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五章五原誓师(5)

第三十五章五原誓师(5)

　　方振武字叔平，为国民党党员，原为张宗昌旧部。因张宗昌种种办法和行为，他看不入眼，故通电于我，愿与我们共同奋斗。我即委以国民军第五军总司令之职。第六军司令为弓富魁，绰号弓老大，原为山西将领，其为人慷慨义气、好朋友、喜交际，同时亦嗜酒烟。他们部队素有“坐下来大站起来小”之称：即是在不打仗的时候，村东村西，镇南镇北，都是他的队伍，领伙食给养，人数极多；赶到打仗时候，却少了。故谈不到秩序纪律。欲其按部就班、真正达成作战命令，则不能胜任，若令其抄后路、截粮攻虚，则亦可以做到。在革命的战线上，此种部队亦不可少，未可等闲视之。后弓死，曾被数次抄家，景况很是萧条了。

　　时包头一带尚有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许长林等部。南口失败，韩、石等部归山西方面收编，均驻包头。他们之出此，乃形势所迫，实亦出于不得已。我在誓师之前，即决定要去看看他们。时张之江离五原前赴宁夏，闻我回国，复由宁夏乘民船循河赶回。经过四个月的鏖战，他过于辛苦，神经有点衰弱，又加旅途劳顿，在船上又受了些寒，因此患眼斜口歪之症。见我后，他报告一切，大哭不已，我安慰他道：“多少人有多少人的干法，不必失望。中山先生只是一个人，他一样地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张为人至诚恳，乃郑重劝我道：“我听说你打算到包头去，若真有这话，我以为你万万不可去。”我问什么缘故。他说道：

　　“今天的事，是人心大变，大变人心了！”

　　我说：“之江兄，你的话太好，我十分感激。可是各人所见不同，我已决定去看，你不必为我多虑。”

　　这天大约是九月十八九，邓鉴三先生在场，我们即在誓师的那土台谈话。我左说右说，说了二三个钟头。过后又以本地土纸写给我一封信，剀切陈词，要我打消去包头的计划。我回说：

　　“包头我必须一去，那里没有什么不可去的。我们投身革命，即要牺牲自己，以报国家，若是畏首畏尾，什么事都别想干得成了。还是请你安心医病，不要再为这个事劳心费神了。”

　　过了一天，石友三却自己坐着汽车到五原来看我。我正在司令部所在的大殿前院帐篷中坐着。石见我表示十分忏悔，扑身跪到地上，大哭起来。我把他扶起来，和他说道：

　　“过去的事，一概不谈。我们从今天从头干好吧，你先回去点验部队，过两天，我就到包头去看！”

　　石友三很是感激。面谈一切经过后，即回包头整训队伍。许多人冷眼看着，都表示惊异。以为石友三远在包头是一不作二不休的干法，谁也不敢从他那里经过；现在居然自动跑来，表示忏悔，如此地诚心向善，真是意外之事。张之江以此觉得我去包头不会有何危险，故亦不再劝阻了。

　　数日之后，我即动身到包头去。路上很不好走，这路出奇地坏。人民过于穷苦，散兵游卒又多，弄得沿途都是土匪。有些胆大的竟然对着我的汽车开枪，我也没有理会，只令汽车疾驰而过，并未出任何意外。路经一名叫“皮斯堡陇”的地方，外国传教士在此有特殊的权势。其中有美、意、法各国人。他们为宣传基督教，冒险至此。百姓不识字，他们教之读书，又教以牧畜耕种等方法，使之样样都会。于是地方上举凡一切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宗教之权，都掌握到他们手中。有些甚至有强大的自卫力量，自据一寨，配备枪支弹药，以防御土匪的进攻，俨然自成一个小国家。地方官一则没闲心管这种事，二则对外人也有点害怕，故一直听之不问，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对于此类情形，我以为一味地蛮干固然不对，可是像这样地听其越出传教的范围，亦未免太可笑。我们当本着“以礼相待，据理力争”的一个原则与之周旋方好。

