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集卷十九(2)

卷十九(2)

　　◇公会齐侯，伐莱。公至自伐莱，大旱

　　人君以不义劳民为可危，故天应之灾为可惧。甚矣乖气之能致异也！鲁之宣公，以篡得国，故屈己以事齐，今又劳民以会齐而伐莱，天何义乎！公既告至，而国内大旱，庸非嗟怨之气上感于天而致之乎？《春秋》书“伐”、书“至”于上，以著宣公之罪；继书“大旱”于下，以见天道之应不可诬也。

　　尝谓善恶之事作于下，而灾祥之应见于上，此天人相与之至理也。是故僖公以务农重谷为事，而三时之不雨，不足以为其害；庄公以峻宇雕墙为务，而一时之不雨，即可以为之忧。天之于人，各以类应，其可忽哉！今宣公之得国，既获罪于天矣，况于即位以来，烦其兵役，渎其交际，虚内事外，而不恤其民乎？则天降之灾，宜矣。齐为不道，狡焉思启封疆，故为伐莱之举，其所以召兵于鲁者，恃其有援立之私恩也。宣自会于平州以后，奴役于齐非一日矣。今又动鲁国之众，往为之役，以伐无罪之莱，外结衅于远人，而贾怨于百姓，则是行也，宁不危哉？幸而得归，反行饮至以告于先君之庙，甚哉其怙恶也！军旅之后，必有凶年。盖其愁叹之声、怨愤之气上彻于天，而戾气为之应乎。是故伐莱方至，旱暵已作。旱而曰“大”，必至于涤涤山川而不可沮，非真僖、文不雨之比也。《春秋》以“大旱”书者，抑旱而不雩耶，是无忧国恤民之心也；雩而不雨耶，是见弃于天矣。宣公造恶不悛，而流毒于其国若是哉！圣人比而书之，所以哀鲁国之民也。虽然，宣之虐用其民，不特此也。伐莒取向，伐邾取绎，改助法而用税，非一事矣。

　　天之示变，亦不特此也。螽之见《经》者三，饥之见《经》者二，至于大水蝝生，亦非一端矣。《春秋》备书于《经》，然则为君而不仁不义者，亦可警矣。故曰“天灾流行，必不于有道之国”，岂不信哉！

　　◇郑伐许。郑伯伐许

　　诸侯之陵虐小国，《春秋》狄之于前，而爵之于后，皆以著其恶也。

　　夫《春秋》之法，有加贬而后见其罪者，有直书而罪自见者。惟明乎属词比事之意，斯得之矣。郑人为许之小弱也，每肆暴以伐之，皆罪矣。故我成公之三年，书“郑伐许”，以其一岁而再动干戈，为恶已甚，故称国以狄之，所谓加贬以见其罪者也。及其明年，襄卒而悼立矣，丧未逾年，而复伐许，其恶非不甚也，然自“郑伯”而不贬，所谓直书而罪自见。经之书爵，又见其释服从戎，有忘亲之罪焉。由此观之，《春秋》之法可知矣。

　　呜呼！王泽竭，伯功浅，小国之迫于大国，《春秋》深伤之也。许以太岳之胤，密迩于郑，郑庄怙其诈力，托为鬼神不逞之词，入其国而披其地，其所以不遂殄其宗祀者，东迁之初，尚以灭国为重事，故未敢蒙首恶之名。然而窜逐其君，置许叔于东偏，而公孙获处其西，制其死生之命，虽有存许之名，亦何异于灭乎？其后许叔因乱窃入，未几而齐伯兴，故得保其遗祀，以俟他日。郑人盖以许为俘邑久矣，特畏大国而未得逞其志耳。以义言之，许者，先王所封之国，郑安得而虐之哉？今郑襄既背中国而事楚，遂藉强夷之势，肆虎狼之心，一岁之间，再加兵于许国。不思己之见陵于晋、楚者，亦惟国小而弱之故，可不自反而以是施于蕞尔之男邦乎？是与夷狄之所行无以异矣。《春秋》狄之，所以诛其不仁之心也。襄公既没，悼公所宜改恶从善以自新也，奈何父丧甫葬，遂以吉礼从金革之事，以肆其毒于许。夫许之与郑，非有不共戴天之仇，何至伐之若是亟哉？忘丧非礼，陵弱不仁，干大国之怒不智。卒之交讼楚庭，以中国之君，而听于夷狄之大夫，然则郑伯之自伐亦甚矣！《春秋》于襄之伐许，虽书之于公子去疾帅师伐许之后，而其恶未著，故必贬之而后见。若夫悼之伐许，则上书“葬郑襄公”，而继之以“郑伯伐许”，则其罪已明，不必贬矣。故曰惟明于属词比事之义，斯得之矣。

