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一章首都革命(5)

第三十一章首都革命(5)

　　这一团人于奉命进城之前，于如何占据全城，如何分配工作，如何割电线，占电话，等等技术办法都已有完密的计议与练习。到晚间大队入城，乃以混成营为单位，每一混成营辎重以至伙夫俱全，掉一个身，以辎重等在前，以步兵殿后，鹿亲自带队前行，以防不测。一营入城，给以命令，带第二营续入，城中每个路口都先已分派目兵或便衣队招呼，使不致走错路程。这件大事，未耗一兵一弹办得妥妥帖帖，井然有序，原不是偶然的。鹿为河北定县人，名钟麟，字瑞伯，曾为第一混成协学兵。

　　那时第一混成协的学兵是有名的“龙虎班”，教官皆陆大毕业生。鹿在此三年，于战略战术及战斗知识有特殊研究，后来任为第三十九旅副官及第四混成协营副。在四川时始来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为营长。民五在廊坊任军法官，为炮兵营长及团长，升旅长，又升师长兼北京卫戍总司令。为人谦恭勤劳，好学不倦，对国家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稳练，堪任繁剧，与我共事多年，真是作战有作战的办法，做事有作做事的办法，乃国家栋梁之才。

　　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业已办妥。这时胡笠僧和孙二哥也都来了，第二天便召开会议，商议正式组军之事。当决定推我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笠僧和孙二哥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两军军长。这时虽已收复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吴尚有十几万可供驱使的部队，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后挣扎。正当会议未散的时候，果然接到报告，说吴佩孚已从前线撤回一部劲旅，正在回攻杨村。因又念及山东督军郑士琦此时所处地位至关重要，他若被吴拉拢，则至为可虑；若我们能与之联络，则吴佩孚前后受敌，立可使之溃亡。

　　郑士琦为段祺瑞皖系的人，为了应付当前军事上严重的困难，孙二哥便临时提议，请段祺瑞出山，以示与皖派联络，俾使鲁督郑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军北上。大家亦以为一则目前困难非此不能打破；二则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时只看见了军事的成败，而忽视了政治的后果。孙二哥这个提议，竟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哪知由于这个临时动议，党断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会议席上，又将前晚与膺白先生谈的组织摄政内阁之事从头商讨一番。胡、孙二位说：

　　“许多事都请总司令全权办理，不必一一和我们商量。事实上，我们是分散各处，各有任务，难得聚会一次。若定要事事商量而行，反把大事耽误了。”

　　我说：“这却不然。内阁的组织，事关重大，必须大家从长议决。再则今天诸位都已在会，正该就此问题好好讨论一番。”

　　当时决定：曹、吴贿选祸国，当然不能容他继续行使总统的职权，于是向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下停战令；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三、请他自动退位。国民军入城后，他的卫队与曹世杰的所部都已由孙二哥派队缴械遣散，此事已不成问题。于是便商议摄政内阁的组织，其中陆军总长和参谋总长二职，最费研究。我的意思，以为无论段先生是否出山，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之议，必不可作罢。为表示此点诚意，并贯彻吾等初衷，此二职必得以老革命党充任之。当时孙二哥因提李协和先生曾为中山先生总参谋长，李书城先生曾为黄克强先生总参谋长，故决定请李书城为防军总长，李协和为参谋总长。因孙、黄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大家对此议均赞同。内阁人选既定，我们都觉得十妥十全。其中没一个我的私人，亦无胡、孙一个私人，完全是本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意思决定的。

　　摄政内阁于十一月一日成立，由黄郛充任国务总理，全部阁员的分配如下：

　　外交总长王正廷
　　财政总长王正廷（兼）
　　交通总长黄郛（兼）
　　海军总长杜锡珪
　　陆军总长李书城

　　司法总长张耀曾
　　内务总长王永江
　　农商总长王通斌
　　教育总长易培基
　　参谋总长李烈钧

　　内阁的名单发表，不免人言啧啧，说这回内阁人选，陆军、参谋、财政、交通，都是南方人，整个内阁无一个不是南方人。曹、吴倒了，成了南方人的天下了。将来北方人还吃饭不吃饭呢？其时竟有人郑重其事地来见我，对我大说一顿。我回答他们说：“国事当选贤用能，无所谓南方人北方人。俄国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请他们来不好吗？眼光如此之小，请您回去再仔细想想看。”记得有好几位被我说得红着脸走了。

　　对于摄政内阁，我上了五个条陈，以为施政的方针：一、打破雇佣体制，建设廉洁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务。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民隐。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攘夺欺诈行为。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这摄政内阁虽是过渡时期的政治机构，但成立后，却做了一件富有意义的事，那便是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

　　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民六讨伐复辟的时候，我即极力主张扫除这个奇怪的现象，铲除这一个祸根，可是当时竟未如愿。这次入京，便决心以全力贯彻之。在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后，便令鹿瑞伯去执行。他带了几个卫士进宫，问溥仪道：

　　“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溥仪赶忙答：“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说：“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

　　当日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用的东西迁出宫去了，所有宫中的财物，都由吴稚晖、庄永宽、李石曾等名流组织一保管委员会接收之。事后有人造谣，说冯某攫取了多少故宫宝物云云，对于这种无稽的谰言，我都毋庸辩解。我想李、吴等诸位先生都是正直名流，如真有人攫取了财宝，他们岂肯接受保管古物之责，平白分受别人的骂名？烟筒中冒烟，虽亦可使人眼迷，但不过一会儿工夫，仍现出清白的天空。这个谰言，终久也就自己消散了。

　　溥仪被逐出宫以后，段祺瑞从天津致我一电，说我在北京一切的措施，他都以为很对，唯有驱逐溥仪之举，觉得有些欠妥。我真不明白段先生是什么居心？我想，莫不是曾经做过军谘府大臣，磕头磕上了瘾，定要留着溥仪给他过磕头瘾吗？当时我就提笔亲拟了一个电稿，我说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从这里可以见出段之倒曹、吴，是出于皖直的畛域之见，完全为私人报仇雪恨，何曾为国家人民设想一点？

　　在北京措施政事的当儿，我同时调遣部队分赴前方，当派国民三军往保定，解决曹世杰的十六混成旅。派一军、二军的一部，迎战吴佩孚的主力于京奉线。张之江、刘郁芬、蒋鸿遇等都在杨村附近与吴佩孚残部发生激战，张之江等沉着进击，战况剧烈。正在打得热闹，我另派谷良友部抄敌后路，吴部不支，数旅破破烂烂的队伍完全覆没。当俘虏数千人，获枪无算，俘虏中有一旅长名潘子和，解到旃檀寺来见我。我从高阶台上走下来，与之热诚握手，并送以一千元的养家费，备极优待。这时孙二哥已进到保定，乃续派佟麟阁新兵一部及张自忠旧兵一小部协助他将十六混成旅全部解决，另有郑金声部—郑为我老朋友，自动率队自绥远来归，我即收编为第三师。吴佩孚看见情形如此，知道大势已去，大哭一场，上了轮船狼狈地逃往南方去了。

　　当前方战事激烈的时候，孙连仲、冯治安奉命率部驻丰台附近，准备作各方策应。不想天津英军，为要延续曹、吴的统治，存心扰乱，忽然闯进我们的前哨线，两下起了冲突。我听了冯治安的报告后，便对他们说：

　　“先尽力和他们讲理，实在不听理喻的时候，不惜与之一拼！”

　　事实上那时曹、吴的倒台是不可挽回了，英兵虽然借口挑衅，故与我们为难，但在我们严密的防范之下，究亦无从施其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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