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集卷十九

卷十九(1)

　　◎春秋明经

　　◇公朝于王所，仲孙羯会晋，韩不信〈云云〉城成周

　　《春秋》与诸侯之觐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与大夫之勤王，而伤王城之同于列国。夫趋事赴工者，臣子之所当为。至于天子之守，则有先王之遗法焉。襄王下临，僖公有王所之朝，《春秋》书“公”而成其为朝，谓天子在，是诸侯不可以不朝也。然不言明堂，而曰王所，则所非其地，异乎先王方岳之礼矣。敬王命，城王都，而诸大夫有成周之城。《春秋》列书大夫之名氏，谓天子有命，诸侯不可以不从也。然不言京师，而曰成周，则同于列国，而异乎先王作京之意矣。然则流水之朝宗，葵藿之向日，固人子之至情也。而下堂以见诸侯，与城郭沟池以为固者，又岂天子之盛事哉？呜呼！此圣人之所以不责诸侯大夫、而深不满于王室之意欤。是故至于岱宗，肆觐东后，天子巡诸侯之守者然也，未闻下劳诸侯而临于非所之地也；王命仲山甫城及东方，天子彻诸侯之封者然也，未闻请于诸侯以城其所都之邑也。平辙既东，周纲解纽。归枋邑，易许田，而朝觐之礼，委诸草莽；赋《黍离》，歌束楚，而二雅之音，变为《国风》。于是霸图兴而王道绝矣。推原其由，岂非天王自失其道而致之哉？观《春秋》之所书，然后正本澄源之意可得而知矣。且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惟是大侯小伯所当攘斥，非异人任。则夫城濮之勋，因其献俘而锡命之，赐之弓矢，以旌其劳可也，何至屈万乘之尊，亲举玉趾，以劳晋侯于践土乎？纵自轻也，奈宗庙何？成康之时巡，宜不如是，《春秋》安得不以为贬哉！然而君虽失礼，臣不可以不尽其敬。是故诸侯就朝，虽无为龙为光之盛，而冠冕佩玉，觐天威于咫尺，犹足以明水木本源之义，谓非东迁以后之美事不可也。是故我公书“朝”，以成其礼。故曰“《春秋》与诸侯之觐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也。嬖子匹嫡，乱生不夷。惟是二三大臣相与力，以不陨坠。则夫定位之后，所当夙夜夤畏，任贤修政，以图转危而为安也，何至以四海之广，请城其都以为固乎？德则不竞，城郭何为？周公之作洛，宜不如是，《春秋》又安得而不讥之乎？然而上虽失政，下不可以不奉其令。是故大夫会城，虽有弗躬弗亲之责，然版筑雉堞，服王事而靡盬，亦足以存宗邦翰屏之典，谓非王室乱以后之美事不可也。是故诸大夫书名，以达其义。故曰“《春秋》与大夫之勤王，而伤王城之同于列国”也。

　　夫《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其自治严而待人恕。惟其自治之严，故周之不振为可贬；惟其待人之恕，故或成其朝，或与其城，而无责焉。虽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书公之朝者二，而皆于王所，则言外之意可知矣；书大夫“城成周”而无诸侯，则属辞之法，又可见矣。然则二役也，谓之免于贬可也，而或者谓为美之，则岂圣人之意哉？故尝考之，周室在襄王则有子带之难，在敬王则有子朝之难。子带之难，惟书天王居郑，至晋文纳王则不书，盖以是为臣子之常也。子朝之难，始末皆书，而以“城成周”终之，是果足以为美哉？呜呼！齐桓首止之盛不可及已，得如晋文，亦庶几矣！至于晋侯午者，又文公之罪人也。

　　◇筑郿，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新延厩

　　诸侯兴不急之役，以空其国，而取给于人，犹不戒焉。《春秋》比事而书之，以示讥也。

　　夫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可不相时而轻用其力也哉？庄公妄兴筑郿之役，而不计国储之虚实，至于麦禾皆无；而当国之大夫，亲往告籴于齐，其事急矣；而明年之春，又新延厩。何其轻慢国本至于此极乎！《春秋》比而书之，而鲁之君臣无务农重谷之实、而有伤财害民之政可见矣。吾闻古之为国者，必时视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则工筑罕，民勤于食则百事废。未闻以凶年而兴不急之役也。三年耕，必余一年之食；九年耕，则余三年之食。未闻在位二十八年，而无一年之积也。鲁之庄公则不然矣。以峻宇雕墙为无损，以节用时使为无益也。是故筑郿之工未毕，而仓廪已空；告籴之迹犹新，而延厩复作。曾谓君国子民之道而若是乎？宜其见讥于君子矣！且筑者，创作邑也。城邑所以御暴，非时与制，不敢兴也，况于无故而筑邑乎！庄公不视岁之丰凶，而有筑郿之役，不知其何为也。若曰御暴保民，则鲁国无故，苟无令德，太行、孟门且不可恃，而况于郿乎！若曰虞山林薮泽之利，则非君人之心矣。未几而仓廪尽竭，麦禾俱无。无而曰大，颗粒不存之词也。然后皇皇焉无所措其手足，而臧孙辰奔告于齐，以请籴焉。以千乘之国，仰给于他人，以活其民，可不惧乎？不曰如齐告籴，而曰“告籴于齐”，见其情之急也。急病让夷，何足为功？适以昭其治名不治实之罪焉耳。鲁之君臣，盍亦因此而加省矣？则又愈不知戒，以求于人之余，而新延厩。夫延厩者，法厩也，养马之所也。凶年饥岁，民食不给，而马厩是新，推此心也，不至于率兽而食人乎？故书“新延厩”于“告籴”之后，所谓时诎举嬴，知其用民力为已悉矣。然则庄公之为国也可知矣。不然，《春秋》书筑者七，而公有其四；书兴作者九，而公有其三；书无麦苗、无麦禾而皆见于庄公之世，何耶？鲁十二公，台池苑囿之役，莫多于庄公，而水旱、螟蜮、多糜、有蜚之灾，皆备于庄公，天人感应之理不诬矣！而公终不寤也。身死，而妻子不保，几亡其国。呜呼！岂他人之咎哉！

