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51)_康有为

五一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单父令传《易》，授郎邪王璜，字平仲，又传《古文尚书》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七录》云：“直《易章句》四卷，残缺汉成帝时，刘向典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义略同，唯京氏为异。向又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三家之《易》，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范晔《后汉书》云：“京兆陈元，字长孙，司空，南阁祭酒，兼传《左氏春秋》扶风马融，字季长，茂陵人，南郡太守，议郎，为《易传》又注《尚书》《毛诗》《礼记》《论语》河南郑众，字仲师，大司农，兼传《毛诗》《周礼》《左氏春秋》北海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师事马融，大司农征不至，还家。凡所注《易》《尚书》《三礼》《论语》《尚书大传》《五经中候》，笺《毛氏》，作《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议》、针何休《左氏膏肓》、去《公羊墨守》、起《谷梁废疾》，休见大惭颍川荀爽字慈明，官至司空，为《易言》并传费氏《易》。沛人高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其《易》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康以明《易》为郎及兰陵母将永，豫章都尉为高氏学。汉初，立《易》杨氏博士，宣帝复立施、孟、梁丘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费、高二家不得立，民间传之。后汉费氏兴，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请置郑《易》博士，诏许，值王敦乱，不果立而王氏为世所重。今以王为主，其《系辞》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今亦用韩本。

　　刘歆伪经散布中外，其存于中者曰“中古文”，其托之外者，如《书》，则《移太常书》云“传问民间，则有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今乱《易》亦然。《易》则费氏与古文同，不知皆歆所诿属也。“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按郑康成、王辅嗣之本，即费学本，安得谓其无传？又《汉书·艺文志》“费氏亡章句”，今云“费直《章句》四卷”，其然，岂其然乎！子夏未尝传《易》，此云“《子夏易传》三卷”，伪托显然。余辨见前。

　　《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讫秦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而为之序。

　　《书序》另有专篇辨于下。

　　及秦禁学，孔子之末孙惠壁藏之。《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汉纪尹敏传》以为孔鲋藏之汉兴，欲立《尚书》，无能通者。闻济南伏生名胜，故秦博士传之，文帝欲征。时年已九十余，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古文官书》云“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汉书》云：“伏生为秦禁书，壁藏之。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郑玄以为孔子撰《书》，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盖言若天书然。王肃云：“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

　　秦虽禁书，而博士之职不禁，孔氏之传世世不绝，《书》不待壁藏始见，亦无亡失。汉兴，非无书本，口诵者乃其传义，辨见前。

　　汉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汉世行之。

　　《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不辨别，其实伏生仅得二十八篇，《泰誓》后得而附之今文，为二十九篇，因并误以为伏生所传耳。《论衡正说篇》：“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兒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又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与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二十九篇者，皆并河内所得《泰誓》计之，以其后得，故附会为斗也。《隋志》曰“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于《史》《汉》二十九篇之意最得其通，但“口传”二字误耳。此云“合三十篇”，则谬甚。

　　然《泰誓》年月不与《序》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泰誓》同，马、郑、王肃诸儒皆疑之。

　　《释文》与《隋志》引宣帝时河内女子所得，出于王充《论衡正说篇》，房宏说同之。见《尚书正义》一又刘向《别录》“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赞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尚书正义》一引然《尚书大传》引之，董子、《汉书·董仲舒传》终军《汉书·终军传》引之，《史记·周本纪》引之，则王充、刘向传闻稍有误矣。或董子、终军、《史记》所引为孔子未修之《书》，如《史记》引《汤诰》之类，则《论衡》及刘向《别录》之说未为有误也。

　　龚氏自珍《泰誓答问》，以《史》《汉》谓伏生得二十九篇，不当有后出之《泰誓》，据《书序》以《顾命》《康王之诰》分为二篇，足二十九篇之数。按：《康王之诰》，马融以为欧阳、大小夏侯同为《顾命》，见《释文》融时欧阳、大小夏侯经犹存，融亲见其本，若《康王之诰》与《顾命》分为二篇，则融言大妄矣。今《汉志》、大小夏侯《经》《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刘歆云“《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移太常书》则伏生之始为二十八篇，武、宣之后增多《泰誓》，博士读后为二十九篇无疑矣。王充谓“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说最明。汉儒以二十八篇增多《泰誓》比北斗，足为确证。《尚书大传》云“‘五诰’可以观仁。”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