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五章五原誓师(4)

第三十五章五原誓师(4)

　　筹备妥善，即于九月十七日十二点钟举行就职誓师授旗的典礼。会场设在城内县政府西首广场上，临时设一土台，台底二丈见方，顶一丈见方，高六尺，坐北朝南，于右任先生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为授旗的党代表，各军连、营长以上的到会很多。

　　这天天气极好，但漠北气候极冷，于先生头发蓬乱，胡须黑多白少，长及腹部，戴着一顶半新半旧的黑色学生帽，上穿夹袄，下穿棉裤，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脚上玄色鱼头布鞋，白布袜子，都已变成灰色。到会的官兵们的服装五颜六色，有的破鞋破袜，有的穿着破袜而没有鞋子，衣服破烂不堪，领章肩章全都没有了，帽子有的为奉军的皮帽，有的为直军的布帽。器械皆不全，枪上有的没有背带，有的没有刺刀，亦有无子弹带者，真是七零八落，找不着一个整齐的人。会后聚餐，大家一菜一饭，以白开水为汤，菜是大锅菜，连大锅子置于桌上，要吃的就自己动手去盛，名为“革命饭”。当日褴褛的情形，大略如此。

　　宣誓就职，并发出通电，即着手组织总司令部（共为两部、两厅、八司、两处）。当即任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廷瑶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此外，又聘乌斯马诺夫等为政治法律顾问，任石敬亭为政治部长，刘伯坚副之。同时遴派党政工作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全军党务政治训练宣传工作，并从事民众工作，以收军民合作之效。一面粗作布置，一面即计划总方略：究应由南口攻北京抑应猛攻陕西而后出潼关？李大钊先生派人送给我密件，建议我们出长安会师郑州，我们加以研究，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

　　军队于溃败之余，局促穷荒，粮秣匮乏，饱一餐，饿两顿，人人面有菜色。南口退却，交通损坏，后面又有敌兵紧迫，官兵行李衣服不及携带，完全丢去。退的时候天气尚暖，转眼秋深天冷了，大家还穿着单衣。逼在眉睫，不容迟延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官兵得着饱暖？病者伤者又如何处置？饷项一节简直不名一文。两部分队伍，为几块钱之事往往争执动武，又当如何解决？总司令部成立后，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于此。本地有土著王英，他的父亲王老先生，前一二年我曾见过，外号叫做王瞎子，个儿高大，那时已八九十岁。老先生原为河北顺德人，一说他在原籍因赌输钱而致亏累，一说因杀人逃命，十八岁时流亡到五原，种田度日。他见地方贫瘠，可是黄河相距如此之近，心心念念想利用黄河之水，以禅益耕植。费了很大的心力，挖掘沟洫，每洫宽数丈，深数尺，都有一定。乐成之后，水利大兴，农事日盛。

　　后来外国留学回来的水利专家来此察看，亦说其筑洫工程深合科学原理。政府见他是个奇才，曾予奖状。传到他的儿子王英，已有地数千顷，羊群无数。王英见我们艰难困苦，乃赠羊数万头。我们对此“雪中送炭”，极是感激，乃以羊肉为军粮，以其皮子为军衣，无论官兵，一律穿此带血的皮统。官兵所以不致冻饿而死者，实有赖于此。现在王英已为敌作伥，然而我看他不是甘为汉奸之人，必有人逼之，方走上这条黑路。又有陈殿民者，原在南苑时曾在我们兵营的马号中做过事，后来派到包头，以开垦种树为业，和地方百姓感情融洽，处得极好。我即派他办兵站。因得人民帮助，成绩至佳。“百姓帮忙功自成”，真不是一句假话。其侄陈万元，至今仍在我处做事。

