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回忆录四十八岁

四十八岁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四十八岁

　　居溪口一月，寓慈庵，侍蒋公左右，遇文电之紧要者，常持原件以口头诵述，请示决定办法而办理之。庵中房室不敷，未携秘书同住，盖蒋公病中喜静畏烦也。某日闻张学良将来溪口，余恶与之相见，陈明蒋公，回甬一行，宿效实学校，为学生讲演西安事变之始末。后数日，力子先生及徐次宸、贺贵严诸君来，其时陕局仍极动荡，张部要求释张回部，中枢不之许，几不免用兵，而杨虎城操纵其间，尤顽强不讲情理，蒋公手电数次并作长函二椷教导之。此二函余请于蒋公，不在报上披露，以保全其体面。事后李君志刚语余，陕事终得和平解决者，盖杨虎城感于蒋公之宽大，故终不敢一意孤行也。汪精卫在海外闻讯驰归，特来奉化视蒋公，住三日而去，褚民谊、曾仲鸣同来，奉命招待之。

　　是年阴历岁除，诸儿均归官桥，来函请余归家度岁，余为职务所覊能往，作长函分别覆之。

　　二月二日蒋公赴杭州，余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归西爱咸斯路之沪寓请医检视身体也。

　　二月十二山沪赴京，十五日举行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决议案。汪先生回任中政会主席，余恳辞中政会副秘书长，全会决定改以张群、曾仲鸣分任正副秘书长，而外交部长则改由王亮畴先生担任之。三月日本实业考察团儿玉谦次等来华访问，蒋公致欢迎词，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勉。三月中旬由京回慈溪祝外舅杨先生八十寿，献寿言一篇，留慈二日仍返京。三月下旬由京赴杭，四月四日再至溪口助理蒋介卿先生丧事，为蒋公撰祭兄文。四月中旬再赴杭州，钱主任已于三月销假复职，护机同行，余则以汽车往，到杭住大华饭店。

　　四月下旬再去上海，住伟达队店，约一星期后，再赴杭州。是年春夏之间，仆仆京、沪、杭、甬间，皆因蒋公移地疗病，故行迹靡定也。五月，蒋公病愈回京销假，时余以数月积劳，在杭寓旅中忽患脑病甚剧，神思烦郁，夜则失眠，昼则畏烦，而钱君与余复多不协，乃决定请假在杭休养，于侍从室诸人行后，移寓新新旅馆，允默来同住，每日游览湖山，心境稍觉怡旷，然学素常来函告处务及人事，每接函辄又忽忽不乐也。

　　五月二十日回京，病体仍未痊愈，蒋公闻之，命续假在京静养，以杨济民医生之劝，至鼓楼医院检验身体，知贫血已甚，乃购肝脏制剂饮服且注射焉，疗养匝月，效果殊鲜。六月终以蒋公等已去庐山近二旬，遂挈眷往牯岭，七月一日上山。

　　是年夏间，庐山有蒋、汪二公召集之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亦多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余所居之五十四号，与外部徐次长为邻，且隔院即为谈话会之招待所，故座上之客恒满。

　　七月七日日军攻我芦沟桥，山中闻讯较迟，于九日以后始悉其梗概，蒋公知敌人意在挑起衅端，顾仍不愿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并于谈话会中发表讲演，声明我方最低限度之立场四点，以待敌国政府之觉悟，然敌军阀蓄意欲扩大事态，蒋公爰回京主持，临行乃嘱张秘书长及余等留山上，并命第二期谈话会仍须继续举行云。七月下旬举行第二期谈话后，北方事态益恶，余知战事将不可避免，乃于七月二十八日将牯岭寓所结束，偕眷返京。

　　八月一日送眷旋里，旦文姨氏及允默均以为不必如此匆遽，同人等亦有诋余太性急者，然余与吟兄皆以家眷有安顿后，反可专心从公，故遂匆匆送之回籍。及八月十三日而沪上战事遂暴发矣。八月初旬，承命撰发军事宣传品约六七件，顾脑力极不济，某日撰告空军将士书，费十六小时仅乃写成，仅二千余言耳，而濡滞若此，自知战争既起，决难胜此重任，乃上呈乞辞，蒋公留置不报，书再上，请辞名义，仍留供笔札之役，蒋公乃嘱熊天翼等慰劝，许添一副主任，以周佛海君任之。

