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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首都革命(4)


  谈至比,两方僵坐,毫无办法。显然的,吴这些办法,全不脱祸国殃民的作风,好像他和国家人民有了深仇一样,于国家人民怎样有害,他就怎样办。我和王怀庆出来,王仰着头叹口气道:“我们这是死路一条啊!”

  吴佩孚对于我们的饷项粮秣不加理会,但我却不能不开拔。俟到九月二十左右,他派了人到旃檀寺来送我,意思是催我们出发了,我们始准备动身。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即令部队陆续开拔,到二十四日开拔完竣。我派了一营步兵留守后方,委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的一切事务。我原从河南招募一批新兵,约一万余人,编为三个补充旅,由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所领枪械不敷分配,每旅只枪数百支。这时借着训练的名义,着令留驻北京,以为应援。一切安排妥当,我始起程。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想到颜惠庆先生是一位好朋友,想把我们即要实现的计划和他谈谈,即去找他,我试探地说道:

  “国家到了今日地步,政治闹得如此黑暗,贿选卖国,无所不为,而今奉直军还要自起内战,都不过是争权夺利,祸国殃民,这种局面将来怎样结束呢?”

  “真是难事!”他做出同情的样子随声附和着。

  “我们总要共同想个办法,以谋挽回,袖手坐视总不行的。若我们将来有了办法的时候,打算请你出来帮忙。”

  我这话是明明告诉他我们即将举义了,颜先生却模棱两可,不说一句有关痛痒的话。谈了两个钟头,话老是不能深入。颜先生是一位老外交家,说话如此不着边际,我觉得这不是革命外交家的态度。若革命外交家,则头脑敏锐,遇事痛快地一言而决,不当如此圆滑。我和黄膺白先生接洽,也是这样说的,他的态度何等明快。我和颜惠庆先生、王儒堂先生都是多年交谊,往来甚密,正想一一与之接头,因此番颜先生态度如此,所以索性连王儒堂先生亦不去说了。到后来班师回京后,始临时约了王先生出来。

  我们先头部队开到滦平,我自己也住到怀柔。从怀柔到古北口,到密云,大路两旁都是枣树,此时正结了实,红的果子满树累累,看着真是美观,真是可爱。那时我们部队整整过了三旅,而路旁枣子却依然满树。我过的时候,许多百姓夹道而立,嘻嘻地看热闹。我们问他,枣子短了没有?百姓说:“是您带的队伍过境,哪会摘吃我们的枣子?”又说:“弟兄们看见枣子长得好看,我们就请他们吃。弟兄们说:要钱我们就吃。我们说,都是树上自己长的,要钱做什么?怕你们吃了多少!他们还是不吃。”谈得欢欢喜喜。我觉得这是兵们自觉的纪律,很可欢慰的。

  在怀柔住了几天,吴又派人催行,我乃进至古北口,住在杨令公庙。据传说昔杨令公奉了朝命征辽,只给他很少的兵卒,他说敌众我寡,悬殊太大,势难收功。朝廷不理会他的困难,只说你且去打一仗再说。他率旅前往,便被包围,极力鏖战,粮尽援绝,结果还是全军覆没。他自觉丧师辱国,只有自缢而死。我这次行军,想到杨令公的遭遇,不禁感触万端,因撰了一副对联,以木书刻,挂在庙柱上,聊寄我之感慨。那联文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在古北口住着,段祺瑞派贾焜亭送来一封亲笔函,大意是表示不赞成内战,对贿选政府尤希望我有所自处。接着张树声、刘砥泉又介绍一位张作霖的代表马某来见。马说奉方殊不愿与我为敌,只要推翻了曹、吴,他们的目的便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我便很坦白地对那代表说:

  “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翻曹、吴,是不成问题的!”

