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章穷困的陆军检阅使(3)

第三十章穷困的陆军检阅使(3)

　　英美各国公使亦不时有酬酢之事。有一次美国公使请我们吃饭，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和一位美国朋友格里君同去。那时天还未黑，车到东郊民巷口，一个中国巡捕忽拦住车子，用手中棍子一阵敲打。我问他什么意思，回答道：“你们没有灯，车子不让走！”我叫点了灯，又说点得太晚，仍是不许走。我说，若是违犯了章程，或是罚钱，或是扣人，都可以，怎么就胡乱打车子？究竟是为什么缘故？他说：“没有缘故，就是不让走，你忘记你是中国人！”

　　我看他不可理喻，立刻夺过他手中的棍子，还敬他一顿打，把他推倒一旁，令车子开了过去，直到公使馆赴宴。散席以后，公使对我谈及岗兵被打的事，说他们巡捕要报复。我把全部事实都告诉了他，并请格里君作证，我说：“主人请客，客照约定的时间赴宴，你们雇的巡捕不许通过，而且无理打车，出言不逊，岂非有意侮辱！我想他一定喝醉了酒，否则我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公使明白了真相，很是抱歉。

　　此外以基督教关系，常有几位美国朋友往来。有一美教友叫做戴牧师，事母至孝。他母亲已八十五岁，新从美国来，办有一个圣经必带会，刊印一种小本《圣经》，赠送友人。那天来看我，汽车一停，戴牧师就下来，背着他的老母亲走入室中。老太太精神很好，说话也还清楚，和我说：“快要死了，特意来看看您，并且赠你这书。”那时戴牧师年过五十，犹未结婚。问他为何不娶，回说若娶了亲，必须与母亲分离，就不能照应母亲了。但不打算抱独身主义，将来母亲过世，再说婚姻的事。我看他语真意直，与中国人在礼教下所讲的孝道又有不同。我以为孝亲之道，出于人情与天性，古今中外都有此一个至情至理。我国新文化运动初起，曾有人主张非孝，那不过是对礼教的一种反响，实在不免矫枉过正。戴牧师生长在个人主义风靡全国的美国，而不为社会累没至性，我始而以为稀罕，继而不能不佩服其人格之伟大。他请有一护士照应他的老母，自己也朝夕不离左右。

　　美以美会还有一位名叫刘海兰的牧师，即是北平汇文学校的创办人，他和他太太结婚五十年，此时已八十多岁，还很健实。循照欧西风俗，结婚五十年，谓之金婚纪念，是个盛典。我特意赠送一只花篮，亲去贺喜。看见主人只在桌上办置了几盘点心，客人来了，亲热地拉一拉手，愿意吃的，吃一块点心，即走。简便而又恳挚，什么繁文缛节也没有。金婚过后没几年，刘牧师即死，不到九十岁。送葬在西城外一个教会坟地中。发丧的时候，我也亲去送殡。到的朋友很多，丧仪简单，但极其哀痛。想到我们中国的出殡，叫花子雇他数百名，行列绵延十数里，一点哀痛之情也没有，时间金钱消费于无用，无非摆摆排场，显显阔绰而已，那真是败家子的办法。从这种礼俗对比上，显得我国社会实在腐败，人家的社会实在是向上进步的。

　　在此时间，国民党中的朋友亦往还颇密。一次孔庸之（祥熙）先生来看我，带有一份中山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给我，说总理把他手写的这书送给你，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当时谈了几句，匆匆即走。他说日后再来看我。我把那份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读了两遍，觉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无从笔述。过了一年，再和孔先生见面，他问我看了那个写本感觉如何？我说这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对症药方，必定照着这样办，中国才能够成为自主的现代国家，卓然独立于世界。自从读了这个，我完全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了。

　　后来民国十四年孔先生到张家口看我，告诉我这写本原是赠送宋庆龄先生的，那次借来送给了我，打算另写一份归还宋先生，不想中山先生未能重写，即已故去。现在这写本已是一女许配两家，归了我，宋先生就没有了。我说我虽把写本视为珍宝，但我绝不能将孙夫人的纪念物夺为己有，当时翻箱倒笼，好容易才找了出来，即请孔先生携归孙夫人。他要我在上面写一小跋，记述此段因缘，以留纪念。但以人事倥惚，一直未得写成。倒是后来到了南京，替孙哲生先生留的那一份上写了一个小跋。

　　又有一位刘盥训先生和一位郭维一先生为了山西的事来看我，谈山西人民的苦痛，谈山西的种种假做法，话说得很多。我听之后，亦未加思索，就叹息一声，冲口而出地和他们说：“我有一句俗话要奉告两位：是有老王时恨老王，没老王时想老王。其实看看山西的完整，今天哪一省可以比得上？”我的话刚刚说完，郭维一先生即红着脸把脚一跺，扭过头来就走。追上去请他不要生气，他说：“你既这样说，我和你就没有话说了。”当时情形至今我还记得。

