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章穷困的陆军检阅使

第三十章穷困的陆军检阅使(1)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北京南苑航空署旧址。命令发表之后，我即率领部队开驻南苑。我们从河南开拔时，吴佩孚本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拨助二十万元为我们的饷项，但这显然是一句哄骗的话。在他，是唯恐我们的队伍不溃散，原有的款，亦必克扣不发；哪里还会为我们在别处筹饷的道理？我一离开豫督之任，他那不值一文的诺言，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时的北京政府完全仰承曹、吴鼻息，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因此财政部亦不敢捋其虎须，为我们筹发饷项。我们全体官兵多年在饥困之中挣扎，幸赖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得以自存。在河南两月，稍得喘出一口气，至此又重新陷入粮匮饷乏的境地。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那时的国务总理陆军部长为张敬舆先生，辛亥年间他为二十镇统制，我在他部下为八十标第三营营长，曾共同酝酿革命、讨伐复辟之役，他又为我赞划甚多。这些前面都已说过。因此他对我有极好的印象。此时看我处于如此困境，就尽力为我帮忙。首先把我的部队改编为一师三个混成旅：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十一师包括二个旅：一以鹿钟麟为旅长，一以刘郁芬为旅长。部队有了名义，饷项就不难设法。经我多方奔走呼吁，始得由崇文门税关和京绥铁路局两处每月合拨十五万元。数目虽然不敷分配，并且要到十二年下期方开始拨付，但洛吴的阴谋诡计也毕竟没有成功。

　　关于饷项方面的事，后来派薛子良、邓鉴三及杨慕时三人分任督办与总办，整理得弊绝风清，税收增加甚多，真是点滴归公。自有崇文门监督之设，当以此时办得最清明。在我们部队的饷项还无着落、正在百般筹措的时候，张敬舆先生尤热心为我们设法。他常常向黎总统替我们说话，黎总统以我们在浦口在武穴擅自停兵不受命令为词，表示对我不放心。张对他极力解释，并劝他去看我们部队，希望能从我们队伍整齐与精锐上引起他的些许同情，而予我们相当帮助。但黎总统是个圆滑的角色，他怎肯平白为我们出力？那天张先生同荫午楼先生陪同这黎总统看完了队伍以后，黎总统集合全体官兵讲话，大意说：

　　“你们是有革命历史的队伍。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我从床底下被革命党拉了出来，领导民军，推翻满清，所以才当到总统。你们将来慢慢遇着机会，自然也会和我一样，能够高升，能够飞黄腾达。”

　　我真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敬舆先生说了几句，勉励大家刻苦努力，勉励大家奋进不懈，勉励大家要做救国救民的军人，而不为一派一系的私人走狗。都是有益好话，颇能助长官兵的精神。散后我和荫昌先生同坐一车，他发表他的感想说：“您这没有别的，就是卖什么的吆喊什么。不像别人，明明卖的油条，却吆喊着卖馒头，明明做着政客土匪，却还顶着军人的头衔。”时荫午楼先生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

　　在饷项窘乏之中，部队的训练工作并未一刻懈怠。学科方面，分为士兵、正副目、初级军官、中级军官与高级军官几个班次。一般兵士的课目有军人教科书、八百字课、简明军律、军人教育、精神书、军歌和各种兵教科书几种；正副目于一般课外加授军士战术和军士勤务二种；初级军官复另加初级战术、军人宝鉴、典范令、曾胡治兵语录、《左传》摘要五种；中级军官再加高级战术、军器学、欧洲战史以及各种经书和子书的选读；至于高级军官则另组各种研究会，从事各种专门问题的研究。

　　除教导团继续开办外，又举办高级教导团以教育在先前成立的教导团毕业的学员。所请教官大都是陆大的优秀分子。以段雨村为高级教导团团长，熊斌负教育之责，孙连仲、石友三、梁冠英、李忻等都是那时的学员，他们的学识能力，得于此者甚大。