　　到达包头，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以及宋哲元在热河训练的游击队与井岳秀等部队远远地排队迎接，行列长达三十余里。检阅竣事，又讲了一番话。进城时夜幕已下，仍召集各部官长讲话一次。那时许多人提心吊胆，怕会出什么乱子，其实都是神经过敏。王铁老也在包头，他出城相迎，看见我，极是高兴，和我说：

　　“您来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我问：“为什么呢！”

　　铁老说：“他们自官长以至士兵，没一个不是天天想念着你。知道你要来，人人都欢喜得流泪，你一来到，天大的麻烦事也可迎刃而解了！”

　　我在包头住许长林旅司令部中。许自幼失怙恃，投一外籍牧师家长大。民国元年时这牧师介绍给我，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样子很聪明伶俐。我带在营中，常和他谈谈说说，教他些为人做事的道理，并使之读书。他进步很快，入过数次教导团，后又为带兵官，为人颇方正，能耐劳苦，很知爱护百姓，对士兵尤能同甘共苦，作战亦很勇猛。此时他已为旅长，亦驻包头，他的司令部在西门外西老包地方。

　　在包头住着，每日在一起办事的有薛子良、张允荣、刘伯坚、顾问乌斯马诺夫等。

　　这时候韩复榘在归绥，正在医院养病。我打电话问他的意向，他随即派代表前来，自认过去做错，从今完全听我命令。我乃令其先将炮队全数开过来，以备与韩占元、韩德元两部会同起来尽先开拔。这边韩占元、韩德元两部出发后，随着石友三部亦开。韩复榘的炮兵在归绥，上车的时候，被某方派令卫兵阻止。韩复榘愤而出院，到车站上指挥手枪队拘捕阻拦的卫兵，为言曰：“若不听我们开走，我们只有开枪打！”当局恐怕真动武，炮队乃得安然登车。临走时韩复榘说道：

　　“我们是暂时相投，借个盘缠的。你当是真的投降了不成！”

　　同时商启予亦在归绥，我打电话给他说：“您是一位老革命党，必能保持您的光荣历史，今日之事您作何主张？”他回说：“我一定革命。”我就要他发通电表明态度，他却不肯，说怕张作霖会和他为难。我说既然如此，我前去看看你，如何？他十分担忧地说：“目前形势尚不许可，你暂时万不要来。你缺乏什么，和我说，我即刻备好，给你送去。”于是也只得作罢了。

　　队伍一面整理，一面讲话，一面开拔，进行极其快速。

　　在包头，胡瑛自南方来。胡是湖南桃源人，很早即为革命党，我原先就认识他。袁世凯称帝时，他为六君子之一，随后又复走上革命道路。他来见我，因为屋子太小，无地方可以接谈，乃约他同在汽车中坐谈。他从袜子筒里拿出蒋总司令给他的委任状给我看，使我不致怀疑他，很感慨地和我详谈其过去。在清代时候，他以参加革命党被捕，和牢狱头目弄得很投契，那头目就把他女儿许给他。他家中原有未婚妻，后来革命成功，即与两个女子同时结婚。洪宪时袁世凯送给他两万元，故又加入筹安会为六君子之一，鼓吹帝制。袁死，走投无路，乃到南方，仍是被人鄙视。此刻打算到苏联去留学，借以充实自己。我就用“君子之过也，如月日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一番话安慰他，他很是感激。此时他还有鸦片嗜好，在汽车中我闻到他满身鸦片烟的气味。

　　又有张砺生先生，也是一位党员。原在察哈尔办教育，颇有名望，也倾心革命，此时到包头来见我。我请他到察哈尔发动，和他说：“张作霖不久定要袭击包头，同时压迫商启予出兵攻我。到那时，希望你可以出来破坏铁路交通，并且在中途截击他。”张先生甚为愿意，因察哈尔后弄得很是得手，纠集了千把支枪，颇有一番作为。可惜因是文人出身，对部队不善训练，后至河南被缴械解散，他亦离队他去。

