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50)_康有为

五〇

　　注解传述人

　　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或云因河图而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

　　按：《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法言·问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汉书·杨雄传》“是以伏羲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汉书·艺文志》“《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

　　《正说篇》“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自《系辞》至汉人之说，莫不以重卦为文王，虽刘歆亦不敢生异论。自商瞿传授，不经秦火，西汉前更无异说，至足据也。东京以后，异论横兴，郑康成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见《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响壁虚造，不知从何得来？盖自刘歆多为伪说，惑乱正经，令学者耳目纷纭，从无可从，信无可信，于是马、郑之徒敢以疑似杜撰，自是经学之中异端蜂起。推所自来，亦歆作俑之罪也。

　　《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云“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按《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故《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羲。’《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画之时。今‘伏羲结绳而为罔罟’，则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礼》小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明三皇已有书也。《下系》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既象《夬》卦而造书契，伏羲有书契，则有《夬》卦矣。故孔安国《书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备，重三成六，能事毕矣。若言重卦起自神农，其为功也，岂比《系辞》而已哉！何因《易纬》等数所历三圣，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明神农但有‘盖取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此不具叙。”

　　按：孔冲远引《说卦》、伪《周官》、伪《孔序》俱不论，至于以《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羲重卦之证，此未确也。《朱子语类》云“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始有此也。”卷六十五又云：“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地土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却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简》云“《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

　　番禺陈氏澧曰：“《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于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说“取”义最通。又曰“此以伏羲创始牵连于用蓍，又以用蓍傅合于六画，已纡曲矣。且三画非创始，六爻乃为创始乎？六爻诚用蓍矣，何以知三画不可用蓍乎？《周礼龟人》郑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贾《疏》云‘伏羲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为之。’然则‘幽赞用蓍’非谓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谓创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疏》固以为文王、周公矣。”

　　按：从来无谓伏羲造书契者，伪《孔序》、伪《周官》不足据，冲远附会之，益谬矣。

　　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是为《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先儒说重卦及《爻辞》为《十翼》不同，解见余所撰□□

　　据《史记·周本纪、日者传》《法言·问神篇》《汉书·艺文志、杨雄传》《论衡对作篇》，皆谓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有以为作《卦辞》者。唯王辅嗣以六十四卦为伏羲所自重，《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按《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则影响附会，妄变《杨何传》史公之真说，其可信乎？至周公作《爻辞》之说，西汉前无之。《汉书·艺文志》云“人更三圣。”韦昭注曰“伏羲、文王、孔子。”

　　即《正义》所引《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晋纪瞻曰“昔庖牺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晋书·纪瞻传》亦无有及周公者。唯《左传》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盖刘歆窜乱之条，与今学家不同。歆《周官》《尔雅》《月令》无事不托于周公，《易爻辞》之托于周公亦此类。唯马融陆绩同。学出于歆，故以为《爻辞》周公所作，见《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或以《爻辞》并是文王作。

　　《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如《正义》言，《爻辞》又不得为文王作，则《艺文志》谓“文王作上、下篇”者谬矣。三圣无周公，然则舍孔子谁作之哉！故《易》之卦、爻始画于羲、文，《易》之辞全出于孔子。

　　“《十翼》”之名，史迁父受《易》于杨何，未之闻，殆出于刘歆之说。按：《史记·孔子世家》有《文言》《说卦》而无《序卦》《杂卦》，《汉书·艺文志》亦无《杂卦》。《论衡正说》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此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易》既以卜筮得存，自商瞿传至杨何以至史迁，未尝云亡失，又未尝有《序卦》《杂卦》。

　　《论衡》以《说卦》出于宣帝时，则史迁所未睹，其为后出之伪书，《孔子世家》为伪窜可知。王充云“益《易》一篇”，《隋志》云“失三篇”，因河内后得之事而附《序卦》《杂卦》，是《序卦》《杂卦》为刘歆伪作可见，三篇非孔子作明矣。《系辞》，欧阳永叔、叶水心以为非孔子作，考其辞频称“子曰”，盖孔子弟子所推补者，故史迁以为“《大传》”也。《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歆以上、下二篇属之演爻之文王，既不可通，因以己所伪作之《序卦》《杂卦》附之河内女子所得之事，而以为孔子作十篇为《十翼》，夺孔子所作而与之文王、周公，以己所作而冒之孔子，诪张为幻，可笑可骇。然孔子作传而非经，《易》有《十翼》而非止上、下二篇，则二千年相沿，无有能少窥其作伪之迹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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