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六章平甘援陕(3)

第三十六章平甘援陕(3)

　　这回长安解围，孙良诚功劳最大。他以久战疲敝之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为国民军北伐，立下稳固的胜利基础，实在值得欣慰。故北伐中，孙良诚功勋实居第一，谁也不能否认。

　　长安之围既解，对于陕西的焦念之心，大觉宽慰了。我便在宁夏住下，从事部队的移调，并且训练新成立的部队。原先在五原拨交宋哲元的军官，此时将旅、团、营、连长一一委好，正式编为一师，即委宋为师长。每至早操之先，由我亲自点名训话。

　　有些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对我说：

　　“您这是干什么呢？这些官长，既没有兵，也没有枪，算的什么队伍？”

　　我说：“你们不用着急。回头前方缴来枪支，后方补上员兵，马上便可成立新的劲旅。”

　　我虽然这样说，大家还是怀疑，宋哲元自己也不敢相信，将来真的能够成立正式队伍。可是不久孙良诚等将缴的枪械从前方送来，苏俄帮助的枪炮亦已运到，当即补充兵员，很迅速地便把一师整整齐齐地成立起来了。

　　宁夏为西北重镇，马鸿宾为此间镇守使，马是回教中有学问，明大义之人。其部队我亦检阅点名，官兵多姓马，别姓不过占百分之一二，全是回教子弟。又有新兵队，都无枪支，亦每日按时操练，精神颇佳。我每天尽可能利用时间，亲自整训部队。尤注意官兵的革命教育，除每晨朝会演讲三民主义而外，又编有革命精神问答书，发给各部诵读、答问，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准。有刀须磨，有枪必擦，有部队必须勤加训练，这是我毫不放松的。

　　此地有道尹姓邵，原为本军司书，由书记军需升任此职，对事尚能小心谨慎，只是政治知识差些。我每到一个地方，照例喜欢探听些当地掌故，以为谈助。我到宁夏，就问邵道尹曾听说这里从前有些什么好官和坏官。他回答说：“还没有打听过。”我说：“不知道志书上有没有记载？”他道：“志书上没有。”我向地方父老问悉，民国前有山东滕县人高善哲老先生为翰林出身，任此间知府，上任时候，两匹骡子，拉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他老太太，他自己在车子外边上坐着。

　　在任数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袜，全是他老太太给做。这里从前所筑秦渠、唐渠、清渠，工程草率，致黄河年年成灾。高老先生到任后即着手改造，每日带些干粮及待批阅的公文，打成一个小包，背到野外草棚中坐着，监导民工筑渠。一连五六个月，不问风雨，从不间断。渠成，地方年年丰收，原野一片江南风光，真是万家生佛。民元鼎革，他罢职归田，百姓跪送数十里，依依不舍。此为宁夏百年来最好之官。后来我到泰山住，曾与高老先生见面。那时他已八九十岁，身体很康健，犹能作蝇头小楷，每日服乌鸡丸，夜眠推腹，常令其孙到泰山摘柏叶泡茶为饮料，以此为其养生之要道。他自挂冠家居，教子课孙而外，努力地方公益之事，深得桑梓之敬爱。现已逝世一年多了。

　　宁夏宋为西夏国，汉、回、蒙、旗杂居，以回教势力为大。我以为回回只是一种宗教的派别，不当视为一个特殊的民族。回教、佛教、耶稣教、天主教同是世界的宗教，各民族自由信奉；但信奉哪一教，可不能就成为那一族。中国人信奉回教，不当称为回族，正如信奉佛教、耶稣教，不当称为佛族、耶稣族一样。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硬要把信奉回教的人，加一个回族的名词，时间一久，积非成是，信奉回教的人自己也就承认了。如此生出种族界限，互相歧视，真是无谓得很。其实在回教没有传入我国以前，所谓“回族”的人民还不一样是中国人吗？这回我把这个道理和马鸿宾详谈了一番，他也表示了承认之意。

