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章穷困的陆军检阅使(2)

第三十章穷困的陆军检阅使(2)

　　对于阵亡官兵，我在南苑建筑了一个昭忠祠。那祠是一座五上六厢的院子，正中一座亭子，对着大门，院子后面一片广阔的坟地，便埋着历次阵亡的忠勇官兵的骸骨。对于阵亡官兵的家属，我每年派员前去慰问一次，斟酌情形，予以照顾。他们有到达学龄的子女，便领来送入官佐子弟学校，一切费用都由军中供给。没有子女者，并设法为之立嗣，比如李振芳阵亡后无子，即为过继李正义为嗣。正义原是北京孤儿院孤儿，后送往香山慈幼院上学，抱来的时候只有五岁，后来毕业于育德中学及中央交辎学校。又如史家德的父亲因教习抛掷炸弹，不慎炸死，我即供给家德入校读书，以至自立。这些办法，是一个团体应尽的义务，只要有心，没有办不到的。

　　有一次，过之纲四十四团有一个弟兄得了严重的败血病。一天我查问病号，向医官问到那个士兵的病情，知道已送协和医院。输血多次，仍不够，还要继续输血，请我派一排弟兄去供给输血。

　　按照医学上的知识，一个年轻体壮的人，牺牲若干西西的血，原无损于健康。但是士兵都是从乡间来的，一点医学常识没有，照传统的观念，总把自己的血，看得珍重无比。若是我下一命令，强令他们去输血，于情于理都不合适。我以为救人助人，是最快乐的事，但必须出于自愿。我就要求他抽验我的血，若是我的血可以用，那就不成问题了。

　　“好！”医官答应着，立刻便去拿抽血针去了。恰好这时候正遇着各营营长上讲堂，他们听说抽验我的血，都跑来看，看见我坐在那儿仰着臂膊，等待抽血，都兴奋极了。个个争嚷着抽验自己的血，输给那病兵。取过我的血之后，又取了张自忠的血。大夫一面详说血液的学理、输血的手术和那弟兄的病况，一面便分头抽验他们的血液。结果除张自忠外好几位官长把血输给了那个病兵，那个病兵不久便完全痊愈。这件事使全体官兵都感到兴奋，大家都觉得官长与士兵不但共着甘苦，而且是同着生命的。彼此间的感情便越发不同了。

　　有一天我同一个团长名叫马玉田的谈话。他是民国二年时招来的兵，共事已经多年。谈起他家庭的现在状况。知道他父母已亡，现在带着他的妻子在南苑附近住家。我问他有小孩没有？他说曾经生过两个小孩，但都是患了脐疯症，生下没几天便夭折了。我把这事记在心里，一天请教一个美籍医生，问他脐疯症到底是什么毛病。医生告诉我说：

　　“这个病在欧美各国已经没有，可说是中国特有的小儿病。因为中国旧式收生者毫无科学知识，小儿落地后剪断脐带时所用的剪子都不消毒，以致病菌传入小儿的血内，数天内毒性发作，即无法救治。若用新式接生，决不会患这病的。”

　　我想这是极重要的一件事，当即打听他如何雇用新式接生婆的事。他说雇请一位新式产婆，每月不过数十元的薪资。我们这里的官兵带有家眷同住的不下三四百位，每年诞生小孩至少有二百多口，请一位专门收生医士，实在是十分必需的。我立刻听从了他的建议，请来一位专门收生的医士长川供养着，从此以后，不但婴儿的死亡率大减，就是产妇自己也安全多了。

　　官佐家的弟妹子女，凡到达结婚年龄者，我极力提倡他们联亲。一来因为他们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识，相互择配，比较能满意；二来团体的关系也可因此愈加巩固。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必两方送礼，送男家的是锅碗瓢筷等一套厨房用具，送新娘的则是一架织布机。大家送礼，也都必须适合实用，必须采用国货。有人问道：

　　“你平常教官佐家的女子和男子同样的入学读书，到结婚时候为什么又要女的学习织布呢？”

　　我回答说：“这是二而一的事情，并不矛盾。婚前学些做人的知识，婚后学习谋生的技能，都是要女子不依赖男子，能够卓然独立。各人的境遇不同，资秉互异，不是每个人都能继续升学，取得那大学文凭。何况她们纵然能够受得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但是婚后学得一点实用的技能，也是应该的，并不就是辱没了她。我以今日中国中上阶层的女子，多半不事生产，在社会上是个消费者，在家庭中，则为男子的附属者；因此女子的地位无法提高。同时，男子也因为生活上有妻子的累赘，以致对于职业上往往患得患失，屈己辱节，亦无奈何。我在她们结婚时送一架织布机，便是希望她们能够学习切实的生活技能，在经济上可以独立，不做男子的寄生者，在社会上能够参加生产，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可不为丈夫之累，两下都可不相牵挂，各做各的事业，各做一个有益国家社会的铁铮铮英豪！”