　　刘郁芬那时为甘肃督办，薛子良为省长，知道我们此间困苦，薛特送来十万元，为我们的给养之资；棉衣等约五千、五千地由黄河以船送来。钱固不够，被服亦缓不济急，然而已经不容易得来。刘为人厚道忠诚，循规蹈矩，虽有过于稳健、不敢冒险之病，实在亦颇有能力。薛为人才长心细，我畀以政治部长之职，很有办法。又王铁老在包宁铁路任上，陆续领款，积有数万元，此时亦全数送来。说时势如此，铁路尚不知何日始可修成，你且挪此钱为革命之用吧！他人多趁火打劫，将公费挟逃，我收下此款，念及他老人家一生清廉，持家俭苦，故提出两千元，给他太太送去，以作为家用。他太太却将钱送回，拒而不纳，并且附了一封信，说贵军方举义旗，处境困苦，务请留为军费，革命成功，人人都蒙幸福云云，说出许多道理。总司令部中人人敬佩，连外国顾问亦十分欣羡，以为是中国真实人物。其信后由鹿钟麟带往苏联。王铁老一生廉正，其家属亦有如此者！王死后政府特为立传给恤，备极褒扬。

　　粮食问题的解决，最不容易。因为地方贫瘠，一下驻着许多人，哪里筹办去？而部队亟待开拔，拟分十路，先援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如此艰巨任务，总不能饿着肚子行军。时有萧某为临河设治局局长，自告奋勇，说他和临河士绅极有交情，但须我写二十副对子，交他拿去，必可筹粮万担。我听了他的话，研墨办纸，整整写了一夜。写得手冻要裂，方才写成。他叫落什么款，我就写什么款。那时我一笔丘八字，还不如今日整齐。可是对子交他拿去，他却一去数月没有音讯。

　　后来刘镇华部败退，长安之围已解，他才打电报给我，说粮食已办齐，叫我先汇十万元给他，以备运粮。我觉得好笑，复电说，我若有此钱，即不劳你去办粮了，你还是快把我写的对联拿回来吧。此人系石友三介绍来的，曾为省议员，口才颇佳，及后我到郑州，宋哲元由西安来电保他为县长。我说这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后来他不知怎么弄到西安市长。至今仍有重用之者，但观其行为，实在可虑得很。

　　薛子良送来的十万元，我拨作士兵被服之用。包头方面的部队，需棉衣尤为急迫，此时张作霖封锁我们，把通内地的交通加以断绝，布匹之类都到不了包头五原。弄得没有办法，把市上的布匹购买一空。其中大都是本地的粗布，拿来制棉衣里子，士兵们穿着，花花绿绿，彼此相视，都不禁一笑。

　　军队既是如此困苦，我个人的生活，自然也无不同。包头县长唐务此时送我一桌酒席，意思大约是犒劳我。我把席送还，不敢享用。后来见面，我忍不住问他，你这种行为，岂不是巴结长官？你是哪里来的钱？凭你这样做，就不是爱惜人民国家！又五原县长刘必达，也是见我饮食太苦，一天特意送给我二只鸭子。他只看见我天天吃咸菜，而不知道士兵们天天吃不饱饭。这次我实在对他不起，每只鸭子回敬十军棍，打了他二十军棍。我觉得他是毁我。其实刘为人谨慎朴实，不是坏官；他送鸭的用心，就我个人言，他很可感激。然而我之处理，亦有不得不然的苦处，实非得已。后来我在察哈尔抗日，他在察哈尔又任县长之职，甚有政声。

　　时司令部有副官侣朝栋，赴包头办事，被土匪绑去。来信索枪四十支，款二十万勒赎，否则毁票。我接到此信，心想愈派人去谈判，愈将被其所挟，故即把信撕去，扬言道：我们是在这里革命的，我们不是在做官发财。我们的钱款枪支从事革命还不够，我们哪里有枪有钱拿去救他？又说从前楚霸王绑汉高祖之父以挟高祖，高祖回他说，必欲烹，请分我一杯羹。古人于其父犹如此，我对你们的勒索更可不理了。经此处置，土匪觉得白费一番心计，对这副官的看守也就松懈。两个半月后，侣朝栋竟得安然逃回，谈及土匪约四十余人，警戒甚为严密，号令严肃，纪律颇佳，奸淫妇女之事，尤所不许。“盗亦有道”，据侣说的那些情形，许多正式军队，都远不如。