　　大抵《春秋》之法，既贬则多从同。是故晋之伐鲜虞也，既于昭公之十二年狄之矣；至于十有五年荀吴之伐，则直书之。盖与“郑伐许”、“郑伯伐许”之书法同矣。虽然，许独无可议者乎？苟能修德行仁，以保其国，何畏乎一郑？而乃恃楚以为安，他日楚有亡郢之祸，而郑遂有灭许之师，而、叶夷、白羽、容城之迁，俱无益焉。呜呼！观远臣以其所主，弃中华之礼义而附夷以为安，夫何社稷之能守哉！

　　◇陈侯使袁侨如会。陈人围顿，陈侯逃归

　　二国背夷以即夏，乃不量力而陵小国，又不守义而叛伯主，此《春秋》之所惜也。夫为国以礼，其可不慎而轻举哉？

　　陈之成公，背楚从晋，而使袁侨听命于鸡泽之会，可谓知所向矣。至于哀公，乃兴围顿之师，以挑楚人之怒。及夫于絜有会，诸侯方急于陈，而又效匹夫之事，脱身以逃，则其举不中礼甚矣。是故书“陈侯使袁侨如会”，见其背楚而从晋也；“陈人围顿”，见其无故而怒楚也；“陈侯逃归”，则又背晋而从楚矣。五岁之间，一来一往，君子盖有取于成而深不满于哀焉。是故“袁侨如会”而称“陈侯”之“使”，致其志也；“围顿”而称“人”，贬也；逃义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也。由此观之，予夺见矣。呜呼！陈以有虞之裔，列在三恪，虽其国迩于楚，然春秋之初，楚患已及蔡、郑，犹未至于陈也。齐桓之伯，陈无事于四邻，故独倚齐以为安。桓公即世，穆公首生厉阶，以倡于齐之歃，则延盗入室，职陈之由。由是而取焦夷，由是而围宛丘，则陈实自取之耳。尚赖晋文之兴，而践土如会，得以自拔于蛮夷之污。不幸而有灵公之祸，中国无伯，而陈遂专属于楚，亦可哀已！今也晋悼复文襄之业，实中国之大幸矣。陈侯厌楚之暴，而幡然改辙，虽不能躬来听命于坛玷之间，而袁侨之使，亦足见其向华之实。以二十余年服楚之国，一旦不召而来，《春秋》能不与其出幽谷而迁乔木乎？彼楚也怒陈背己，则未敢声兵来伐，而姑使顿间陈者，何耶？侵欲之暴，其曲在己，故未有词以加陈也。为陈计者，修明德政，坚事伯主而睦四邻，蕞尔之顿，亦何以伺其隙哉？不知自反，而肆其兵威以围顿，不思顿小于陈，而陈小于楚，顿固非我敌也，而我岂楚敌哉？昔在穆公，尝以顿故，受得臣之围矣。今而围顿，无乃履其覆辙乎？遂使楚人得以有词于我，而陈国从此不遑宁处。伐而继之以围，陈虽噬脐，亦知无及。然当是时，晋君方明，诸侯听命，始之以戍，而继之以救，未尝顷刻而忘陈也。今又合诸侯于絜，亦惟以陈之故，苟能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晋，犹可为也。奈何以千乘之君，效匹夫之举，背先君之成德，弃仪卫而逃奔，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其父柝薪，其子弗克荷负。《春秋》至是不得而不责之矣。

　　盖尝论之，春秋之时，陈与蔡、郑皆困于楚之国也，而其受患之故，多在于不量力以召侮。是故郑之见伐，始于侵蔡；而蔡之被围，由于灭沈：不思小国之见陵于我，亦犹我之见陵于楚也。惟不能推己及人，以至于此。是故陈人围顿，独加贬焉。盖围国，非将卑师少所能办，而书“人”焉，其贬明矣。虽然，晋之与楚争者，陈与郑也。自于絜以后，而陈遂终于从楚，悼公之志，盖自以得郑为足矣。晋人曰：有陈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鲁人曰：陈不服于楚必亡。论而至此，则陈之不能自拔为可矜，而不能拔陈于楚，则亦伯者之罪也。