　　北京的官长，我自来不肯随和周旋。我的种种不合事宜的干法，除去少数有知识、有良心的人尚能同情而外，一般官场社会都讥我孤雁出群，骂我为活妖怪，把我当着眼中钉看待。我此次初到北京，有人对我上条陈，说我在河南失败，在北京领饷无着，领械领弹无门，所遇种种困难与打击，都是因为我太不随和，太不讲应酬的缘故。我觉得也有相当道理。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也勉强和各方应酬应酬。

　　那时的北京上层社会，总而言之，是官僚恶习太深。只拿请客一事来说，请柬上明明写着六时到席，可是到八点钟客还不齐。我老是前五分钟或准时赴宴，至则阒无一人，连主人也没来。等得我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叫一盘包子或一碗面条，吃完，留一张明片谢谢主人即走，多少次多是如此。他们把我看做怪物，我把他们看做更怪的怪物。而且请客并不预先约定，总是临时下请帖，往往同日同时收三四份亦或四五份请帖，到时只好在这边坐三分钟，吃一点汤；又到那边坐五分钟，吃两粒瓜子，一餐饭要吃数处。东城跑到西城，地方相距又远，汽车也来不及。

　　大家都是这样，结果十人一桌的席，不过剩个三两个坐着，主人费了许多金钱办起来的丰盛珍贵菜肴，几乎没一人下箸。这样的宴会，金钱上、时间上都成浪费，既不能吃，又不能谈，只是摆官僚排场而已。我想为什么不能预先约定时间，家常做四五样简单的菜，大家聚一聚，又好吃，又好畅谈呢？官场中固是如此，其他绅商大老，也无不要摆官僚场面。记得一位周姓银行老板为其尊翁做寿，叫了戏子彩排唱戏，请了数百男女客人，仆役进出忙乱，数以百计。那个烦嚣杂沓的情形，我想他的老人家亦必烦躁而感不安，哪里顾到孝道！有一次瑞福祥请吃春酒，也是唱戏，请着数十桌客人，那种铺张的场面，我这个穷小子也总看不惯。我想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些钱捐给孤儿院，或是捐给图书馆，定要如此浪费掉才觉得痛快呢？

　　敬舆先生的生活在当时原算是最俭约的，但因周旋于各部长及国会议员们之间，有些方面也就不免习于奢靡而不自觉。比如接待客人所用的三炮台烟，问他每天须消费多少，他说每天约须二十筒上下。我又打听他的账房，也是说多至三十七筒，少亦十余筒。这个数目使我很觉得惊奇。若是每筒以一元计算，那么，仅仅香烟一项每天便需四十元，每月便需一千余元。人们每以为这是小事，不加重视，其实不然。据我所知，民国八年时的估计，全国香烟消耗每天达六万万二千万余支。到民国十七年，别家烟公司的不算，只英美公司每日就可销售八十二万万五千万支。以此折算钱数，还不够惊人吗？外国人以不解饥渴的烟草来，换取了我们大量的金钱。他们把这些金钱运回去，造成飞机炮舰，把此落后的民族威压得俯首帖耳，一任他们宰割，这果然可以视为小事吗！

　　和北京当政的大人先生们往还久了，使人更进一层地认识了他们的面目。他们三个五个聚会一块，多无一言涉及国计民生。大家嘻嘻哈哈，兴高采烈地谈着的，不是昨晚打牌输赢了多少，明晚梅兰芳的什么戏牌，便是某某女戏子怎样风骚，谁家姨太太怎样标致，再不，就是商议着如何卖官地、典公物以及拆城墙、卖砖瓦一类的勾当。使人只见目前漆黑一团，简直闷得透不过气来。

　　为一国元首的大总统黎元洪氏，是个不肯负责、圆滑苟且的人物。每逢星期六日中午，他照例总要邀请在京的各首长在居仁堂会餐。被邀的不外国务总理、各部部长、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陆军检阅使等十四五个人，吃的常是西餐。每次大家坐下，吃着谈着，总要引起黎总统的牢骚来，这时他就诉苦道：

　　“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一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三十六万。长此下去，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在座的人的答话各样都有，但都是敷衍奉承。有的说他忠厚仁慈，有的说他大仁大义，也有人代他出主意，说往后可以少捐，或者募捐者找了来，一概不予接见。一次我却纳闷不住，瞪着眼睛，脱口而出地说道：

　　“总统是当旅长出身，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

　　“存的呀！”他局促地说。

　　“旅长的饷每月不过几百两银子，怎么会存那么多呢？”我这样鲁莽地追根到底，自然使他发窘。但总统总有总统的襟怀和雅量，他对这些无可置答的闲话只以呵呵一笑了之，脸上红也没红。到底他心里是怎样地怀恨我，我就摸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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