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二十四章武穴停兵

第二十四章武穴停兵(1)

　　欧洲大战爆发，原是我们中国努力图强的大好机会，不幸专横不法的军阀们却只知有自己，不知有民族国家。他们正做着武力统一的迷梦，一心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那时以推倒复辟三造共和自居的段芝贵先生，利用他总理的地位和广众的党羽，把持中枢，破坏法纪，简直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孙中山先生致函劝导他恢复国会，他不肯接纳。广州乃有军政府的组织，努力护法运动。自此南北界限益趋对立，军阀们必欲实现武力统一、消灭南方势力而甘心。大局糜烂到这样的地步，稍有人心者无不渴望消弭战祸。但可痛心的是一般握有军事实权的师旅长们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照旧过着他们淫逸骄奢的生活，国家大局、自身职责，他们简直一点也没摆在心上。

　　那是七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段芝贵为讨伐复辟胜利，在陆军部开了一次盛大的庆功宴。团长以上的官长都被邀约，共到了二三百人。段总理亦曾出席。人数太多了，座位不够，大家都站着吃喝。没吃到几口，段芝贵就讲话说，打仗的事，这是开头，以后还尽有的打，请大家好好准备。我们中国局面，是越打越统一，越和让，越分裂。只有用武力始可求得统一，这是一点不错的道理。今日谁要障碍我们的统一大业，我们就打谁。不管他湖南也好，两广也好！一口气讲了四五十分钟，主要的意思就是这几句。段芝贵讲完，另外还有两位讲话，也是大同小异的意思。我听着这些鬼话，知道内战又要开始了，不禁只是摇头叹息。同时我也听到座间有人低语，一个说：“这是胡说了！这是胡说了！”一个说：“这次打完张勋，怎么还可以再打？”另一个答道：“实在再也不能打仗了！”

　　段芝贵这人利欲熏心、老奸巨滑，一向以来都是以国事为玩笑，不但许多将领为他所玩，并且老袁也是被他玩完，而今老段仍被他所戏弄了。

　　会散之后，接着属南苑陈光远师的李星阁旅长，又借前门外掌扇胡同内张锡元的一位朋友公馆里请客。被约的有吴佩孚、李星阁、张锡元、王汝勤（八师十五旅）、张玖卿（八师十六旅）和我等一共九位旅长。大家到席，有些先生们就写条子叫局，每人叫两个。原先大家还讨论着段芝贵的那番话，有的说：“他要打就打，他是什么东西！”有的说：“实在不能再打了！”七嘴八舌地谈着。到后来，他们把重要的题目放到脑后去了，大家改了话题，谈嫖、谈牌经，谈女人漂亮。我看见他们写条子叫姑娘，就离席出去。走到掌扇胡同口上，那里有许多叫街吃的乞丐。离我最近，有一位老婆婆，白头发，破衣服，大约六七十岁，正张着瘪皱的嘴巴叫喊得热闹。我就走过去和她说：

　　“老太太，那边公馆里正有人请客，我带你到客厅里去叫喊，你叫一声，我就给你一块钱。叫两声，给你两块钱。你得使劲叫！”

　　老婆婆又是惊奇，又是高兴，半信半疑地跟了我进去，靠在客厅门口，大声地喊起老爷大人来。这一喊，把大家都愣住了，他们笑又不是，恼又不是，都把眼睛看着我。

　　李星阁说：“准是冯先生喊她进来的！”

　　我拿了五元给那老婆婆，李星阁就问我：“你有什么话要说？请你说吧。”

　　别人也说：“你一定有话要说，不然你不会闹这个恶作剧。”

　　我就站起来说：“段香岩（段芝贵字香岩）先生在陆军部说的那番话，我们应当好好讨论一番。眼看着内战即要发生，我们是现役高级军官，此事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民国以来，连年内战，人民受尽苦难，国家衰弱到极点。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再不能使内战发生。这次讨伐张勋，是为铲除帝制，保卫民国，实出于万不得已。幸而战事很快就结束，这是千幸万幸的事。现在欧洲正在大战，我们对德国也已宣战，若是不打算图强，老是自己打自己，怎么对外？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都负在我们肩上，我们应当痛切地觉悟到内战的罪恶，从今天立下决心，发个誓言，若再有内战发生，我们要坚决拒绝参加。并且尽自己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随口谈谈说说是不够的，必定要真正地立下决心。国内诚然有许多问题须待解决，但并不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尽有和平合理的路径可循的，只有和平才是救中国唯一路径。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赞成我这点意思，答允我这个反对内战，制止内战的要求。”