　　◇初税亩，蝝生，饥，大有年

　　困民以致灾者，理之常；悖道而获福者，理之变。夫天人感应之理，《春秋》之所深谨也。是故螽蝝饥馑，国之灾也。鲁之宣公废助法而用税，虐民也。虐民而天降之灾，宜矣！故所税亩之年，蝝生而饥，斯非理之常乎？百谷顺成，国之福也。鲁之宣公夺世嫡以有国，悖道也。悖道而天降之福，异矣！故即位之十有六年，而大有年，斯非理之变乎？在他人以饥、蝝为变，在宣公则为常；在他人以有年为常，在宣公则为变。《春秋》诛乱臣、讨贼子之法严矣哉！

　　《商书》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夫凶，人为不善而致谴焉，天道之当然也。其或反之者，庸非异乎？是故螽蝝之害，法所当书，而他公皆记；有年之瑞，法不当书，而独志于桓宣之册。圣人之旨渊乎微矣！且饥者，五谷皆歉之谓也。宣公以不义得国，惧讨于人，而竭力以事齐，水旱、螽蝝相继而起，于是国用不足，而税亩之法兴焉。“初”者，事之始也；“税亩”者，公田之外，又履其余亩而取之，是为什而取二矣。以诸侯而擅改先王之法，以国君而行虐民之政，由是怨怼之声，上闻于天，而戾气应之。秋螽未息，冬蝝又生。“蝝”者，螽之子也。螽蝝相继于二时，嘉谷其有孑遗乎？故遂至于饥馑而无以振业贫乏。《春秋》书“蝝生”与“饥”，继于“初税亩”之后，则是灾也，实税亩之应，而宣公得之，非过矣。故曰“困民以致灾者，理之常”也。若夫“有年”者，五谷皆熟之谓也。宣公以庶孽之子，篡正嫡之位，使恶视二子，殒于非辜，而过市之哭，哀动鲁国，是上不有王法，而下不有宗庙。王朝不能施残执之刑，邻国不闻有沐浴之请，而鲁国又无石碏之臣矣，则惟天能诛之耳。其乖气所感，两螽而一旱，一水而两饥，宜也。至于是岁，而大有年焉。有年而曰“大”，则禾麻菽麦、黍稷穜稑，实颖实栗，无所不有，是果何以致之哉？《春秋》书“大有年”于“蝝生，饥”之明年，则是福也，非凶人之所当有，而宣公得之，为反常矣。故曰“悖道而获福者，理之变”也。然则天道僭乎？曰：非也。宣公在位十有八年，而独是年为有年，他年之歉可知矣。越明年而宣公死矣。获罪于天者，宣公也，鲁国之民，不可尽绝，而周公不可摧也。税亩矣，饥矣，而不畀之以有年，则周余黎民何罪乎？天非为宣公而有年也。夫岂僭耶！或曰：“《春秋》之法，常事不书，惟变则书之。桓宣之有年，志变也；则桓宣之水旱螟螽，乃为常矣，何以亦书之乎？”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人相与之理，惧灾思患之意，治恶人、矜小民之道，无所不备。是故观凶灾之迭见于二公，则知天道之不僭，而为恶者知所警；观有年之独见于二公，则知恶人之不可容于世，而操刑赏之柄者可以知所主矣。呜呼至哉！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晋郤缺帅师伐蔡，戊申入蔡，诸侯盟于扈

　　伯主能以力治二国，而不能以义讨罪人，《春秋》比书而自见也。夫诸侯从夷，固伯者之所当问，而弑逆之恶，又乌可舍而不讨也哉？晋灵之时，蔡从楚以次厥貉，罪也，故郤缺帅师伐蔡而入其国，力有余矣。夫何齐有商人之乱，则诸侯为会于扈，而受其赂？何不以所治蔡者治齐乎？《春秋》书“伐蔡”、“入蔡”于前，而不序诸侯于盟扈之役，知晋之所以力争诸侯者，不过求逞其私耳，岂其知有义哉？

