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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首都革命(6)


  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我得到这么几个经验:

  第一,对于敌我的实在情况与处境须有透彻的认识。古兵家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战必败”的话,是一点也不错的。在这次战争中,我因联络周详,对各方面的情形都颇为明了,所以虽以较薄的兵力,也能战胜素称雄厚的吴部。

  第二,将领对于所部的作战能力,须有相当自信。这次孙二哥带着三军前往保定,一到定兴县便与敌人接触,一方打着,一面却沉不住气,觉得自己力量单薄,不能支持,告急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我这时一因队伍太少,无法抽调;二因绥远马福祥态度不明,须派队守备。接他电报后很为踌躇。但增援毕竟是紧要的,于是我勉强将佟麟阁的两营派了去。可是这两部分援军开到那里,并未起任何作用,保定的曹部便解决了。若是孙二哥对于自己有相当自信,不是这样的连电告急,我即可从容把增援队伍派调他方,岂不要收更大的战果!

  第三,截断敌后,在我国旧战术上很是讲究,用之得法,确可决定战役的胜败。这次杨村之战,正面的攻击双方势力几乎相等,但等到谷良友率部抄到敌后,吴军便很快地溃败。因为后路一断,弹药粮秣的接济,以及消息命令的传达,都发生了阻碍,无论什么劲旅,处此情状,都不免发慌,战斗精神一经丧失,还有不惨败的道理吗?

  第四,为将领者不明战术,专凭勇气,鲜有不失败者。这次被派往攻唐山的一路未得预期的胜利?使我很是奇异。因为此路敌军,全系由前线撤退的败兵溃卒,早已丧失斗志,迎头一击,如摧枯拉朽,必收极大战果。但为什么竟不能得到预计的胜利呢?等到邓宝珊先生回来,报告那边的作战情形,才知道完全是将领头脑过于简单之故。原来笠僧先生部下的将领,讲究的是肝胆义气,吃苦耐劳,冲锋陷阵尤称勇猛。但其中没学过战术率兵术的人亦确实不少,因此部队过了一千人,他们往往无法指挥。这次在唐山车站截击敌军残部,他们看见站上停着一列(由两列并成)兵卒,上面满载溃兵。当即派了一营人前去缴械。败兵已无斗志,情愿缴枪。但他们就不知道派人将车头上的司机先行监视,只顾三三五五地爬上车去忙着收枪。就在这时,随车的敌军官长即命令司机开车出站,把那列车拖到二十里以外。我们上去的不过三四百人,而敌兵则不下三四千之众,结果上车收枪的反被人家全数缴枪或枪杀,没逃回一个。又有一次,他们没等把部队分配妥当,大批的敌兵已由前方撤退下来了。当时无可措手,两方面即混到一处,也认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弄得混乱不可收拾,后经邓宝珊用尽方法始把自己人整顿调齐,结果竟损失了很多。幸亏当时敌军在溃败之余,无心作战,否则他们这一次便不免全军覆没!

  我们部队到了天津,吴部枪炮弹药大量抛弃,统统堆在新车站。张之江派人前去收存保管,引起笠僧部队的不满。他们久居陕西那穷僻地方,一旦看见新式枪炮即不免红眼。后经张之江竭力解说,才算误会冰释。足见训练缺乏的队伍,毕竟难于控制,一遇利害关头,便越轨行动。若非张之江应付得好,岂不闹出笑话?这次国民军在天津,未出半点乱子,地方上秩序井然,也都是张之江的功绩。

  天津局面既已稳定,段祺瑞即速来数电约我到天津讨论政治机构改进的问题,当时我因中山先生已在北来途中,故复电说须等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时候,我再去不迟。过了没一天,段祺瑞又派了一位曾为陆军部军需司长的罗某来促我早日赴津。我想如果坚执不去,必因猜疑而生误会,若先去一谈,一则可示我坦白之怀,二则也可以欢迎中山先生的来津,觉得未尝不可。遂决定赴津,即一面复电说准明日去津,一面召集将领说明去京的原委。

  次日我动身去津,火车行至杨村,忽由后面另来一车,开得飞快,致撞上我们的车,一时震荡颠簸,不啻天翻地覆。我的行军桌翻倒了,韩多峰摔倒地上,熊斌他们坐在头等车上,把头也撞破了。我当时正在铁闷子车上的行军床上躺着,所以一点也没有受伤,就是再震得厉害些也不会怎样。后来打听,知道这回意外,是曹、吴余孽干的鬼蜮伎俩,可笑他们心劳日拙,白费了一番心计。

