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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孔颖达《尚书正义》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夫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夏侯之《书》，非伏生元本也，然言有《序》则可信。按《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一字石经尚书》六卷。”又云“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则唐人于拓本汉《石经尚书》及见之也。颖达谓“今文则夏侯、欧阳所传及蔡邕所勒《石经》。”是故于《尧典》篇首正义尝引《石经》，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见《石经尚书》有百篇之《序》，故为是言耳。今文有《序》，其证四矣。 　　陈氏此说，最不足据。果如其说，二十九卷外尚有《序》一卷，则《汉书·艺文志》载大、小夏侯《经》文当曰“三十卷”矣，何以仍曰“二十九卷”乎？孔既曰“《序》在外”，则二十九卷断不能以为并《序》数之，是二十九卷乃既增《泰誓》之数。《志》并《泰誓》亦惟曰“二十九”，则大、小夏侯之无《序》断矣。欧阳《经》及《章句》卷数难明，然夏侯无《序》，则欧阳亦无《序》审矣 　　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亡于永嘉之乱，今无可考。请以《尚书大传》征之。《周书成王政》序曰“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尚书音义》曰“践，《尚书大传》云‘籍也’。”《诗豳风破斧》正义引《书传》云“‘遂践奄’，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猪其宫。”按《将蒲姑》序，言“成王践奄，迁其君于蒲姑。”是奄君犹存，《书传》谓“杀其身”，此今文说之异。盖《书传》体近《韩诗外传》，往往旁胪异闻，非尽释经。然而“遂践奄”三字，则明出于《成王政》之《序》。今文有《序》，其证五矣。 　　《尚书大传》未尝曰“《书序》”，且《大传》“杀其身”之说显与《序》异，是即其非据《书序》之明验。今、古文异《序》之说不足信，辨见上或更谓《大传》云“‘遂践奄’，践之者，籍之也”，如非据《书序》，何以释之？不知自为申释，古书有此体。如《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是亦其例。不然，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岂伏生独异邪 　　《周书亳姑》序曰“周公在丰，将殁，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毕，告周公。”《尚书大传》曰周公致政封鲁，三年之后，“老于丰，心不敢远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庙……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与大夫开《金縢》之书，执书以泣曰‘周公勤劳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书传》言葬周公事，本于《亳姑》序也。 　　《论衡·感类篇》引《书》“乃得周公死，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盖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讹，故以《金縢》之事与《亳姑》之事联为一也。今文有《序》，其证六矣。然难者犹谓与《书序》有两端也。《大传》又曰“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雊。”此出《商书高宗肜日》之《序》也。今文有《序》，其证七矣。《大传》又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周书召诰》之《序》也。其下即述经文云“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丰，唯太保先周公相宅。” 　　今文有《序》，其证八矣。《大传》又曰“夏刑三千条。”此本《周书甫刑》之《序》也。《甫刑》序曰：“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按《经》曰“五刑之属三千”，不言“夏”；《吕氏春秋孝行览》云：“《商书》曰‘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亦不及“夏”；《左氏传》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虽言“夏刑”而不举其目。若非见《书序》“训夏赎刑”之文，何以知三千条为夏刑也？今文有《序》，其证九矣。 　　《尚书大传》不明曰“《书序》”，陈氏必以为据《书序》，已属武断。《书序》之作，攗拾诸书为之。《亳姑》序与《史记·鲁世家》文更类，当即采《史记》。《高宗肜日》《召诰》序，盖即采《大传》耳。《高宗肜日》序，亦见《史记·殷本纪》，当并采之《大传》言“夏刑三千条。”伏生去古未远，古籍之旧文，先师之遗说，考见尚多。陈氏律以今人之耳目，以为“非见《书序》，何以知之”，尤为不可。要之《书序》之伪，既有明征，诸书之与合者，正可以考其剽窃之迹。果如陈氏之说，则《荀子解蔽篇》“人心之危”数语，亦与伪孔《书》同，亦可以为《荀子》采伪孔《书》乎 　　《大传》篇目有《九共》《帝告》《冏命》，《序》又有《嘉禾》《揜诰》，此皆在二十九篇外。若非见《书序》，何以得此篇名也？今文有《序》，其证十矣。 　　《尚书大传》中《大战》《揜诰》《多政》三篇不见于《书序》，若以为《大传》二十八篇外篇名据《书序》采入，则此三篇又何处得来邪 　　书传既有明文，请更征之《白虎通》。《白虎通》引《尚书》悉用今文家说，《诛伐篇》称《尚书序》曰“武王伐纣。”此《周书太誓》序及《武成》序之文也。其引《尚书》用今文，则《序》亦出之今文无疑。今文有序，其证其十一矣。 　　《白虎通》虽用今文，然亦有用古文者。他不征引，即如《爵篇》引《书亡逸篇》，《社稷篇》引《尚书逸篇》之类，独非古文邪？《书序》、逸《书》同出刘歆之手，《白虎通》既引逸《书》，何以知其必不引《书序》乎？虎观诸儒如贾逵之等乃治古文者，班固之学亦杂揉今古，其引古文，何足怪也。 　　《汉书·孙宝传》“平帝立，宝为大司农，孔光、马宫等咸称王莽功德比周公。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此引《周书君奭》之《序》也。考《儒林传》平帝时立《古文尚书》，《王莽传》元始四年益博士员，而宝为大司农在元始二年，是时古文未立，宝受公羊《颜氏春秋》于筦路，成帝初以明经为郡吏，亦非为古学者，则其所诵之经亦今文也。古文《毛诗》，平帝已立，而康成注《礼》时尚未之见，则孙宝之不见《古文尚书》，不足疑也。今文有《序》，其证十二矣。 　　《列子杨朱篇》曰“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然则孙宝所谓“著于经典”者，自指《君奭》一篇，而所谓“不说”者，何以知其必据《书序》乎？ 　　《后汉书·杨震传》：曾孙彪议迁都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此引《商书般庚》之序也。彪世传欧阳《尚书》，所据乃其本经。今文有《序》，其证十三矣。 　　后汉古文之学盛行。杨彪虽世传今文，偶引古文，不足异。若谓学者一习今文，即古文一字不得寓目，有其理邪？如《儒林传》载李育传《公羊》，而亦尝读《左传》，是即今文家兼读古文之明证。彪生当贾、马大盛之后，其引《书序》宜也，左海安得知此。 　　《法言·问神篇》曰：“《易》损其一，虽蠢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按：杨子云引《书》皆用今文，“《书》不备过半”，唯今文唯然。若古文则前汉存者五十八篇，不得云尔。今文有《序》，其证十四矣。《法言》又曰：“古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按《酒诰》唯今文有脱简，故其言如此。今文有《序》，其证十五矣。 　　杨雄乃刘歆之徒，《后汉书·桓谭传》言“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则雄正古学家，故攻《书》二十八篇之不备与刘歆同，盖从歆学者。其据《书序》，乃其宜也。且雄二说乃攻今文，乌知其非如刘歆之故智，以古文攻今文乎？左海未知今、古派别，宜其妄也。 　　《论衡·正说篇》驳或说《尚书》二十九篇“法斗七宿”曰：“按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谓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论衡》此篇所引“或说”乃今文家言，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则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遗者七十一篇”。今文有《序》，其证十六矣。 　　王充亦以古文驳今文，其云“独谓二十九篇立法如何”盖谓二十九篇何足立法耳，未见其必据今文《序》驳诘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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