　　其次是关于部队整顿改编的方面。自南口败退，疲敝之余，各部东零西散，有的一团只剩二三百人，有的一旅只余四五百人。彼此之间又争人争枪，动辄用武，甚至为一个人、一支枪，亦争得相打起来。有一种的偶尔受了一点委屈，即被他方拉走；有一种的则因亲戚同乡，或朋友交谊之故，而被拉走。闹得军不成军，纪律废弛。我就任总司令后，第一步即着手整理这团乱麻，重加组织。问董某，你有多少人？多少枪？答曰多少人，多少枪。我就令其将人枪拨归刘某。又问李某，你有多少人多少枪？答曰尚有多少，我即令其全数拨归童某。官长则完全归我，交与宋哲元暂编为第一师。如此归并的归并，补充的补充，三日之中即整顿就绪。人以为从前一人一枪亦争打得皮破血流，如今我只须一句话，就井然有序，都引为惊奇，人人觉得欢喜高兴。顾问乌斯马诺夫看见，尤引为神奇之事，翘着大拇指，称赞我是“天才的组织家”。其实官兵们质素优良，训练亦有基础，此回溃乱至此，实为形势所迫。比如一面明镜，不过沾了一些灰尘，一经拂拭，自然重返光明，有什么可奇？

　　各部久战且败，疲敝不堪，因此显得散漫凌乱，自亦意中之事。但亦须看其官长平素办法如何？待遇士兵如何？有一种认真的官长，虽处极难之境，亦仍然能够保持旧有精神。比如童玉振部，一路经过各地，照常步伐整齐，唱着军歌，毫无紊乱的现象。我到包头检阅时，他率部来迎，连裹腿都打得一模一样。当肚子饥饿、身上寒冷之时，军容仍能如此，实在不是容易的事。童之长处即在于小处留心、大处明白，做事脚踏实地、一丝不苟，故此次特升童玉振为旅长，后来送入陆军大学深造，今仍在孙桐萱①部任职。

　　【①孙桐萱（1895-1978）河北省交河县人，字荫亭。1917年考入第十六混成旅模范连，后升任冯玉祥部第四十三团八连连长。1926年任国民军联军第三路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翌年任第三路军第十五师师长，后换任第二十师师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部队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退役，1978年在北京病逝。】

　　刘汝明勇敢坚毅，为一杰出将才。此次在南口苦守，敌人大炮如雨，他住的指挥室亦被打塌数处。他仍然在墙隅拿着电话从容指挥。刘为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对部属极为爱护，故人人亲近他，服从他。此次有董燕甫等数部都拨归他。

　　宋哲元沉着勇猛，尤能切切实实地练兵，故将整顿下来的各部官长（有官而无兵）悉数归他，整编为第一师，预备补充新兵，从事训练。

　　方振武也是一个能干有为的将领，对军纪尤不肯丝毫苟且。他率部队退到绥远的时候，因有一士兵吃了百姓的西瓜未给钱，那百姓前去呼冤，他查明属实，当即把那兵枪毙。有人曾说这是小事，何至有枪杀之罪？其实不然。此种处如轻轻放过，人人玩忽，全部纪律必将无法维持，此为军队性命根本之事，不容宽情姑息。我们军队退到绥远，有些部分纪律多有废弛，士兵随便取用百姓东西，往往有之。时邓鉴三为绥远民政厅长，一次他就和鹿瑞伯、宋明轩说：

　　“我们处境无论如何艰难，旧有军纪总须维持，扰民的事万万不可有！”

　　鹿、宋极以为是，打起精神，亲自带领队伍查街，查出士兵有扰民之事，立刻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应得处分。如此数日，秩序很快就恢复起来。到了一种困苦的时境，军纪最须注重，否则变乱丛生，必至不可收拾。此等处为将领者须有坚毅不苟之心，随时提防，严加整饬方可。古人所谓：“兵犹火也，不戢等自焚。”“兵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云云，是我们治军者的金科玉律，应该时时刻刻引以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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