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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讨伐复辟(2)


  有一天,大约上午九点的时候,我正散过步,在山门上站着。通到山下的路在丛林中曲曲折折,看见有两个人慢慢走上来,老远就嚷着说:

  “龙旗又挂起来了,龙旗又挂起来了!”

  两位走近,看见是史心田等。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详细地告诉我张勋复辟的事。他们来时走过西直门车站,真的看见龙旗已经挂起来了。我听着,知道国家大难又至,心里万分地痛愤。洪宪的打倒不过一年,现在又演出复辟的丑剧。多少先烈拼却头颅、热血,难道都是白费的吗?我深切地感到革命不能彻底的毒害。比如讨袁之役,大家以为只要推倒老袁一人,革命就算成功了,而不知还须根本铲除其所代表的封建残余。老袁死后,政治依旧一团糟糕,到此刻张勋又闹出这个丑把戏,都是封建恶势力作祟之故。这样的时候,我还能闲散地在山上住着吗?我必得下山去,尽一己力量和这些丑类拼命一场!

  此心既决,立刻派汪信卿拿着文契到北京去将我的房产典押五千元,备作起事的费用。一面我自己也准备下山。当时和史心田等商量,决定在三家店乘火车,到西直门不下车,直接转车南行。到了丰台,恰巧遇着十六混成旅军法官薛子良来迎。他是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推举的代表,特来邀请我回廊坊主持讨张运动的。说着话火车已开动。在车上,我问薛子良,他来的事杨桂堂知道否。薛说杨不知道,他正在外面替张大辫子帮忙,奔走很是出力。车到廊坊,我告诉子良,我要到天津去,看看陆将军和张敬舆先生,共商讨张大计,当尽快于今晚赶回。请他把三件事先通知大家:一、赶快把官兵的眷属送往保定以南的地方安顿;二、检查枪支,发下子弹,准备一切;三、已有五千元暂作官兵伙食,王信卿即可送来。叮嘱完了,子良下车,我则直赴天津。

  到天津,即和陆将军、张敬舆先生见面。陆将军的表示很是冷静沉着,说这次的事是段先生一手作弄出来的。因为他出了北京,就不容易回去,于是把张勋这傻子弄出来,再把他打下去。一面取三造共和之名,一面就好回北京。解铃还须系铃人,让他们自己去闹,我们只可帮帮忙,不必过于认真。听陆将军的说话,当时已知内幕。敬舆先生则极力主张我干,以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不必管段先生态度如何。并告诉我许多机宜,其热忱奋发的精神,使我愈增勇气与决心。当即匆匆辞别,到车站赶晚车回廊坊。不想在站上遇着贾焜亭之弟贾德运,他说段芝贵有要紧的事要找我谈,请我无论如何去一趟。原来段芝贵听说我到了天津,即派他到陆将军和敬舆先生那里找我,知我已来车站,就连忙到车站来追寻。不一会儿,段芝贵又派来一位副官,接着贾焜亭自己亦来,坚持要我去一趟。我觉得不去不合适,于是同焜亭等又转回去。

  到了外国租界一条什么街上,在一座高大的宅第门前停下车。不用说,这就是段芝贵的私邸。我和焜亭同走进去,到处都是富丽堂皇的气派,尤其客厅里的那个阔劲,简直像一家外国银行。这使我想起从前听说的,他以四万元买了杨翠喜赠振贝子,乃放他为黑龙江巡抚,因而四御史大闹住宅的事,心里着实的不自在。段芝贵连忙走出来,满面堆着笑,和我亲热地拉手,焕章长,焕章短,一句一恭维,使我背脊上直发凉。坐下来没谈几句,他就说:“里面还有一位朋友,请出来和你见见面。”没等招呼,那人像戏台上三花脸一样,三步并一步地从另一间房里走出来,我看不是别人,正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也是满面春风地和我拉手,一边说:“可对不起焕章老弟!”段芝贵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我们还是谈谈目前的问题。”

  坐下来之后,于是段芝贵以一种老奸巨滑的口吻对我说道:“您的十六混成旅在四川举义旗,吃了千辛万苦,真可以说是和民国共死生的。现在张大辫子又闹出这种事,十六旅正好驻在廊坊,这又是一个好机会,非得您出一番力不可。我们现在给您加一个委,请您就回廊坊去……”

  我知道他们要玩的把戏,心里暗自好笑,我答道:“我们在四川反对皇帝,是造反的事,难道谈得上什么功劳不成?加委的事倒不必,不过这次张勋危害共和,祸国殃民,我一定和他誓不两立。”

  我说了这话,客厅里变成死一般的沉寂。段芝贵脸红起来,半晌没有做声,傅良佐靠在沙发里,也是一声不响,停了许久,段芝贵才勉强笑着说:

  “焕章,您不要推吧,回头我们就派人送关防给您去。”

