耶？故知《春秋》之以周正纪事，而书冬之为建酉戌亥之月无疑也。此夏时之正月，则以震电、雨雪兼作为异，且又大而过常，则皆为不时矣。呜呼！读《春秋》者，不以全经贯之，而欲因一句以求义，安能得圣人之微意哉！

　　◇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大夫轻身以亲浅事，而专命以抗公侯，《春秋》书之，所以责其重以失己，而又轻以失人也。夫礼莫大于正名分，过与不及，皆罪矣，而况于一出而两失之乎！

　　今公子结以国卿之尊，而下媵陈人之妇，是以所重临乎礼之轻，既失己矣，既而以大夫之卑而专事，以及齐侯、宋公盟，是以所轻干乎礼之重，又失人焉。然则结之不知礼也甚矣，《春秋》能不深恶之哉？吾闻之《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故以微者而视大夫，犹以大夫而视公侯也，其体之不敌，犹堂陛之有级，截然不可犯矣。今公子结以诸侯之子，为当国之卿，固将任出谋发虑之寄，以匡社稷、庇民人也。今乃纵一己之私情，亲媵妇之浅事，是谓以尊临卑，而乱上下之等威矣。至于齐侯者，太师之胤，东州之方伯也；宋公者，先代之后，天子之上公也：夫岂列国大夫所可敌哉？乃不自揣，而敢上要之盟，无乃以卑抗尊，而紊君臣之名分乎？故以公子而媵微者之妇，是以冠而荐屦也；以大夫而盟齐、宋之君，则举足而加首矣。不特此也，人臣非君命，不越境。鄄，卫地也。以私事而出，不可也。大夫无遂事盟者，有国之大权，不禀于君而专之，不可也。然则此行也，岂特失己失人而已哉？又有不臣之罪矣。《春秋》据事而直书之，结之罪，其可逃乎？是故牲盘之好方讲于秋，至冬而三国之师至于西鄙，故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其公子结之谓乎？

　　虽然，鲁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彼结之求盟，其从其否，固在我也，何至以二国之君，而辄从其所欲哉？既盟而后伐之，非矣。厥后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求盟，而齐侯弗及之盟。夫以商人之不义，且能却行父之请，而况于堂堂伯主之尊乎。呜呼！结不足责也，吾独深为齐桓惜之。

　　◇公会齐侯〈云云〉，盟于牡丘。宋人伐曹，楚人败徐于娄林

　　伯谋不协而与国贰，此外夷之所以得肆其志也。甚矣齐桓之伯有始而无终也！牡丘之役，将以救徐，而先为盟，固可见其不协矣。誓言方新，而宋人有伐曹之举，大功未立，而自携贰，将何以御外患耶？遂使楚人得志而败徐于娄林，中国之势于是乎衰矣。由此观之，非桓公不能敦不息之诚而至于斯欤？

　　常谓齐内以治外者，善谋也；慎终以承始者，善道也。故外夷之进退，未尝不视诸华之强弱；而诸侯之向背，又岂不由伯心之思斁哉？是故桓公之始伯也，郑侵宋，则合宋、卫以致讨；荆伐郑，则率鲁、宋而往救。分灾讨贰，诸侯无阙，故能壮中国之势，以服四夷。召陵之功，蔚为五伯之盛，诚可嘉也。使其尝存是心，不亦善乎？奈何葵丘既会，震矜遂生，由是楚伐黄而不救，以次陉掎角之助，反贻队命亡氏之悲，则桓公之不足以宗主诸侯，人知之矣。不然，以密迩山东之徐，楚人何敢逾越险阻以伐之耶？今楚而敢伐徐，则以不救黄而觇桓公之不能矣。公能于此而振旅焉，犹可及也。奈何八国诸侯萃于牡丘，则不鼓行直指淮泗之间，以拯徐人于焚溺，而方且刑牡歃血，以诏鬼神？诸侯，君实有之，何辱盟焉！则伯谋之不协可知矣。使敌人得以忖度其情而淹留不退，谁之咎耶？大夫之救，不闻有功，而伐厉之师，徒为黩武。未几而无役不从之，宋遂敢致怨于伐厉从齐之曹。虽曰弱曹不顾齐矣，不知牡丘之盟何为耶。外忧未弭，内志已睽，俾好恶同之之国，剪为仇雠而不能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不然矣，中国之虚实在楚人目中矣。于是荆尸乘广之旅，蜂合豕突，以败徐于娄林，则向日为齐取舒之人，今亦无以庇其民矣。使三十余年之功业，一旦扫地，岂不哀哉？尝因是而论之，齐桓之伯业，有系于宋不小也。方其始也，宋公推戴以为盟主，而伯业以成；及其终也，宋人背之以伐曹，遂卒无以制楚。昔者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曷尝倚人以为势哉？譬之于水，有本者，其出无穷。若夫蹄涔沟浍，得雨而盈，霁则涸矣。呜呼！此伯者之功烈所以如彼其卑，而君子不愿为之也夫。

　　◇齐侯袭莒

　　大国用兵以掩人之不备，《春秋》特书以著其罪也。夫兵以御暴，非所以为暴也，而况以诡诈行之者乎！齐为不道，乘莒人之不备，而潜师以袭之，不仁甚矣。《春秋》特起“袭莒”之文，而专目“齐侯”，则其包藏祸心之恶，何所逭哉？先王用三驱而不掩群；君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待物且尔，而况于人乎？凡《春秋》书用兵，皆在所恶，然亦有声罪伐人、而驻兵不战以服之者矣，未闻有以“袭”书也。彼小国恃大国之安靖己，无故而加之兵，已有陵弱犯寡之罪，况以阴谋閟计、出其不意而掩取之乎。此《春秋》之所必诛而不赦者也。

　　齐庄背澶渊之会盟，而助叛臣以伐盟主，不义甚矣。入孟门，取朝歌，无损于晋也。动而无所，以生悖心，于是袭莒之念兴焉。衔枚卧鼓，出莒人之不意，自谓一鼓可以得莒矣，而不虞其谋之不遂也，且于之门伤股而退，蒲侯之遇，杞梁授首，亦何益哉！人亦有言，“抑君似鼠，昼伏而夜动”，其齐侯光之谓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编，此为特笔，盖用兵之中，其罪为尤甚者也，而齐独有焉。他日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而郑罕达亦帅师取宋师于岩，潜踪密迹，伺人之间，以相倾覆；流而至于战国，残民以逞，若艾草菅然。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今年未能得志，明年再兴伐莒之师。构怨未已，而不知祸盈恶积，变起萧墙，未几何时，崔氏之难作矣。故曰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呜呼！若齐庄公者，尚谁怼哉！抑尝考之于经，凡特笔以著其暴者，多在于齐。故在襄公则有迁纪郱鄑郚之举，在桓公则有降鄣迁阳之文。不特此也，《春秋》未尝书灭国也，而灭国亦自齐始。发扬蹈厉之志，以成从简尚功之俗，盖其流风之未泯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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