　　那时段总理大权独握，一意孤行。此次重新登台，不管国人如何呼吁，他亦无意恢复非法解散的国会，反倒另外召集一个为安福系御用的临时参议院。又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向日本举行大借款，扩张其个人武力（成立所谓参战军，有线电、无线电、军医等项应有尽有，都分别设训练班，聘日本人教练。又新办械弹大炮极多），以贯彻其武力统一的主张，而完全投入日本的怀抱。综计民国六七年间，借款数额业经公表的即达三万万元，所谓秘密的西原借款尚不在此数之内。他这祸国殃民的干法，稍以国家为重者无不反对。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便是这一反对力量的代表。

　　我那时身为老段的部属，无法表现我的意志，来反对他的行为，心里的苦恼是不用说的。一般同僚，终日荒唐淫乐，对于这次即将爆发的内战，虽也觉得不应该，但他们并无心来设法制止，设法拒绝参加，不过随口谈说一二，也是面子上言不由衷的话，好像这不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系的问题，一转身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我这番讲话就为增强他们反对内战的自觉，让他们认清救国的道路是对内和平不是对内战争，要请大家团结一致，拒绝参战，不做老段的工具，以消弭战祸于无形。我也深知这个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白费的，但总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九位旅长，握有相当强大的实力，若真能团结一致，必可左右老段。所以我一个冲动就说了，不管效果如何，至少我心里痛快一些。

　　我的话说完，大家都不假思索地赞成，答允一致反对参加内战。其中第八师王汝勤和张玖卿两位尤其表示热烈之意。

　　但一切努力毕竟都是白费气力。嘴头满口说不打，说说算了。当时没一点办法，没有一点组织，不能使当日大家的话坚守不渝（大错特错在此）。席散之后没有几天，李长泰即调升步军统领，傅良佐派为湖南督军，一些旅长们一一升官。随傅良佐入湘的有范国璋的第二十师和王汝勤的第八师等部。傅良佐一到任，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即宣告独立，战事从此开始。我写信给王汝勤，问他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掌扇胡同的诺言否？他回信说：“我奉的命令，实在没有办法。”

　　湖南战起，福建也被护法军攻击。那时福建督军李厚基，怵于护法军的声势，叠次电请老段增援，急如星火。一天段先生派徐树铮来找我，说将调我增援福建，为我增加一团人。将来我的队伍可由火车赴上海，由上海再乘轮船赴福建。说了一回，我即预备招兵。当派李鸣钟赴河南归德一带招募，编成一个补充团，又名第三团，九百人为一大队，三大队，共二千七百人。以后国民军后起将领多归德府人，就多是此次招募而来。

　　准备了一个时期，即要开拔。那天段总理约我去谈话，和我说：

　　“你要开拔了，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谈谈。……”

　　当时他说出三件事：一、叫我和陆朗斋将军不要常常来往；二、叫我不要和国会和民党议员有来往，小心上他们的当；三、此次作战，要尽力节省子弹。他说的国会议员是指的刘冠三先生等。

　　我回答道：“总理说的第三条，意思极好。我回去定和官兵们多讲几次，叫他们切实遵守。至于陆将军，他是我的老长官，和总理也是老朋友、老同辈，我今天就是打个通电，说我和陆无关，哪个肯信？现在国家大难当前，还希望总理与陆将军多多谈谈。陆将军有胆有识，愿总理与陆将军亲之信之，一定与大局有益。你们和和气气，共谋国事，我们后辈小子看着也学个榜样。说到民党议员刘冠三先生，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都是真正革命的先进，纯心爱国爱民，极可钦佩，我和他们接近，得无穷的益处。就是总理自己想必也认识他们的。希望能多多找他们大家来谈谈。这些，必定有歹人在总理跟前进谗言，很危险，还望你多多注意。我是年轻人，不免乱说话，请总理接受了就好了。”

　　段先生笑了一笑，说：“你说得很好。”随又说，“好吧，你快收拾收拾走吧。”

　　后来陆段终成仇人。徐树铮杀陆于天津，闹出了大乱子，都是排除异己、一意孤行的做法。

　　这年天津一带大雨成潦，津浦路北段被水隔断，不能通车。那时国局正紧，命令不许耽搁，叫我们绕过津浦路，从廊坊转丰台到长辛店，搭平汉车转陇海路至徐州，而后再开上海。可是当时陇海路系我国借款修筑，军队乘车，必须先交半价。陆军部无法，转请财政部交涉，结果还是付了一半价钱。我方率部开拔，已经耽搁数天了。借外人资金筑路，简直是亡国的办法。办事的人非洋奴，即卖国贼，办事不力，当初成约时也不订个明白，怎么连本国的军队都听其不许通行？国家有事，铁路不许运兵，从何说起！我真看透政府负责者是些什么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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