　　尝谓天下之事，有重有轻；故伯者之治，有缓有急。是故不能三年而缌、小功之察，谓之不知务，失肩背而养一指，则为狼疾人矣。今也商人弑君，告于诸侯，已及期矣，伯主无致讨之令，而大夫无沐浴之请，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一旦上乡授钺，韅鞅靽，出自绛都，意其事之在齐也。既而义旗不指于营丘之邦，马首乃瞻于淮西之境，诸侯不无惑矣。师及于蔡，蔡人未服，则以戊申之日，鼓而入其国都。以百里之侯邦，倚蛮荆之势援，未易破也，今以孤军攻之，而城郭失其守，甲兵失其卫，使蔡侯泥首受罪，以为城下之盟，谓晋师不强而若此乎？苟以此众声齐之罪，师直而壮，若举江河以沃炎火，商人之血何足以污斧钺耶？奈何诸侯之会于扈，名为讨齐，实以取货。谓其力之不足乎，则八国诸侯，非直一郤缺之师也。惟其不以贼为贼，而甘与贼为徒也，是故于扈未盟，天下犹有所望，而齐犹有惧也。及夫于扈既盟，然后天下绝望，而商人成为齐侯，于是变讨罪之师为成乱之会，是举诸侯而为夷狄之行矣，不亦甚哉！《春秋》于伐蔡而书“帅师”，书“伐”，书“入”，则其力之有余可知。盟扈，略诸侯而不序，则其义之不足可见，而后讨贼之功不足以盖其纵贼之罪矣。

　　呜呼！中国之所恃以制夷狄者，礼义而已。有贼不讨，礼义亡矣，虽得百蔡，何益哉！厥后遂习为常，至于陈夏氏之乱，方以会狄为务，而楚庄遂为辰陵之盟，晋卒无以为伯，其来非一日矣。今观入蔡之役，不足以离蔡于楚，而盟扈之役，反足以使鲁从齐，则晋人见利忘义之效也。向使晋灵能移伐蔡之师于齐，而冀缺能推不可以怠之心，以纳忠于盟扈之际，则晋之世伯，视文、襄有光矣，岂其有邲之败哉？噫！

　　◇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正乐用于别宫，而非礼陈于祖庙，圣人据事书之，所以伤鲁之衰也。

　　夫礼、乐者，国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隐公立宫以祀仲子，而乐舞之数用六。用六虽正，而献于妾母之宫，则非其所矣。桓公奖乱以立宋督，而取郜大鼎之赂。求赂立贼，而纳于先君之庙，岂不为已甚乎！夫君子之事其亲也，造次必以其礼。然则鲁人之待周公，曾仲子之不若矣。呜呼悖哉！夫媵妾不可以为夫人，未闻违礼立宫以祀之也；宗庙，礼法之所在，未闻昭违乱之赂于其中也。鲁于春秋，号为秉礼而若是乎，此圣人之所为惧，而《春秋》之所以深谨也。盖仲子者，惠公之妾也。惠公元妃孟子，既入于庙，则仲子无祭享之所矣。若以“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而使公子主祭”之典言之，则仲子非隐之母，安得为立宫乎？至其乐舞之数，则于别宫不敢同于群庙，而降用六羽。自当时言之，盖以为得礼矣；以王制论之，则诸侯用六，奚取于仲子之宫哉？今也六羽献于妾母之前，而群公之庙用八自若，曾是以为礼乎？《春秋》因其始成而祀，书曰“考仲子之宫”，既正名其为非礼矣，献羽而书“初”者，以见前此未尝有六佾之舞，所谓因事以明用八之僭也。若夫太庙者，周公庙也。曾谓周公而享非礼之祀乎？犹有鬼神，而以不义之物陈于公前，公其无所依矣。不孝孰大焉！桓既篡兄而立，又推其恶以及于人，于是偕齐、郑之徒，成宋督之乱，而取其赂器，置于周公之庙，是死周公也，不惟亵祖宗之灵，而又以教其百官习为夷狄禽兽之行。乱臣贼子得志，而无忌惮至于此，极哉！《春秋》书“取郜大鼎于宋”，“取”者，得非其有之称；又书“纳于太庙”，“纳”者，不受而强致之谓；曰以“戊申”，深谨之也。夫六羽者，当用之乐也，而在仲子之宫；郜鼎者，违乱之器也，而在周公之庙。四方之人，将于鲁乎观礼，而鲁之礼若是哉，此《春秋》之所为惧也。

　　因循至于僖公，而有禘太庙、致夫人之举；文公而有大事太庙、跻僖公之事。仲子犹别立宫，而成风则直致之于太庙；仲子犹降用六羽，而成风则直用天子之大禘。礼乐之紊，既不可言，而乱伦逆理之事，纷纷然于周公之前陈焉，何周公之不幸至于此哉！周家之礼，公所制也，而公之子孙若是，他国复何望哉？呜呼！此《春秋》之所以假鲁史而作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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