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22)_康有为

二二

　　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相难，则亦歆所窜入者，辨见前。《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

　　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若如今《国语》之寥寥，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史迁不应妄引矣。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知《左氏》之伪，攻辨甚明，而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盖尚为歆窜乱之《十二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国语》所改。故近儒以为“左氏作《国语》，自周穆王以来分国而述其事；其作此书，则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明是《春秋》之传。”番禺陈氏澧说亦犹申受不得其根原也。然申受《左氏春秋考证》，谓“《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传》与《国语》相似矣。

　　《左氏春秋考证隐公篇》“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尽阙。”；“六月戊申”，证曰：“十年《左氏》文阙。”《桓公篇》“元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冬曹太子来朝”，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巴子篇》年月无考。”；“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证曰：“是年《左氏》文亦阙，《虞叔篇》年月无考。”；“十二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楚伐绞篇》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亦无考。”；“十三年”证曰“是年亦阙，《伐罗篇》亦与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六年”，证曰：“是年亦阙。”

　　《庄公篇》“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皆证曰：“文阙。”；“二十七年”，证曰：“比年《左氏》文阙。”；“二十九年”，证曰：“文阙。”；“三十年”，证曰：“是年盖阙”；“三十一年”，证曰：“文阙。”《僖公篇》“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证曰：“是年文阙。”《昭公篇》“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证曰“此篇复位元年，伪者比附《经》文而失检耳。”又观各条，刘申受虽未悟《左传》之摭于《国语》，亦知由他书所采附，亦几几知为《国语》矣。盖经、传不相附合，疑其说者自来不绝。自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班固为《歆传》，云“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班为古学者，亦知引传解经由于歆矣。不特班固也，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

　　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后汉书·儒林传》惜不得歆作伪之由，未达一间，卒无以塞陈元、贾逵之口耳。又不徒范升、李育、何休也，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王接传》《朱子语类》云“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八十三又不止王接、林黄中、朱子也，即尊信《左氏传》者亦疑其有为后人附益矣。

　　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之求意，经文可知。而后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未释者抑为之说。”番禺陈氏澧《东塾读书记》曰“孔冲远云：《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此说可疑，岂有一书内唯二条有例者乎？盖《左传》无日月例，后人附益者。”又：“《传》之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如庄十一年《传》云：‘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释例》曰：‘令狐之役，晋人潜师夜起，而书战者，晋讳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师，以战告也。’成十八年《传》云‘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释例》曰：‘庄六年，五国诸侯犯逆王命以纳卫朔，惧有违众之犯，而以国逆告。’此明知《凡例》不合而归之于‘告’，是遁辞矣。”

　　且《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泄冶直谏于淫乱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却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名罪宛。”种种邪说出矣。宣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预《释例》畅衍其说。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

　　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一奖奸翼篡之说。若是之类，近儒番禺陈氏澧皆以为后人附益。是虽尊《左氏》者，亦不能不以为后人附益矣。又不止后儒也，且为歆伪传作注、疏者亦不能无疑矣。庄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注“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正义》“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丘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盖杜预、孔颖达亦以为传不释经，各明一事矣。文十三年《左传》“其处者为刘氏”，《正义》云“汉室初兴，《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则孔冲远之有异说多矣。又僖公十五年“曰上天降灾”，《释文》曰“此凡四十二字，检古本皆无，寻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后人加也。”此文见《列女传》，小有异同。

　　夫服、杜以后，尚有改窜，而世人习为故常，则歆以前之窜乱，尚可辨邪！以此证之，然则天下尚有惑《左氏》之文采，溺刘歆之伪说，其亦有未审矣。或者惑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氏春秋》”之说及《左氏微》，信左氏之传经，且以史迁引《左传》书法、《左传》多与今学之礼相合为证。《史记》之文多歆窜入，辨见前。左丘明着书在获麟后五十余年，习闻孔门之说，不称今学之礼，则何称焉？但中多异说，为歆所窜入，故今、古礼错杂其中。要之《左氏》即《国语》，本分国之书，上起穆王，本不释经，与《春秋》不相涉，不必因其有刘歆伪《古礼》，而尽斥为伪书；亦不能因其偶合于《仪礼》《礼记》，而信其传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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