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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武穴停兵(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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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彰德,看见站上停有一列专车。我派人打听那是谁的车子,站上的人说:“不能说不能说。他们不许说。”后来我知道是傅良佐的专车。原来他在湖南吃了败仗,督军干不成,偷偷逃向北京去了(当时揣测他回京后,必受相当惩罚,可是结果一点事也没有。由此大家益知段先生无是无非)。 队伍到了浦口,即在浦口及浦镇两处搭帐篷住营。江苏督军李纯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们。一次和我单独谈话,谈起这次内战的问题,我说出我的意见,他很是高兴,和我说,冯代总统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他自己亦是主张对南方和平解决。谈得投了机,他说:“既这样,那好极了,你就在这里住着,不必到福建去了。你部队的给养,完全由我供给,没有什么难的。”我当即决定暂驻浦口,静待和平消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冯代总统授给他的意思。 李纯本是第六镇的协统。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他即升为第六镇统制,后来因打九江有功,升为江西督军。他素与冯国璋步骤一致。冯为副总统,他即调升苏督,赣督改陈光远,第六镇统制的缺则由马继增补上。马统制在把队伍调开湘西的时候被刺而死,遗缺又由一日本留学生周某升补。周某到差不久,患了神经病。此时这个统制的缺,应由本镇十一协统张仲和升任。可是有一位齐燮元,是个有名的“担子钩载笔帽”,双料的尖头儿。张仲和弄他不过,统制的缺竟被齐燮元抢去了。这时第六镇也驻在南京,齐燮元飞扬跋扈,处处显出骄横之气,上则使李督军感尾大不掉之苦,下则使张仲和一班部属事事为难。 谈到张仲和,我们是很熟的朋友。他是河北获鹿人,字政之。因为他性情爽直,大家送他外号叫做张飞。他是速成科第一班的学生,后来又在陆大毕业,学问颇有根底,作战也很勇毅。我当司务长的时候,他当排长,终日在一起过活。此次我到浦口,差不多每天都见面,无话不谈,感情很是融洽。本以为他前程万里,不可限量,哪知他此时已给自己掘好了坟墓。他为他的家庭纠纷所苦,一气之下,竟得了一种不能说话的病,过了两年,就与世长辞了。 原来他是贫苦出身,在家时只读过两年书,做小生意度日,设法自给。光绪二十八年入伍当兵,因为为人聪明,由兵挑入练官营,由练官营挑到速成学校当班长,从此一帆风顺地迁升上来。他家里有父母妻儿,还有一个弟弟,大家融融和和,毫无缺陷,原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光绪三十二年,他当队官守卫北京后门西首的皇化门时,我驻在南苑。一天,他来找我,说要帮助一位朋友完婚,向我借些钱。我借给他几十两银子,从此久不见面。哪知帮助朋友完婚的话完全是谎,倒是他自己在北京娶了一位姨太太。我那时血气方刚,听说很是生气,写信把他找了来,很严厉地说了他一顿。我说: “你太太千辛万苦地侍奉你的父母,养育你的孩子,哪一点对你不住?你自己是当兵出身,从贫苦中磨折出来,你现在干这种荒唐事,你问心无愧吗?从此咱俩不算朋友,我和你今天划地绝交!” 他的勇于认过的精神,真叫人佩服。经我这一说,他就当面认错,并且跪在地上,求我原谅他一次。因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无法挽回了。最近他到湘西驻防,手里更阔绰了,花了一千多元,在常德又娶了一位窑姐儿。带到南京,和家里的太太一处住着,天天吵闹怄气,没过一天好日子。可是他瞒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情由。一天李纯做生日,他在李公馆穿着大礼服,戴着白毛的礼服军帽,忙着招待客人。不料就在此时,他的姨太太席卷了他的仅有现款,和他的一个马弁私奔了。他的太太发觉了此事,怒气冲冲地跑到李公馆找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抓着他的衣领,大嚷大骂,哭闹不止,任谁劝解,都不听。他受了刺激,突然昏晕在地,从此患噤口病两年,终于不治。关于仲和的一生,我至今仍不禁感慨系之。他本是个有志气、能干的人,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却禁不住腐败社会的熏陶,三朋四友,目染耳濡,他就一蹶不振。国家把他教育起来,正当他长大了,能立足了,指着他来好好做事了,然而他却堕落了,作起恶来了,结果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国家。我亲眼看见无数年轻有为的朋友如此葬送前程,张仲和不过是其中之又一实例罢了。 我在浦口驻着,致全力于部队的训练。