　　九月改组侍从室第五组，将原任秘书八人及五组书记司书各二人均予解职，盖为战时行动便利，不能不缩小编制也。李唯果秘书以九月入侍从室任事，佛海兼任第五组长，九月陈芷町君奉调来京，与罗君强同就任第五组秘书。军委会扩大编制，设置秘书厅，以张岳军任秘书长而余兼任副秘书长，另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

　　其时颇有献议设置大本营者，蒋公不许可，谓未经宣战不必另设名目，即以军委会主持战事可也。

　　自八月十五日敌机首次袭京后，越旬有扫射军校毙员生兵役之事，侍从室第二处初迁至山西路赁民房以居，继以种种不便，乃迁至富贵山，余每日上午至处，下午四时后回寓，午餐即在办公处食之，不常归也。中央政治会议暂停，改为国防最高会议，党政各部均参加，每星期开会二次，以汪为主席，岳军兼任秘书长。另设国防参议会，网罗各党派及社会名流为参议员，亦以汪为主席。蒋公指定余出席国防会议，而佛海则出席国防参议会。九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越三日，蒋公发表谈话，望其遵从三民主义信守诺言，一致为抗战而努力，此一谈话稿于发表之前，送汪、戴、于、居、孔诸人共阅之。十月十日，蒋公发表国庆日宣言，勉全国上下奋起抗战，保卫国家生存。

　　十月二十日，决定国府迁重庆办公，翌日发表宣言，并电知前线将士。吟苢兄于战事起后一月，得交部俞部长许可，辞职反里，命陶永标护送至杭州。余以颐和路地下室太简单，从友人之劝，迁至五台山村陈宅居住，而原址则命张司书留守焉。

　　十一月十四日，以前线战事紧胀，嘱莪生弟回慈溪伴送眷属西行赴赣，原拟暂住牯岭，继思亦非久计，乃商于卢作孚君，得其协助，决将全眷迁移入川，以长途电话告允默等至汉口接洽，而别以航函寄汉口为之安排，至十一月廿三日始知已安抵汉口，住一星期后附船入蜀，于十二月七日到重庆云。

　　敌人在金山卫登陆，我陆空军在前线血战已将三月，伤亡惨重，而英勇抵抗，迄不少衰，国际视听为之耸然起敬。十一月中旬，改组江苏省政府，改任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主席。

　　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命偕张秘书长、魏秘书长离京，与芷町、亦杰等乘小轮西上，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刻到达，暂寓电话局，一星期后接电话，知蒋公在庐山，命余即往，乃携亦杰同赴牯岭，起草告国民书，住三日仍回汉口，来船拥挤不堪，交通几于梗塞矣。蒋公于十二月中旬抵颚，住武昌省府，余亦移入胭脂坪办公。

　　当余抵汉口时，京效仍在激战，某日在汉出席国防会议，外部徐次长报告陶德曼大使奉其政府训令，愿以双方传言人责格斡旋中日和平，并转述日方与驻东京德使谈话接洽之概略，询我政府与统帅都意见，并请赴京谒蒋公。时汪氏主席，询各人意见，发言者多认为彼方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战之手续，而未能看出日方有企求和平之真意，于是由张秘书长以长途电话与统帅接谈，其时统帅部已先得此消息，蒋公答称请德使来京一叙亦可，由徐次长陪来。

　　张秘书长以电话中语报告于会议，与会者咸重视其事，汪氏似认为和平有一线希望，然张秘书长则为汪氏言，此当为蒋公尊重第三国友谊，不能拒绝其好意，未可即视为有接受可能，余亦以张君之观察为然，因敌人所提之接洽停战手续，乃不以平等待我而为极苛刻难堪者也。事后，张秘书长告我曰：“蒋公言：让德使来京一行亦佳，于军事上亦有意义，由此可知蒋公决无遽尔接受斡旋之可能，我所以报告会议者，即暗示此事之前途，不能断为有结果也。”然汪氏等怯战已极，则抱其片面见解，以为和平仍有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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