  傅良佐也在旁边帮衬着劝说。我说,我回十六旅去,是否拿得起来,现在毫无把握。我的主意是回去看看,和官兵们谈谈,能有多少人跟我,我就只好多少人干,加委的事我还不敢受,关防我也不必要,还希望两位多多指教。这样地说了,我也没有久坐,即告退出来,一直上车站回廊坊。

  车到廊坊,邱参谋长和张之江、李鸣钟等已经带着队伍在站上迎接。我刚下车,官兵们蜂拥着围上来,和我见面。许多人甚至流着眼泪,好像受了一番委屈,一旦得见家里的亲人一般。那种热烈亲爱之忱,使我万分地感动。一一好言安慰了一阵,大家才渐渐平复感情。当下讲话数次,把讨伐张勋的意义和十六混成旅官兵的使命,反复说明。一面通电昭告国人,誓以铁血卫护民国。

  那时张勋的辫子兵驻扎万庄,我们即在廊坊挖断铁路,布置阵地。廊坊距万庄很近,可以偷听万庄的电话。我专派一个人听电话,随时报告。先听到那边下命令,说一共开九营,先开三营上来布好阵地,其余的再陆续开拔等话。我觉得应该及时赶紧攻击。为郑重起见,同时还派了一位名叫信忠全的为侦探队长,叫他去看看虚实。两地相距虽近,他的报告也源源而来,可都是些道听途说,一忽儿说已开到两万兵,一忽儿又说只有一万。我见他不可靠,又派了一位骑兵营排长易家君(湖南人,时只二十二三岁,后来他以事乘轮船,被段的兵舰所撞,死于长江中),叫他单人独骑,绕道到万庄后面去看看真相。他飞马跑到万庄阵地,看见敌兵正架着枪,不过五千人左右,零零散散地坐在地上休息。易为人忠实勇敢,一直走近敌兵眼前,想着看个确实数目。敌人看见了,大声嚷起来,说:“这是什么人!定是侦探,快捉!快捉!”当时只有人上来捉,却没有人放枪,因此易家君平平安安地脱逃回来。我得了他的报告,确实知道了敌兵的略数,而且是刚刚开到,还不曾筑好阵地,当即下令攻击。

  前线刚一接触,张勋的部队就败退下去,如摧枯拉朽一般。敌退,我追,赶了一阵,敌已溃不成军。这工夫王汝勤方带其第八师第十六旅从马厂赶到。我同他计议了一下,决定沿铁路线通通归我负责,铁路以西归他,为左翼。接着张敬舆先生亦赶到,告诉我讨伐复辟的通电已经发出(故在段先生马厂誓师通电之前)。同时段先生又派人送了委任状来,任我为第一梯队司令。当即会议进攻黄村计划。我们的队伍直追到万庄车站。晚间遇着狂风暴雨,整整闹了一夜。黎明时候,邓宝珊等三位来访我,在大树下一破庙中相见,谈及第四混成旅张锡元在通州挂了龙旗,拥护复辟。他们要去说服他反正过来,共举义旗。我也写了一信托他带去,并派骑兵护送他们去通州。他们到通州见了张锡元一说即成。并约定到时我攻右安门,他攻左安门。

  另外驻南苑的陈光远部原也挂着龙旗,此时听到讨张军声势浩大,我们又打了胜仗,于是派来飞机扔下一信给我们,表示忏悔,请我们原谅,并约定我们打到黄村,他的部队即向永定门进袭。我以为世上的事不是坏在坏人手里,而是坏在这种不好不坏可好可坏的人手里。在他们这种人心目中,是无所谓是非,也不知道什么国家人民,所看见的只是目前的利禄、个人的势位、而又愚妄无知,轻举盲动。民国以来历年的乱子,就都是这种人闹出来的。像这一次,若无张、陈等这般人摇旗呐喊,张勋不过四万人,怎么就敢毅然动作呢?—等到他们看见风势,转过舵把的时候,国家人民已受了无穷之害了。

  我的部队进展到丰台,曹锟、倪嗣冲、段芝贵的部队亦陆续到达。会议之后,即继续向北京挺进。此时北京城门已经关闭。张勋的部队一部分驻天坛,一部分驻东华门,禁卫军一团驻皇城及景山。我们部队担任由右安门进攻天坛一路。同时商启予、吴佩孚进攻平则门及广安门。部署既定,正待下令攻击,段芝贵忽然改变了态度,竟以和事佬自居,致电张勋,促其自行退出北京。说只要他退出北京,就可以了事。但张勋却异常倔犟,对段芝贵的调停拒不接受。段先生他们的鬼把戏至此已露出了破绽。我于六月十二日(一九一六年)早间发出通电,反对调停,坚持讨张到底。