　　最感觉迫切的是政治训导方法。一则新败之余，精神涣散；二则革命主义急须灌输。不仅旧有的纪律与精神要恢复，更要进一步使之成为有主义有信仰的革命部队。总司令部组成，各部成立了政治部，加紧此方面工作。我自己每天集合各部讲话，一班班亲自考察。同时请薛子良及政治部同志编了许多歌词，如民族、民权、民生等等，以加强士兵对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当时我针对现实，提出三个口号：一是军队政治化，二是打破官僚习气，三是拔除阳奉阴违的恶根。因为我觉得从前一般军人受传统教育的毒害，都持着不干政不入党的观念。以此不问政治上的是非，只为私人的武力，这是自袁世凯以来，一般军队的恶根。我们现在开始参加神圣伟大的国民革命战争，此等旧日的恶根必须彻底铲除。我在五原包头竭力宣讲这些道理。驻甘各部队则派请邓鉴三、沙明远等分赴陇东陇西各地，前去讲话，以收政训之效。

　　至于政治部，则有刘伯坚主其事，集合干部学校学生分任之。干部学生在张家口时本来为数不少，都是五卅惨案时为反帝而来投我，都是大学或高中学生，以广东、湖南籍为多，此时多已走散，所余不多。编好之后，即交于刘伯坚加紧训练。刘每日为之讲三民主义等，我亦按日解说国民革命史，期于短期间成为政训工作之干部。刘伯坚系苏联东方大学毕业，为共产党党员。办事极有精神，对于部属，虽一分一刻钟的时间，亦要查问其如何度过，并填表报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之深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这时各方面常有秘密文件带给我，都是写在绸子上或是缝在衣服中。到手后，须用药水浸泡，始能现出字迹。其中有许多已成珍品，如李石曾、李大钊等各位先生来的信件和给我的作战计划等。他们多主张我们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那时我们军队分作十路出发。所有各部布告，除张贴外，又用一种新办法，即装在点心盒子里，每盒数十张，外包油布，扔入黄河中，随水向下流去。民众捡起，即可传看发生效力。这是一种很妥便的秘密宣传方法。

　　军队出发以前，于右任先生同另外几位朋友要先到陕西去看看。此时我已接奉党的命令，就任西北各省党代表。我即问他此去是否需要一个名义。他说：“目前暂且不要给我名义；等我到那里之后，看看情形再说吧。”他说完之后，很坚决地动身了。

　　此时鹿钟麟同志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故组织一赴俄观光团，挑选了一批人，由他率领，到苏俄参观。他们到俄后，有的很学得一些东西，有的则依然故我。可见能否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主要的还在乎自己是否努力。别人的帮助，毕竟还是不足恃的。

　　又孙二哥此时亦在五原，正生着病（他的部队则改归徐永昌统带，驻在包头。徐为人沉默寡言，细致而稳靠。包头五原开拔竣事后，他即率部由陕北入山西，驻峪道河，亦受命令为西进十路大军中之一路）。他住着三间简陋的民房，病势很重。一块痰老在喉头响着，躺不下，睡不着。皆因此次南口之战，吃苦太大，以致损坏了健康。我设法为之诊治，病势稍痊，随后迁至上海疗养，竟以不起。

　　我在包头将部队一一整训开拔，再回到五原时，已经是旧历九月的天气。塞外秋风，吹在身上，已觉得砭骨的寒冷。此时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已经势如破竹地取下武汉，正分兵两路，与军阀联军搏战于武胜关和江西一带。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方加紧合作，以图最后挣扎。大时代的到来，使我们这方面的任务日见迫切。我们已不能够再多用些时间来慢慢训练部队，所以各部随时整训，随时开拔，共分作十路，由宁夏以入陕甘，先解长安之围，而后出兵潼关，以与北伐军合师于中原。我待各部开拔完竣，一切料理就绪，亦即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离开了五原，向革命的大道上行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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