  与段先生见面,他表示得非常诚恳。事先他已在离他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替我预备了一处寓所。此时就请我到那边去住。一日,请李景林、张学良、杨宇霆、张宗昌、梁鸿志等大家吃饭,饭毕先照一相,便散坐着商议时局的整顿。这伙家伙,在曹、吴未到,大敌当前的时候,谁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这时事过境迁,当时的诺言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全不承认,又重新勾心斗角,只从个人私利着眼了。他们都怀着鬼胎,在言谈之间,对于真诚欢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军,不免常常流露歧视之情。其中吴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头低着,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贸然说道:

  “孙岳是个共产党!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

  我知道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们的心意,凡是诚意欢迎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国政的人,都当加上一个共产党的头衔。我就滑稽地说道:

  “你把孙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两大烟呢?有这样的共产党么?”

  这话说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随便谈笑起来,每人都戴着一副假面具,听不见半句真话。大家这样胡扯了一顿,便算结束了一场会议。其时外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不是说被刺,便是说被扣。我为了消释这些无聊的揣测,不多几天便回北平去了。

  在天津,最使人气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计划,王本可算是一个预谋者,如今张作霖竟违背不进兵关内的诺言,把王用武力驱走,岂非是十足的马贼行为!张作霖那次到天津住在曹家花园,门口的岗兵,都和义和团似的拿着长枪大刀,枪长二丈,刀长一丈,一对对十数对两边站立,排成行列。那种气派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此人物怎样能与共谋国事!

  我回到北京不久,段祺瑞、张作霖都先后到了北京。段在北京即对国民军岗兵拒而不用,另以唐志道所部二千人为其卫士。这种举措,也使我极不明白。段就了临时执政,黄膺白先生即辞掉了总理之任(执政就职之日,他应当将黄高高捧出,然而相反,竟使黄立于第二行人众中,人人见了为之不平)。于是一批批安福系余孽都连翩入京,瞪着眼珠,急于想在新政权里分些赃品。局面急转直下,演变至此,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对新局面万分消极。

  这时,胡笠僧在彭德府正和李倬章打得激烈,胡左一电右一电地催我增调援兵,与岳维峻、邓宝珊两位商量,他们都不肯去。一日岳、邓二位跑来见我,我说:

  “笠僧请兵甚急,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去应援!”

  回答道:“我们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们此时有更大的责任!”

  “什么更大的事?”

  “处置张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间我们就预备暴动,把他父子俩捉住枪决,以快人心,而戡祸乱!日本人已替我们探听清楚,他们这回入京,带的兵不多,只要总司令允许,我们马上就去动手。”

  我听了颇为吃惊,当即和他们说:

  “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实行!就算你们能把他俩捕获,京外奉军必然激起异动,演成混战之局,那时不等两方分出胜负,日本就会趁机进占东三省。日本人帮忙,决不会怀好意的。”

  我这样地说了,他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原来主张(以为奉军多乌合之众,若收拾了张氏父子,则奉军将领之识大体者必然愿随我们走云云),直到深夜三点多钟,才慢慢把他们说服。次日即接洽车辆,请他们率部开赴河南,去应援胡笠僧去了。

  我既已决心摆脱当前乌烟瘴气的政局,便对张作霖说明我精神不好,要上山休养的意思。张作霖跳起来说:

  “你可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

  他虽然这样表示,但我说什么也不愿干下去了。回营后即召集将领讲话,说明我此次不得不入山休养的衷曲,并嘱咐他们务要服从中山先生的主张,贯彻所志,继续为国家效力。是日张作霖特来访我,我于回看了他之后,便往京西天台山中去了。

  此时我满脑子里装着一套“谦谦君子”的道理,觉得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风度。同时胡、孙等虽与我志同道合,莫逆于心,然政治的认识亦殊不充分。其他朋友如徐季龙、黄膺白、刘允丞、王励斋、焦易堂、李石会、王承斌等诸先生,虽过从甚密,亦毕竟未至无话不说的程度。故自己只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据现实环境,拿出良好办法。至今思之,犹觉当时才能不够,有负国人期望之殷,深为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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