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64)_康有为

六四

　　伏生藏《书》之说为伪窜，辨已见前。王充时百篇之说已行，充见《史记》有藏书之说，因即以为百篇耳。《尚书大传》二十八篇外篇目与《书序》合者，虽有《九共》《帝告》《说命》《太誓》《嘉禾》《臩命》六篇，然又有《大战》《揜诰》《多政》三篇出《书序》外者，知《大传》此类不能引为《书序》之证。博士非不读《大传》，而“以二十八篇为备”，则《大传》此等师说不以为孔子《书》又明矣。又武帝止立施、孟《易》、欧阳《书》、公羊《春秋》博士，宣帝复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书》、谷梁《春秋》，诸儒未有排之者。至刘歆欲立《古文》，不独博士排之，龚胜、师丹、名臣大儒亦排之，以至新莽之世，公孙禄亦以“颠倒五经”罪之。知西汉博士本不持门户之见，而刘歆《古文》之伪，确有以招人口实者矣。陈氏犹拾刘歆唾余，抑何愚而可笑也！

　　《艺文志尚书家》“《欧阳经》三十二卷。”按伏生《经》文二十八篇，增《太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故，欧阳《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或曰：夏侯《经》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欧阳何以不然？曰：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以《班志》核之，“六艺家”传训多寡，往往不与经符。如《诗经》有《序》，于《尚书》最为近。乃鲁、齐、韩《诗》皆二十八卷，唯《鲁说》、齐孙氏《传》卷与经合，而《鲁故》《齐孙氏故》《齐后氏故》、后氏《传》《韩故》《韩内传》《韩说》，卷皆与经异。《毛诗》二十九卷，而《毛诗故训传》，卷亦与经异。《齐诗》有《序》无《序》，无以明之；鲁、韩、毛之《诗》皆有《序》，而《传训》卷数参差若是，于欧阳、夏侯之《书》乎何疑？今文有《序》，其证一矣。

　　《汉志》卷数误文、脱文最多，颜师古已言之。其《欧阳经》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之数，并难引据。若谓二十八篇增《泰誓》三篇，故三十一，考今文《书》凡一篇分为数篇者，亦止以一篇计之。故汉石经《般庚》有三，据中篇末“建乃家”下，下篇首“般”字上空一格知之而自来数今文卷数者亦止以为一篇。然则《泰誓》三篇增入今文之《书》，亦当以一篇计之，岂有仍为三篇作三十一卷之理？若谓《泰誓》旧本三篇，不能并为一以失其旧，然如《般庚》之例，不过篇数为一，而篇章仍三，又何尝失其旧？而必篇数亦析为三，以为是乖刺之例乎？必不然矣。

　　又陈氏据“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以弥缝欧阳《经》《章句》卷数不合之故，然《汉志》载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章句》《解故》亦皆二十九卷，岂大、小夏侯独为《序》作训邪？大、小夏侯不为《序》作训，则二十九卷中无《序》可知。大、小夏侯与欧阳同出一师，大、小夏侯无《序》而欧阳有《序》，有是理乎？陈氏亦自知其不可通，又附会以西汉传训卷数“不与经符”之说，其意以为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二十九卷，实释二十八篇，非有一卷释《序》，释二十八篇而有二十九卷者，犹《鲁说》等卷数与《经》不符之例。然《鲁说》等乃卷数与《经》显然不符者，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乃卷数与《经》显然相符者。《汉志》所载《传训》卷数与《经》不符者固多，而符者正复不少，陈氏毫无证据，妄以符者为不符，可谓拙于舞文矣。

　　班固称“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微子》《洪范》《金縢》多古文说。”固言如此，则迁书五篇之外盖多取今文矣。《史记》载《尚书》逸篇，唯见《汤征》《汤诰》。《汤征》又在古文逸十六篇外，余绝无闻，独于《书序》胪举十之八九。至于《序》作《原命》为“大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序》作《般庚》为“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又言“小辛立，殷道复衰，百姓思般庚”。

　　《序》作《高宗肜日》及《高宗之训》为“武丁祭成汤事”，又言“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序》作《洪范》为“武王克殷后二年”，《序》作《冏命》为“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燛申戒太仆国之政”，序《文侯之命》为“襄王使王子虎命晋文公”，《序》作《秦誓》为“穆公封殽尸后事”，又序《夏社》在《典宝》后，序《咸有一德》在成汤时，以《太甲》为“太甲训”，以“伊陟”为“太戊”，以“分器”为“分殷之器物”，以“康王之诰”为“康诰”，其它“女方”为“女房”，“大埛”为“泰卷”，“仲虺”为“中壨”“迁嚣”为“迁隞”，“圯于耿”为“迁于邢”，“升鼎耳”为“登鼎耳”，“剓”为“饥”，“归狩”为“行狩”，“异亩”为“异母”，“归禾”为“馈禾”，“旅天子命”为“鲁天子命”，“无逸”为“毋逸”，“肃慎”为“息慎”，“俾荣伯”为“赐荣伯”，“伯冏”为“伯燛”，“粊誓”为“狝誓”，“吕刑”为“甫刑”，说义文字往往与古文异，则显然兼取之伏《书》也。

　　且《尚书》古文之《序》或同或否，师传则然。如《韩诗》之《序》可考者，“《关睢》，刺时也”“《芣苢》，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螮蝀》，刺奔女也”“《鸡鸣》，谗人也”“《夫栘》，燕兄弟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与《毛诗序》互有同异。此今、古文《书序》异同之例也。今文有《序》，其证二矣。

　　《史记》与《书序》同者，乃《书序》剿《史记》，非《史记》采《书序》，辨见后。《书序》既剿《史记》，复作异同者，盖故作参差以弥缝其剽窃之迹，犹伪孔《古文》既剿诸书，仍作异同耳，辨亦见后。且即以为《史记》采《书序》，其间声音之少讹，训诂之相代，文句之互有详略，先后之少有差忒，乃《史记》引书之常例，触处皆然，不可枚举。然则其它诸书，岂亦有今古文之分乎？陈氏又引《诗》韩、毛异《序》，以为《书》今、古文异《序》之证。不知今文本无《序》，韩、毛自异，与《书》何关？且考《诗》四家异《序》，皆文字悬绝，未有如此之少少异同，即大义不同而辞语仍相放者。陈氏无聊之附会，尤不必也。

　　《论衡佚文篇》曰“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按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汉书·儒林传》曰“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时求治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夫霸所分合者，夏侯《经》二十九篇，其所采《书序》即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汉后献，遂秘于中，外不得见；庸生孤传，衰微特甚。霸但见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见孔《书》，故窃之作《百两篇》以欺世。如所采《书序》出古文，是霸见孔壁之本矣，宁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书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献之于朝哉？且霸见孔壁之本，则见其中逸《书》二十四篇，攗拾较易，乃不并取以为《百两篇》，而转取《左氏传》，何哉？故知霸所取《书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其证三矣。

　　王充生刘歆之后，故祖述《汉书·儒林传》之说，以为张霸伪《书》实采《书序》。不知据张霸《书》有《百两篇》，是即张霸不采《书序》，并霸时未有《书序》之明证。据葛洪《西京杂记》跋，班固《汉书》全本刘歆之旧，则《汉书·儒林传》“张霸采《书序》《左传》”“成帝求治古文，以中书校《百两篇》”等说，尚足信邪！若霸时果巳有《书序》而采之，则经师传本，百篇之目显然，霸方伪《书》取信，安敢显悖百篇之目造为《百两篇》，悍然不顾以动天下之兵乎？纬书有百二篇之说。纬书伪起哀、平，在张霸后，盖采霸说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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