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52)_康有为

五二

　　二十八篇之中《大诰》《康诰》《酒诰》《召诰》《雒诰》也。若《尚书》本《康王之诰》另篇，《传》应有“六诰”之文，汉儒且无二十八宿之比矣。徒以《史记》省文，遂增异说耳。至马融等所疑“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不相应”，固然。外此尚有《管子》《墨子》所引亦皆无之。大体其文怪异，与《汤诰》《武成》同为孔子所删之余，赵岐《孟子注》以为古百二十篇之《泰誓》，则谬。国朝刘逢禄见龚氏《泰誓答问》以为战国之《泰誓》，其或然乎？

　　《汉书·儒林传》云“《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刘向校之非是，后遂黜其书。”《古文尚书》者，孔惠之所藏也，鲁共王坏孔子旧宅，汉景帝程姬之子，名余，封于鲁，谥共王于壁中得之，并《礼》《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

　　卫恒《四体书势》“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见《晋书·卫恒传》实歆伪说也。

　　博士孔安国，字子国，鲁人，孔子十二世孙，受《诗》于鲁申公，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以校伏生所诵，为隶古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艺文志》云：“多十六篇”又，伏生误合五篇，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艺文志》云：《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安国又受诏为《古文尚书传》，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之私家。安国并作《古文论语》《古文孝经》传。《艺文志》云：“安国献《尚书传》，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晚出《古文尚书》，自梅鷟、阎若璩、惠栋、江声、王鸣盛、孙星衍诸家辨之详矣，而未有实得其主名者。考《家语》《孔丛》，为魏王肃所作以难康成者。而孔安国作《传》之事，《家语后序》《孔丛论书篇》皆已言之，则非出于肃而何？又伪《孔传》与肃诸经注无不符合，亦犹刘歆所造古文，伪窜诸经，内外相应之故智。故晋武帝置博士十九人，孔氏《书》已厕其中。见《晋书·荀崧传》晋武帝，王肃之外孙，尊崇肃学，固其宜也。

　　或疑《晋书·荀崧传》“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数之实得十人，疑《古文尚书》孔氏为衍文，则崧疏所称武帝置孔氏《书》博士，或亦不可信。按：两处皆有《孔氏》，何得彼此皆衍？其所谓“凡九人”者，盖《论语》《孝经》郑氏合为一人。考《宋书·百官志》“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亦合《论语》《孝经》为一，故十一经而为十人，与晋十经而为九人一例。盖《论语》《孝经》文字无多，六艺附庸，故博士从简。晋、宋相承，沿革多因，《论语》《孝经》之合一，又何足疑？如以“孔氏”字为衍，则孔冲远《尚书正义》一亦云“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此语今《晋书》无之，唐初诸家《晋书》尚存，冲远采而用之。然则诸家《晋书》皆有西晋立孔氏《书》博士事，不独唐人官撰之本为然，岂一史衍而群史皆衍？必不然矣。伪《孔传》西晋已立，且与肃所著书征应皆合，其为肃撰无可逃遁矣。国朝惠氏栋、江氏声、王氏鸣盛、李氏惇、刘氏端临、丁氏晏，皆有伪古文出于王肃之说

　　以授都尉朝。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多古文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艺文志》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名谭，亦传《论语》庸生授清河胡常，字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至部刺史，又传《左氏春秋》常授虢徐敖，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敖授郎邪王璜及平陵涂恽，字子真恽授河南乘钦。字君长，一本作桑钦王莽时，诸学皆立，恽、璜等贵显。

　　右皆见《汉书·儒林传辨伪》。

　　范晔《后汉书》云“中兴，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贾逵字景伯，扶风人，左中郎将，侍中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按：今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

　　杜林所传，马、郑所注，则刘歆古文伪《尚书》。《后汉书》以为“古文复兴”，与伏生今文相对而言，陆德明以为“并伏生所诵，非古文”，对王肃伪古文而言，德明已明辨晰矣。

　　孔氏之本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眘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孔《序》谓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孔传尧典》止于“帝曰往钦哉”，而马、郑、王之本同为《尧典》，故取为《舜典》学徒遂盛。后范宁字武子，顺阳人，东晋豫章太守，兼注《谷梁》变为今文集注，俗间或取《舜典篇》以续孔氏。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航头买得”，上之。梁武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书》无《舜典》，辨已见前。梁武之说，虽苏、张无可置辨，徒以《书序》所著，歆之古文十六篇已自有之，则王肃之书自易行矣。

　　汉始立欧阳《尚书》，宣帝复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灭亡，而《古文孔传》始兴，置博士。《郑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肃本。

　　哀、平之末，刘歆倡伪经而经一变；永嘉之乱，今学销亡而经几灭矣。“平帝立《古文》”者，刘歆之《古文》；“近唯崇《古文》”者，王肃之《古文》；“马、郑、王注遂废”，则刘歆之古文伪《书》亦亡。譬操、丕篡汉，而马懿篡操、丕之统，“君以此始亦以此终”也。

　　《诗》者，所以言志，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者也。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巡守，则陈诗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也。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乎《诗》。是以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

　　《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曰“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西汉以前，未闻三百一十一篇之说者，此刘歆《毛诗》伪经既行后之说也。《毛诗》多《笙诗》六篇，并三百五篇，故为三百一十一篇，篇数与三家异，益见其作伪也。

　　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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