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67)_康有为

六七

　　第七，辨孔子书并无《太誓》序，此篇亦伪。

　　今据伏生传《书》二十八篇，以为孔子全经篇数止此，而近人每持伏《书》有《太誓》之说，请得条其说而辨之：《太誓》后得，汉人刘向、《尚书正义》一引《别录》刘歆、《汉书·楚元王传》、《文选注》引《七略》王充、《论衡、正说》马融、《尚书正义》一引郑康成、《尚书正义》一引《书论》赵岐、《孟子滕文公章句》房宏等《尚书正义》一引皆同此说，王充、房宏等以为宣帝时得，为小异众口一辞，未必举国尽误。伏《书》之无《太誓》，一。

　　《史记·儒林传》称“伏生独得二十九篇”，语已伪窜，辨见前然即二十九篇之说论之，亦不过如孔冲远“武帝世见《太誓》入伏生《书》内”，故并云“伏生所出”之说耳。不然，《史记》非僻书，诸儒岂未之见？事关经文增减，诸儒纵不能援《史记》以折异说，亦岂敢蔑《史记》而构虚辞？又《史记》“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之说，《汉书·儒林传》亦袭之。马融尝从曹大家受《汉书》业，岂得不知？而“《太誓》后得”之说，马融持之尤力，知“独得二十九篇”之说，诸儒固知其非，故不援据。伏《书》之无《太誓》，二。

　　《汉书·艺文志书家》“《经》二十九卷”，自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盖《太誓》博士读说传教之后，即附入欧阳、大小夏侯《书》。辨见前既附入欧阳、大小夏侯《书》，则经文卷数自当并数之，《志》载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即由于此。欧阳《经》卷数难明，无可考据，辨见前。王氏《经义述闻》以为“皆当作三十三卷”。然无明据而改古本，学者岂信之乎？或谓《志》载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中有后得《太誓》一卷，何以不别白其说？不知《艺文志》即刘歆《七略》之旧，《七略》又言“武帝末民间得《太誓》。”《文选注》引则固已别白其说。《志》引《七略》，其辞未尽耳。伏《书》之无《太誓》，三。

　　《尚书大传》虽有《太誓》，然《大传》所载亦不尽伏生之《书》。辨见前《大传》又有“‘六誓’可以观义”及“《周书》自《太誓》就《召诰》而盛于《洛诰》”之言，以《太誓》与二十八篇并称，似为真孔子《书》。考《大传》称“‘六誓’观义”，乃引孔子告子夏之言。汉儒淳朴，附益古书则有之，断不敢假托古人之语，然必后人据既增《太誓》改“五”为“六”。至《周书》自《太誓》”一语，更后人据既增《太誓》窜入无疑。否则伏《书》二十九篇有《大传》为据，《大传》之书，人所诵习，郑康成并为之注，岂得皆不知，而犹以为《太誓》后得乎？知《大传》以《太誓》与二十八篇并称，当时固知其非矣。伏《书》之无《太誓》，四。

　　《史记·周本纪》虽载有《太誓》，然《史记》网罗放失，非纯据伏生之《书》，辨见前如《周本纪》下文“斩纣头”及“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之类，即引《逸周书》。其引《太誓》，乌知其必据伏《书》？伏《书》之无《太誓》，五。

　　《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对策》引“《书》曰”，即《太誓》之文，仲舒对策未及武帝之末，似伏《书》无《太誓》，何由引之？不知《春秋繁露》引《君陈》文亦称“《书》曰”。若仲舒引“《书》曰”者必伏《书》，岂《君陈》亦伏《书》所有乎？伏《书》之无《太誓》，六。

　　《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有司奏议曰‘附下罔上者死’”云云，文见《说苑臣术篇》引《太誓》。又终军白麟奇木之对、司马相如封禅之奏，见《汉书·终军传》《司马相如传》皆未及武帝末年而皆已引《太誓》，似非据伏《书》而何？然诸所引不明言《太誓》，即以为《太誓》亦不过如董仲舒《对策》所引之例，未必即伏生《书》。伏《书》之无《太誓》，七。

　　平当习欧阳《书》，见《汉书·儒林传》班伯习小夏侯《书》，见《汉书·儒林传、叙传》而《汉书·平当传》《叙传》，二家尝引《太誓》。欧阳、大小夏侯即伏生所传，似伏《书》当有《太誓》。然二家皆元、成以后人，尔时《太誓》入欧阳、大小夏侯《书》已久，二家既习欧阳、小夏侯《书》，自当肄业及之。其引《太誓》何足为异？伏《书》之无《太誓》，八。

　　《毛诗思文》正义引《太誓》曰“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之为雕”，郑《注》曰“雕当为雅”。《史记·周本纪》作“流为乌”。王氏《经义述闻》以为作雕，古文；作乌，伏生今文。然考《史记》引《书》，每多改易其字，见于诸篇者班班可考，其作“乌”者何以知其为今文？伏《书》之无《太誓》，九。