  我在房里说着话,听着外面狂风怒号,河水急流,士兵正在忙着准备他们的晚餐。在这肃杀紧张的夜晚,我听见我们谈话的声音是如何的庄肃。我拿着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说了几条重要的主张:“这是我们中国唯一革命领袖的办法,您以为如何?将来我们事成,拟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这一条你们是不是赞成?”马君答道:“这完全不成问题。一切悉听你的主张,我们无有不赞成的。”

  我乃重复道:“一是请中山先生北来,二是你们队伍不得进关,只此两条就成,别的都不必细说了。希望你快回去转达,切勿食言,现在是怎样商定的将来就怎样实行。我这儿已经布置妥当,不久即有主和息争的通电发出。”

  当晚他们赶程回去了。

  此回相偕同行的有吴佩孚所派监军王承斌氏。王字孝伯,陆大毕业,为人深沉诚厚,寡言笑,他虽然奉吴之命相随监视,但对吴佩孚之所为却不满意。我的一切举措,全不瞒他,什么话都坦白相告。他一方面同情我们,一方面却并不肯参加活动,帮助我们,但也决不会破坏我们,把我们的计划泄漏于吴。我也听其自由,不予强迫,两下各行其是,彼此谅解,如此而已。他的这种态度,我已觉得难能可贵。可是严格地说,我并不能赞成他。我以为个人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不能混淆不明,公私应当分得清清楚楚,或则他当反对我们,破坏我们;或则就应当参加我们的活动,共同推翻曹、吴,二者必须站定一方面才是。

  可是他竟两方都站,两方都不站,模棱其间,不辨是非。孝伯如今不在了,想到此等有用之才,无所成就,委实惋惜不置。当时奉方与孝伯(王孝伯是奉天人)亦有所接洽,承认他对此事为预谋。可是后来曹、吴既倒,张作霖竟令张宗昌、李景林占据天津,把他驱逐出去。这是失信食言的举动,使我十分不平。后来我之不能与奉合作,这件事也大有影响。

  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笠僧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名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一路以来,部队行进如流水一般,官兵无不欢欣鼓舞,至此益发精神振奋,大骂曹、吴祸国殃民,我们非回去打倒不可。人人意识到此番作为的意义和自身责职的光荣与重大。

  那时参预总统府机要的人员,许多人与我们取得联络。吴在前线的情形,随时都有人给我报告。洛吴败讯,在我们开会议时即已闻知,但未证实,不敢深信。乃致电于吴,报告我们前头部队已抵达承德及沿途粮饷难济炮弹潮湿的困难情形,同时并探问他的消息。隔了一天,即接吴的参谋复电,有云:“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根据此电可断定吴战不利之讯,确实无可置疑。我即抓住时机,立刻下令,命胡笠僧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军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阻吴军西归;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日班师。

  布置妥定,我即亲率刘郁芬首途返京。走到滦平,遇笠僧的代表刘允丞先生,我即拿出首都革命的计划,请他代表笠僧在上面签字,以昭郑重。次日抵高丽营,那晚刮着大风,天气极冷。黄膺白先生从北京赶来相见,详谈政府散漫泄沓的情形和吴在前线败绩之事。京汉线军民拥塞,弄得车辆倒错不开,吴怒而扣押司机,难民悉被锢禁于闷车中,扣在站上数日,整车整车地饥饿而死。种种鲁莽暴行令人闻而发指。当晚共商政府过渡时期的办法,规定组织摄政内阁,又把如何迎请中山先生之事具体计划一番。谈到深夜十二点,黄先生仍然冒着砭骨的寒风,先回北京去了。

  二十二日鹿瑞伯到达北苑与蒋鸿遇等会见,分配了工作任务以后,当天晚上八点钟即率部由北苑出发,十二点驰抵安定门。孙二哥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首先接收全城防务,同时把全城电报电话线尽皆割断,一切应做之事,都在一夜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办个妥帖。第二天早晨,北京全城贴满国民军的安民布告,通衢要道上也布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岗兵。人民走到街上,看见这些情景,都闪着惊疑的眼光,不知道这些事实究竟是如何出现的。

  这次部队回京,所以能够如此机密神速,多是鹿瑞伯办事妥慎周到之功。古北口会议之后,鹿返驻在地密云,即每日令部队练习行军,或五十里而回或六十里而回,总是向西往北京走,有时徒手,有时全副武装。一头走着,一头于路旁打野外;有时刚刚支起帐篷准备露营,忽又收拾一切重新赶回驻地。每日如此,使部队时时准备,使居民天天看惯。故奉命班师之日,不但地方人士不以为意,士兵们亦多不知情。鹿率部到达北苑后,照着命令在此间设法先运一团人入城。他每次派两连人,作为进城取东西的模样,暗进明出,进去的多,出来的少,数次之后,城中即陆续聚了一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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