　　官佐中凡有婚丧一类的事，我们的规矩是只许上级官对下级送礼，下级官以及一般士兵都不得备礼赠送。这一点，在当时的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事，因此不免引起一般人的惊异。我有一位第八师的朋友，在我营中住了几天，看见这个现象，和我说：

　　“我在军队中看见的惯例，是只有下级对上级送礼，连长送营长，营长送旅长，旅长送师长，谁的礼品办得贵重，长官就喜欢谁，到后说话就特别有效，官也升得更快。所以大家都要在送礼上面用心、努力。送一次礼，典卖借贷，都在所不惜。因为这是下的本钱，升官之后即可一本万利的。下级官对上级官送礼，有这番讲究。你们这个规矩却是为什么呢？”

　　他认为我们这些办法，就是我招人嫌忌，惹人骂我为活妖怪的原因。

　　我在南苑办的培德学校，在通州设立分校，专为教育官佐的眷属。派苏钦文为校长，对校务勤勤恳恳，成绩斐然可观。学校中的课目除读书外，就是做工艺，以纠正一般家庭妇女坐请吃穿的积习。另外办有附属小学和幼稚园，以教育官佐的小孩。他们的子弟年龄较大的，则送入我在北京办的育德中学读书，育中校长派余心清任之。余为美国留学生，专攻教育，办事甚认真，极小之事亦不放过，故当时曾造就出不少的有为青年。我现在记得的军需武子健的孩子，即由育德学校毕业，后来考入交通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总站服务，颇有能力。还有一位姓李的学生亦以成绩特优、做事认真，后来甚有贡献于国家社会。可惜这个育德中学没能够办得长久，即以政局影响而致停顿。

　　在此时间，对于退伍及残废士兵的安插，仍是仿照过去办法办理。即是退伍后送入营中所办的工厂学习工艺，军中遍贴非工不食的标语，每个士兵都一定要学得一种技能，以维持生活。这时工厂厂长以石友三任之，办理颇努力，对伤病兵照顾得尤其细心。后来石友三入高教团，改任许长林为厂长。

　　地方的公益事业，也如往常一样，在能力之内，令部队踊跃参加。那年永定河在丰台西南决口，一时北京永定门和平则门外的居民惊惶异常。我知道以后，即命鹿钟麟等督率着两旅人驰赴当地，星夜抢救，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把决口处堵住。熊秉三先生和地方士绅看见我们官兵不分日夜、浸在泥水中勇猛抢救的精神，都夸奖不已。

　　这永定河，就是古代所谓无定河，但是年湮代远，河流业已改道多次，不复是旧日的河道了。我同熊秉三先生商量，要把这常常酿成灾变的永定河予以根本的治理。当时计划疏浚旧河床，并且加宽加深：拟开三十丈阔，一丈深，先开个三百丈远程，必须在春天以前完工，等到水涨，永定河的水即可归入旧道。计划确定，我们队伍即着手挖掘。那工程真是困苦，一团一团地开上前去，五天一换班，在那风狂沙暴的天气里工作着，连鼻子耳朵也塞满沙土，一直做了几个月，始告完工。熊秉三先生以及北京附近的人民所以对国民军感情很好，决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在南苑期间，与北京社会亦多接触。北京那时为中国的首都所在，各国都有外交人员驻节于此。那时苏联公使为加拉罕，因王正廷与徐季龙两先生介绍而相识，常相过从，谈谈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形，使我得到许多新的认识，觉得他们国家实有伟大的前途。时俄国正有旱灾，我国人士亦颇关切，曾努力赈济。一日加拉罕开一会招待北京政界人士，以表谢意。我认识了使馆中一位武官，全副武装，胸口挂满勋章，仔细一看，全有列宁的像。与之谈话，恳切而多智慧，实是很有能力的人物。又有一次在西山开会，到夜间才散，我和加拉罕同坐一车，他自己司机，开得又快又稳，非常熟练。我很惊异，问他身为大使，何以也会开汽车。他说他是工人出身，这在他们是极平常的事，就如我们会走路一样。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回来也学着自己开车，可惜没有长久时间的练习，学得究不到家。

　　一次，高级教导团宴会，专请有十多个日本人。收拾会场时，例悬挂万国旗以为点缀。我叫把万国旗中的日本旗全都撕下。客人到齐，有一位日本人注意到此点，即问何故不见日旗。我告诉他说，这旗是从街上买来的，我们办事的人跑遍了全街，也找不着带有日本旗的万国旗，真是奇怪的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贵国对我国提二十一条的事，使百姓的恶感深刻不磨。另有几位也说：“一定是百姓干的，这些地方正是表现出中国人民的意思。”我请小幡公使不要以为此是小事而漠视之，应当打个电报报告他们政府，俾能知所考虑与反省。

　　又在五月七日黎明，令西苑、南苑我们的军队大放地雷，以纪念国耻，警勉同胞。是日又令部队游行示威，各持一纪念五·七国耻的小旗，喊着口号，唱着国耻歌，整齐而又严肃地走过大街。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即刊载新闻，说冯玉祥恶作剧，闹得北京市民都不能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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