　　《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似伏《书》无《太誓》，更当脱《太誓》一篇，何得止曰“脱简”、“脱字”而已？不知刘向以古文校三家之说，乃刘歆所造。然即如其说，向校书在三家增《太誓》后，三家并有《太誓》，何得复以为脱？伏《书》之无《太誓》，十。

　　或谓古文虽刘歆所伪，然伏生篇数歆必知之，伏《书》诚止二十八篇，则古文《太誓》并为伏生所无，歆当以为“孔安国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今曰“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上据《汉书·艺文志》，《艺文志》即刘歆之言也则伏《书》有《太誓》审矣。曰：其人之言，必当还以其人之言解之，方不凿枘。歆之说以为“共王得《书》”“安国考二十九篇”皆在武帝之末。亦据《汉书·艺文志》，即为刘歆之言武帝末《太誓》既入博士《书》，故歆以为“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不然，“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及“《太誓》后得”，皆歆《七略》之言，歆虽荒谬，何至矛盾若是乎？伏《书》之无《太誓》，十一。

　　以十一说观之，《书》二十八篇之为全经益明，序百篇之为伪作愈显矣。

　　书序条辨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

　　据今《尧典》“月正元日”以下皆舜即位后事，经文班班可考。《序》唯言“将逊于位，让于虞舜”，止及尧事，显违经文。曾是出于孔门而有是邪？《正义》引郑注以为“舜之美事在于尧时”。不知“月正元日”以下皆尧殂落后事。其尧时与否，岂郑氏所能颠倒其说？盖刘歆将别造《舜典》一篇，故于《尧典》序抹杀舜事一节，以弥缝其说。王肃所伪古文遂截“往钦哉”以上为《尧典》，而别析“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求合《序》说，亦可谓幻中出幻矣。

　　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古止有《尧典》而无《舜典》，其《舜典》一篇，止见于《古文》及《书序》。其可疑有三：今《尧典》备载舜事，并总叙征庸、在位生死年数以结之，是舜之事实已完，何得别有纪载？可疑一。《大学》引《尧典》作“帝典”，《孔丛子论书篇》同尧、舜同德，故纪录同篇。其《孟子》及伏生称“尧典”者，盖尧、舜同篇，而篇首曰“粤若稽古帝尧”，故即举尧该之。否则《尧》《舜》两典各有其篇，《大学》单称“帝典”，何以分别乎？可疑二。古文《舜典》虽不可见，然据《序》说如此。夫既谓之“典”，则一朝实录，征信所关，岂有实事强羼先帝之篇，而本纪唯书劝进之事？盖舜事既具《尧典》，不能重出，故作伪时敷衍逊位之事以充其数，可疑三。

　　以此观之，《书序》之矫诬，尚足辨邪！《尚书中候考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钦翼皇象，授政改朔。”《太平御览皇王部》引魏高堂隆《改朔议》，亦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见《宋书礼志》按：魏时歆古文传布已久，所引当即歆古文。且歆总领图谶，时窜伪经于纬候中以自证应，《中候》此文与十六篇逸《书》有《舜典》合，益可见其伪也。赵台卿《孟子万章》章句并谓“《孟子》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书》所载。”然据《尧典》，则舜在下之时，已有“蒸蒸艾不格奸”之效，岂有被举之后，尚有杀舜及禁不得娶之事此盖战国时人妄说，而孟子未辟之。顾氏《日知录》已言之乃近人犹惑于赵氏之说，取《孟子》所引以补《舜典》，显然与《尧典》刺谬而不顾，岂非无目人哉！

　　《尚书大传》之目，有《唐传》《虞传》《虞夏传》《夏传》。《大传》说《尧典》谓之《唐传》。陈氏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因谓“伏生以《舜典》为《虞书》”。然《大传》诸家所引者无《舜典》一篇，且伏生不过以说唐事者谓之“唐”，说虞事者谓之“虞”，合说虞、夏事者谓之“虞夏”，说夏事者谓之“夏”，随事分合，文无定称，无以见其有《舜典》也。

　　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汨作》《九共》九篇、《槁饫》。

　　《尚书大传》有《九共篇》，即刘歆所本。歆伪《左传》所谓“八索九丘”，亦同此蹈袭也。《汨作》《槁饫》今不可考，或歆时别有所本，未可知也。《大传九共》九篇非孔子书，辨见前

　　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弃稷》。

　　禹别九州岛，随山川，任土作《贡》。

　　《史记·河渠书》云“以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即刘歆所本。《序》本《史记》文字，仍有异同，盖有意为之以泯其迹。今但明其剿袭，小小异同，不暇详也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记·夏本纪》云“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即刘歆所本。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史记·夏本纪》云“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雒、汭，作《五子之歌》。”即刘歆所本。

　　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史记·夏本纪》云“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即刘歆所本。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厘沃》。

　　《史记·殷本纪》云“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即刘歆所本。《序》有《厘沃》，而《史记》无之，歆或采自他书增之，以足百篇之数者也。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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