　　那时—民国十二年，听说王铁老先生为辞去江苏省长，在定县闲住。我自幼对他仰慕，每以未能朝夕向他领教为憾，此时特派鹿钟麟专诚敦请，为我们各级军官团讲书。多蒙铁老另眼相看，欣然允诺，但提出三个条件：一不能信奉基督教，二不能戒纸烟，三不能改穿短服。三件事我都一一依允。但是及至来到南苑，他却自动地不肯吸烟。问他为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因为个人的嗜好，破坏团体的纪律。日常相处，铁老先生尤能言语有则，起居有定，潜移默化之间，予我们全体官兵极好的熏陶。除听讲《易经》、《书经》外，我还读了一部《群书志要》。课外时间并且随时领教，得益匪浅。

　　此外还有一位张先生和一位陈老先生，也请来为我们讲经书的。陈老先生是我的参谋陈琢如的尊翁，福建人，那时还留着小辫子，每谈及父母，必流泪叹息。张先生后留张之江处为秘书。玉、陈、张三位先生各讲过一篇《易经》，驻南苑期间，《易经》共讲四遍。我以为在新文化尚未普及时代，要读中国经书，《易经》甚为重要。这是中国的一部哲学大著，卦辞爻辞所说的人生处世，国家大事的原则原理，都有一番大道理。但读者却不可迷信，尤不可执泥。可惜我那时读它，就不免过于崇信的毛病，以致待人处世种种方面都受其影响。比如谦卦中三翻四覆说的一个谦字，“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谦尊而光”等等，使我总以为消极的退让，是人生最大美德，因而对政治往往不能出以积极态度。其实这并不是书不对，而是我自己的错误。我以为对人处世固当谦下，但对国事，对政治，却必须有一种当仁不让，积极负责的精神。一这不过举起一端而言之罢了。

　　我在南苑又重新建造了一座思罗堂，以纪念在常德为疯人击死的罗感恩大夫。我用此堂作为请名人给部队讲话的处所。王儒堂、颜惠庆诸先生都在那儿讲演过；黄膺白和蒋百里二先生更应我们的约请，经常地来讲话。黄讲的都是关于国际现势及中国政治的问题，蒋讲的都是军事学方面的问题，每星期两次。使我们全体将领，耳目均为之一新。

　　除上述者外，术科的训练还和往常一样，军官队及军佐队成立的体操团尤予严格注意。刺枪、劈刀、射击、器械体操等人人都会数套。至于应用体操，每连中除二三情形特殊者外，其余的人都能在杠子上拿顶，跑八道阻拦。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训练，便是在严冬三九天举行的沟叠比赛。在那样的天气，大地到处结着很厚的冰，土层也冻得三四尺，坚如铁板。各团营官长目兵在下半夜集合出发，在裂肤堕指的寒风中挥舞着镐锹锄铲努力各自团体的沟垒工作，到黎明的时候，各团营的沟垒都掘好了。工作最快捷最坚固适用者，予以胜利的奖状。此时优胜者每个人脸上都含着愉快的微笑。这种比赛，意义是很大的。第一，可使部队养成耐寒冷耐困苦的习惯，以及不怕艰辛险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个人主义的优胜观念，激励并加强其团体活动的精神与纪律。至于在沟垒工作中获得实际知识与经验犹其余事。

　　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因此我于教育训练而外，对于每个官兵的生活，自早即知所注意。而于残废和阵亡的官兵在可能的范围尤多方设法，予以特殊之关切。

　　残废和阵亡的官兵，为最勇敢最有为且为对团体最有功绩者内。我们于战斗之后侥幸不死的人，对于他们致深切的敬佩和哀悼，尽力予以安慰救济和抚恤，实是义不容辞的事。对于残废的官兵，我总要很郑重恳挚地赠送给他们一些礼品，并每年举行一次特别宴会，以表敬重之意。聚会的地方搭盖一座很高的台座，分作五层，历年战阵受伤的官兵，都有详细的光荣记录。据此查考，凡受伤三次有特别勋劳者请坐在第一层台上，每人面前都有很丰富的五碗菜肴；受伤二次者第二层，每人菜四碗；受伤一次者坐第三层，菜三碗；仅有轻伤者坐第四层，菜二碗；没有受过伤的坐第五层，每人只菜一碗。饭后，赠给礼品，也按着层次的高下而分厚薄，礼品的价值有三元、四元、五元、八元数等。又每年举行一次音乐会，专门招待并娱乐残废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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