　　回教礼拜寺在这里极多。回教徒最洁净，晨起沐浴而后才做礼拜，礼拜五次，要沐浴三次。沐是沐，浴是浴，两不相混。沐，洗头；浴，洗身。查辞典中，沐浴二字的注释，亦是如此。另外还有两次，是洗鼻子和下身。我们北方普通人民，有一年难得沐浴一次的，比起回教徒的办法来，实在显得太不卫生了。我也在回教的礼拜寺中沐浴了几次，设备很是便利合用。法用一木桶，高悬，桶底钻有许多小孔，用时拧动关头，贮在桶中的水，便如雨一般地淋将下来，喷满人身。现在欧美各国有淋浴之法，和这个同一原理。我觉得这比普通澡堂里，许多人同时挤在一个热水池中洗澡，清洁卫生得多了。我对回教朋友，极力赞美其沐浴的习惯和方法，他们都很高兴。除爱清洁一点外，回教同胞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第一，人人虔诚奉教，忠孝仁爱的教训深入人心；第二，风俗勤劳淡朴，人人皆有职业，无游手好闲的人。宁夏遍地种烟，回教吸烟者万人中难有一人，这都是事实，我们不能不佩服。

　　护军使衙门建筑很堂皇，里面的布置设备也富丽阔绰。城内有一条街，也全是马云亭的房产。回教人民，彼全皆以“老表”相呼，但似此众贫我富的现象，不免使人觉得碍眼。后来马仲英率部到宁夏，愤而将其使署及房产全部放火烧毁了。

　　这时有清室端王住此，这人就是主张练义和团事者。义和团失败后他被充军至新疆，民国成立，仍不能回北平，即寄寓于此。这回我曾和他见面，已经很是衰弱了。

　　宁夏地方富庶，原野多稻田，东南方面出碱，稍远处尚产盐，都是大青盐。宝藏无穷，只因交通不便，人民资本又太小，所以业务不发达。若政府能帮助人民，大规模地从事开采，运销全国，必可抵制外国碱而有余。此地又产“枸杞”，曾见北平、保定一带所产者，不过尺把高，粗只一指，这里的树却高达一二丈，小的亦有五六尺。此物行销西南各省，视为贵重的补品。西南一山之隔，为阿拉善旗。我特划为县治，希望能够在地方上筑民渠，以兴水利。若能像高善哲先生一样地认真办理，则蒙古平原，将有数万顷肥田出现，即不能成为农区，亦可成为牧区。那时西北荒原必大大改观。

　　我在宁夏约住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日早晨，即向平凉出发。在路上，汽油用完了，无处购买，后来设法买了一桶煤油，勉强对付，竟也支持了半天，唯烟太大。煤油能代汽油，这是第一次尝试。过宁安堡不远，汽车忽又坏了，我留下几个人看着修理汽车，自己换了一辆车赶路。后来知道那车损坏的原因，是因为夜间没把水箱里的水放出，那时雪夜寒天，水箱即被冻炸裂。用人真不是容易的事，这回一是坐车者不懂道理，二是开者没有责任心，不然哪会有这等乱子？

　　越过固原，这是陕、甘、蒙、回交壤的重镇，清代设提督于此。民国九年地震，猛烈震动达五分钟之久，全城成为一片瓦砾，死伤至多。这回我所看见的固原城，还是到处断壁残垣，满目荒凉。我住在城西小客店中，同本地回回父老，谈了些从前左宗棠来此平回乱一些的事，大家还是很带情感。

　　从宁夏到平凉，一路深沟绝壑，险势天成。马路为张兆甲等所筑，工程过于草率，高高低低很是难行，只算比没有强些。我沿途且走且修路，汽车行驶还得十分留心，否则必出危险。这一次曹浩森（日本陆大毕业，为国民军参谋及参谋长多年）他们坐的一辆车，便因车夫不慎，以致翻车，跌到二三丈深一个山沟中。曹先生受伤最重，在平凉医院住了很久，才慢慢痊愈。

　　那时大雪之后，途中积雪已被扫除，但远山近野，仍是一片耀目的银白世界。汽车在积雪满枝、槎枒夹道的柳树中迎风疾驰，饶有一种意趣。那些柳树，都是昔年左宗棠在此地主持着栽种的，可惜现在无人保护，被居民砍作烧柴，沿途所见的，已经零落稀疏，行列不复整齐了。过了好长一条深山狭谷的险道，平凉便豁然在目。时冯治安部驻此，安树德（孙良诚部旅长）为此间镇守使，邓鉴三为道尹，他们都出城相迎。进城之后，住张兆甲宅，高楼大厦俨如皇宫。一镇守使，竟如此阔绰。坐定，冯治安和安树德等来报告当地军事政治各方面情形，知道有一军械库在此，便对他们说：

　　“你们回去，把库里的枪械细细点查。凡能够用的，另外开一个清单拿来我看。”