　　◇城费。叔弓帅师围费

　　大夫役民，以强私家，而无以制陪臣之横，可见其出乎尔者之反乎尔也。甚矣上行下效之捷于影响也！季孙宿为政于鲁，无故役民以城费，不过欲强其私邑以弱公室也。岂意至于意如，而南蒯据之以叛；叔弓帅师围之，有如敌国；其效岂不深切著明矣乎？君子曰：“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上，毋以使下。”观季孙之所为，亦可为不能事君者之戒矣。

　　夫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示强干弱枝之道而弭乱之所由生也。昔者季友受费于僖公，至是九十年矣，未尝有疆场之虞也。无故役民以城之，且当农事方殷之月，何其急耶！是季孙宿之欲斫丧公室，惟恐其弗及也。是故乘叔仲之媚己，而兴版筑之功。君且不顾，于民何有哉！一旦百雉之城溥彼东土，而龟蒙之景如两国焉。由是而三分公室有其一，由是而四分公室有其二，惟其所欲而为之，夫孰得而制之哉？而不思南氏之世为费宰，亦犹季氏之世为鲁卿也；彼南蒯之欲出季孙，亦犹季孙之欲僭其君也。叔弓以国卿，动鲁国之众，环而攻之，则向日之沟池雉堞，反为他人之守，亦独何哉？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不可诬也。《春秋》书“城费”于襄公之时，而又书“围费”于昭公之世，所谓属词比事，原始可以知其终矣。故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夫三桓实分公室，而子孙以微，何耶？下陵上替，虽令不从，此其效也。或曰：“《春秋》不登叛人，南蒯以费叛，而不正其罪，何也？”曰：“谓《春秋》法不书内叛，但书围，则叛可知。此胡氏之说，其或有未尽欤。按《左氏》，南蒯请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邑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则蒯之叛，叛季氏也，非叛公也。季氏无君之人，安得以叛名蒯？《春秋》亦安得以叛讨夫谋去意如者哉！不然，公山弗狃以费畔，召孔子而子欲往，何耶？”

　　◇公至自晋，晋侯使士来聘，杞伯来朝，邾子来朝，筑郎囿

　　交情睦于外而逸乐肆于内，观《春秋》比事之书，可以知望国之所以衰矣。

　　夫国家闲暇，乃修明政刑之时，而劳民以自奉，则岂君人之道哉？成公之末年，至自朝晋，而晋侯即使士丐来聘，大国睦矣；既而杞伯、邾子相继来朝，小国睦矣。四邻和睦，国家无故，不于此时立政立事，以新其国，乃役民以筑鹿囿，夫何为哉！君子以是知成公之终于不振而已矣。尝观成公在位十有八年之间，国内多故甚矣。方其即位之未几也，赤棘有盟，而东虐于齐；战韩幸胜，而南辱于楚。比年朝晋，而汶阳之田终失于韩穿之言；仆仆从役，而沙随之会又中于侨如之谮。会葬而见止，来聘而及盟。其所以困心衡虑者，亦云至矣，何独无愤悱自强之心乎？幸而晋悼新立，矫厉公之虐政，复文襄之故业，推亲亲之心以仁我，是以公之如晋，至不暖席，而士丐之聘，踵及鲁庭。以伯主之尊，报礼于鲁惟恐或后，晋之待鲁，非复昔日比矣。于是杞伯、邾子之朝，项领相望。自吴伐郯之岁曹伯来朝之后，诸侯不至鲁庭者十年，谓鲁之不见重于大国也。今而骤来，庸非为晋重鲁之故欤？大国来聘而小国来朝，公之困辱，至此可少杀乎，则当居安思危，鉴已往之不逮，图将来之日新，明德修政，怀保小民，维其时矣。不此之图，而盘乐傲怠，如恐不及，当农事之方殷，役丘民以筑囿。囿曰鹿囿者，养鹿之所也。虞山薮之利，以奉耳目之娱，而不知国政已落三家之手，虽有台池苑囿，其能独乐之哉？《春秋》比而书之，义自见矣。厥后昭公之即位也，鲁亦未有事也。七年而公如楚，八年而叔弓如晋，九年而仲孙如齐，大国睦矣，而郎囿筑焉，无乃效成公之尤乎？《诗》曰：“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筑囿未几，而周公之鲁为季孙之鲁矣。他日定公亦筑蛇渊之囿于堕三都之日，卒使圣人去鲁，而一变至道之国，终分崩离析而不能守。叔孙有言曰：无囿犹可，无民何为？而鲁之诸君不悟也，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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