  大意是“张勋叛国,罪大恶极,同人大张挞伐,志在铲除帝制祸根。稍有姑息,害将胡底?现张逆势穷力蹙,竟有人出而调停,闻悉之余,不胜骇异。彼今日敢公然叛国,破坏共和,推原祸始,则斩草未得除根之所致。况既为叛国之贼子,又安有调停之余地?非歼异党不足以安天下,非杀张勋不足以谢国人”云云。通电发出,乘夜率部由丰台出发,到了右安门,绑了四五十把天梯,天亮时即爬入城内,开了城门,由先农坛攻入天坛之侧,将敌兵一部及警察缴械。时陈光远部已到,复合兵在天坛猛攻,从午后直打到天明三点钟,对方始挂出白旗投降,即把他们全数解除武装。张勋看见大势已去,早已逃入荷兰使馆。他的两个谋士—雷朝彦、张镇芳(张为袁世凯老友,他们都被封为某王某公等)—潜逃至丰台,打算上车去天津。我闻讯,即电令留守丰台的第二团将他们扣留。拟即惩办,段芝贵却把人要了去,说由他依法惩处。不料过了两天,他们把人轻轻地释放了。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此事使我非常愤懑。

  各路部队陆续到达北京,即在前门外掌扇胡同一品香菜馆召集会议。出席的有李星阁、张锡元、张玖卿、王汝勤等和我。会议中,我力主继续进击紫禁城,以肃清帝制祸根。议好之后,我即下令掉炮轰打皇城。不料大家竟以怕打了外国人为借口,不许我打。同时吴佩孚率第三镇各旅撤去,接着商启予也撤。待不一会儿,陈光远部亦撤去。局面显然有变。正在这时,段先生忽给我一个电报,说此次复辟运动与张勋无关,劝我勿为已甚,也令我赶紧撤出队伍。段先生的西洋镜至此算完全揭穿了。

  我回丰台之后,段先生即上京,同时派了一位陈文运到丰台劳军,将第八师的官兵也集合在一起讲话。陈文运走到台上讲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随即就要走。我即起立发言道:“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官兵什么也不要,只要求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去。希望陈先生把我们全体官兵的这点意思转达给段总理。”陈文运笑着点点头,神色很是尴尬,好像在说,你这傻子真的要干,这是变把戏,你都不知道吗?

  陈文运走后,我为实现全体官兵的主张,即发出通电重申驱逐溥仪出宫与严惩复辟祸首的要求。末附四项条件:一、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二、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尽皆收归国有,以为公共之用;四、严惩此次叛逆诸凶,以遏奸邪之复萌。

  段先生到北京,除对复辟诸逆照例通缉而外,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我们所要求的各项,都不给下文。讨伐复辟的结果,只是给段先生个人达到重揽政权的目的。然而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却将要添写一笔道:

  “段祺瑞三造共和!”

  写到这儿,我愿意再将当时张勋失败后致段先生的两个电文,摘录几句在此,一曰:“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和。兹方拥戴冲人,辄即反对复辟……或谓拥护共和,何以必摧残国会。……如以王公之位,未获崇封……故不甘于为丛殴雀,而逐鹿中原,则并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申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若必激浪扬沙,翻云覆雨,深恐九州鼎沸,无以奠灵。”又曰:“已获巨罪,人庆大勋,恨当世无直道,民国少公刑”云云。约隐之间,可以看出他上了段先生的当后,是这样的愤慨。同时段先生为什么劝我勿为已甚,而一再设法袒护他们的缘故,也可了然了。

  队伍复员以后,段先生约我上北京见面。此时他已重就国务总理之职,冯国璋代理总统。此次和段先生谈话颇多,最有意思的一段是他谈到我的职位的事,他说:

  “你还是回十六混成旅吧!”

  我说:“这不好。给人家瞧着,我们这次讨伐复辟,到底是为保卫民国,还是大家抢官儿做呀?我是不能干的,不但我不干,还要劝总理不要干。人家瞧着。多么说不过去!”

  段先生很不高兴,勉强地笑着说:“你看你说的话傻不傻?还是快回旅里去吧!”

  回到旅馆中,段先生即派人把委任送了去,我辞了不收,接着又把委任送到了廊坊。

  过了几天,段先生又打电话问我报销的事。我告诉他事情不过几天,我全旅只花了一万多块钱。他说:“你这人真是傻子!他们每师都报六七十万元,每旅都报二三十万。你怎么只报这一点?你的报销一笔勾销了吧,我另外送款子给你!”

  送来的两万元钞票,我打算用这笔钱去买大炮,但打听大炮价值过昂,每尊得一万多。乃派石友三到北京去买手枪。因为当时张勋和冯麟阁的手枪队被我们击溃以后,各家铺子里乱窜,把手枪都丢了逃命。石友三找了一家店号“永增”的军服铺代为收买,每支四五十元,连子弹一百六十元上下,共购得一百二十支。从此便成立手枪队,委韩占元为队长,谷良民为队副。他们都是极可靠的人,训练得很是认真。后来屡次出生入死,建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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