　　他们走了不大会儿工夫，忽然听得城里西北角上“轰通”一声，仿佛暴雷似的，室中门窗玻璃都震碎，屋上的瓦也跳得多高，全城为之震动。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乱子。最初还以为是地震。我一面派人去查问原因，一面即和王铁老到门口探看究竟。一会儿一位外国牧师抱着头满脸流血，惊慌失色地跑了来，口里叫道：

　　“了不得！一定发生了战事啦！”

　　因为这天是圣诞节，他们正在做礼拜，忽然大响一声，一根木梁由屋顶打入礼拜堂里，把堂中打个乱七八糟，东西打坏不算，还有多人受伤。他们以为是我到了，战事又发动了。接着有许多父老，亦哭泣而来。其中有一商会会长，也是吓得口紫面乌，对我唉声叹气，问是不是发生了战事。我着实向他们安慰了一番。不久派去的人回来，据说是西北城角地洞里，原藏着大量火药，冯治安部有六个号兵，常在那一带练习吹号，看见那儿露出火药引线，有一小号兵玩火，不谨慎，竟把火药燃着，顿时爆发起来，造成这场不小的虚惊。话虽如此说，但我自己猜想，恐怕还是一个阴谋。因为张兆甲是平凉本地人，他这次被孙良诚打走，当有多少余党，残留在地方上，这事定是他们干的。不然何以恰在我来的时候爆发？何以如此之巧？假如我迟半个钟头进城，就正好碰着，这事完全是冯治安、安树德等疏于警戒所致。久战部队，往往容易如此大意。后来我和王铁老在街上往来散步数次，人民知道并无战事，方才放心。

　　平凉这一带，地处西北边陲，风气闭塞。人民对于革命的道理，还十分有隔膜，又加张兆甲等多年盘踞，在地方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其党羽多受吴佩孚委任，潜伏各地，人民难免不受其影响，因而兴风作浪，为革命阻力。我一到这里，即看重此点，用种种方法，从事于民众工作。除文字及口头宣传而外，又开了多次军民联欢会，由政治部编出许多新戏，都以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军阀势力必须铲除，民众力量最为伟大，革命主义终必胜利等等的道理为主题。内容通俗，形式简单，每次演出，都很受观众的欢迎。经此一番宣传，收得不少的功效，不但使人民对革命日渐了解，且使军民打成一片，互相帮助，亲热得如同一家人一般。自民元以来，此地即少受政治的波动，这一回总算把革命的浪潮灌注了些进来，留给人民一些难以消灭的印象。

　　在平凉接韩复榘从包头来的电报，报告张作霖调动军队，进扰我们后方，他留守包头，已经颇感威胁。我一面作必要布置，一面当即令其开拔。此时前前后后的部队，都在一种艰难的境遇之中，有的伤兵、病兵太多，无法处置；有的枪弹都缺，亟待补充；有的无衣无食，将濒绝境。要粮饷、要弹药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每一封展开来，都使我神经感到紧张，心里感到苦痛。在我们前面，是一个每年百三十万元收入的穷陕西；在后面，是一个更为穷荒的甘肃。这种种难关，如何打破？搁在我肩上的重责，又如何担当？身处此境，不由我不心焦如火，眠食难安。一天我把文件批阅完毕，走到屋外练了一套柔术，手里拿着棍子，在廊檐下来回地转着，满口里唱着河南坠子，西皮、二簧和秦腔之类，藉以遣散积闷。小声儿唱了一两个钟头，觉得心头轻松了些。这时王铁老正在旁边坐着，对我说道：

　　“事情有办法了！”

　　我问何以知道。他说道：

　　“平日只见你整天的愁眉皱眼，批阅着文件电稿，个个人都向你要东西，要饷项，把你弄在夹板缝里过日子，没法儿处理。长此下去，心身都受不了，假若病了，怎么得了！今天看见你能这样开脱排遣，事情就有办法了。你应当每日行之，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经铁老如此鼓励，我就天天在公余之暇，唱歌散步以资休息。如此精神方觉轻快，身体也少受损伤。一路来我们的生活极是简单，住宿是随遇而安，食则大锅菜：白菜、豆腐、粉条杂煮一起，名为“革命菜”。哪个吃，哪个自去盛一碗，无人照应。衣则随身一套，难得更换一次，以致弄得满身虱子，甚以为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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