我觉得我国的军队非不多,然而外患不能除,国耻不能雪,国家主权继续丧失,内战连年频仍,而且多数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不强,推其缘故,大部分因为军队不重训练。有的仅知注重战斗技能的训练,而忘记了精神道德的教育。盖军人如真有道德的自觉,即无争权夺利之祸;真以保国卫民为天职,即无专横放纵之习;真以军纪为性命,则必无贪生怕死之心。须先使这些条件具备,而后才谈得上战斗的事。我为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加强官兵的精神教育。那时新编一本《战阵一补》,分四篇,共一百五十余段。内容取材于历史上的故事。每个故事都用浅显的词句写出,而后加上几句按语,使意旨更加明白。如苏季子发奋刺股的故事,田单守即墨的故事,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等等,许多历史上可宝贵的事迹都分门别类搜辑出来,印发给官兵们细谈细讲。此外早晚讲话,室内上课,也都三翻五次地讲说爱民爱国的道理,全旅一体集中于此事,不得懈怠,当时很收了一番功效。 浦口东西北三面都是圩田,阡陌纵横,一望无际。有些弟兄们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到田野间走走。一次,一个弟兄在芦苇地里刨着玩,刨着一个疙瘩,像蒜类的一种植物,一时好奇,就用牙齿啃着尝尝,立刻把嘴肿了起来。后来请军医医治,多天才好,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啃了一下,就中此大毒,若是吃了下去,一定不堪设想。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的神话我不相信,但世界上何物可食,何者有毒的知识,必是人类经验的积累是无疑的。想着世间的毒物有多少,遍地都有致人死命的危机,我们祖先该有多少性命因此牺牲,而后才留给我们今日的一点关于吃的知识。《本草纲目》一部薄薄的书,正不知多少性命换来的!我把这事多次用作对弟兄们讲话的材料,归根也是引申到爱国家爱民族的结论上面。 那时官兵中有许多爱踢足球的,其中孙良诚踢得最好。他们组织了足球队,常常和南京的学校比赛。一次和一座学堂赛球,踢完了,两方同到西餐馆去吃饭,借以联欢。我们的球员都是北方大汉,像水牛一般结实的老粗。他们坐下来,菜上得太慢,等得不耐烦,于是大吃面包,来一盘,吃完,又要一盘,再吃,一气吃了无数盘,牛油、果子酱也都吃得干干净净。侍者看得着了急,对他们说:“吃西餐不是这样吃的呢,先生!”他们也不会用叉子、刀子,胡乱把东西弄到嘴里算事,侍者也觉好笑的。吃饭的事,中国和西洋不同。中国吃饭是以吃米吃面为主,西洋却是少吃饭,多吃菜。老粗和文雅之流又不同。老粗只知吃,吃饱了就完了。上层社会却还要讲究礼貌,讲究体统。在浦口,和南京的社会接触很多,我怕他们老是闹笑话,不能与当时的环境融和,所以特编宴会须知、介绍须知、接谈须知等,散给官兵们学习。 我自己也常常因事过江,那时赵登禹为我的马弁。一次从南京回来,上了轮渡,赵登禹鞋带散了,蹲下来系带子,刚刚弯下腰,身上挂的一把手枪就掉到江里去了。赵登禹急得脸红耳赤,不知怎么好。我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慢慢地想办法,就去和百姓打听,说明了情形问有办法没有。江边草棚里有个百姓说,这丢不了的,可以找“水鬼”去捞。所谓“水鬼”,就是一种熟习水性的人。当时找来一位,给了他钱,他跳下水去,一会儿工夫就把手枪捞上来了。北方哪儿见过这个,都惊喜得不得了。 这时陆绍文也在李督军处为团长,带着三营人。他自己在城里一个僻静地方租了三间房住着。我有时去看看他。一天在那里遇见了汪精卫,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或是奉孙总理之命,来与李督有所接洽,我并不知道底细,只知道他在宁颇为活动而已。时谭组庵先生住上海,曾派了人来送给我一副对联。 有一天接到李督军那边送来一件公文。封面明明写着第十六混成旅冯旅长等字样,可是拆开一看,却是一件给陆军部的咨文。我拿着这件莫名其妙的公文,很费踌躇,若是拿去见李将军,那他们办事的人怎么受得了?若是不问,那这到底是通知我什么事,我就无法知道。想了想,究竟应当以公事为重,我只有去找李督军。谈了几句,我就说: “这里有一件公事,我来打听打听。” 他接过去一看,脸都气红了。半晌才说:“你看我们倒霉不倒霉?这办公事的人太岂有此理了。真是对不起冯旅长。”立刻把公事拿去查问。 我觉得这虽是偶然的错失,但实在不可原谅。我想,我们平常要做件衣服,知道去找裁缝,而不去找术匠、泥水匠;做一餐饭,知道找厨子,而不找裁缝,或修脚的。唯有公家的事,却不管这些。大家都要用乡亲,用本家,一些吃喝玩儿乐的专家们。能不能办事,能不能胜职,都不去管。再则,我们用把刀,也会常常看看它锈了没有;用个碗,也常常看看它是否有毛病。唯有国家用人的事,却听其自然,不查看,不训练,大家鬼混着糊弄过去。要不然,国家政治吏治,大事小事,怎么都弄得一塌糊涂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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