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回忆录四十七岁

四十七岁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四十七岁

　　仍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及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

　　二月到京销假，仍寓灵隐路。侍从室第二处自此始在军校内有固定之办公地址，每日到处办公数小时，第五组则每周举行会议与谈话会各一次，然五组各秘书多不明其职务之性质，常思越位言事，或请求调查各机关状况，或喜摭拾风闻之词攻讦主管人员，或条陈意见而实未详考法令与事实，余屡为指示，而彼辈之观念终不能改变，此最足令余烦惫不安者也。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故任钱大钧〔慕尹〕，并兼侍卫长名义。晏甸樵调充西安行营参谋长，佐张汉卿主持西北剿匪军事，盖川匪已窜至陕甘矣。

　　蒋公既任行政院长，对内政锐意刷新，对国防积极准备，对经济加紧建设，对财政金融亦预作非常时期的筹划，而对日外交则多方运用彼国文治派与反军阀之力量，使与侵略暴力相抗衡，务期充份争取时间以达我建国自强之目的。外交部既任命张岳军先生为部长，即秉此意志以与日本外务当局相周旋。在内政方面，除经常会议外，每周在官邸召集党务谈话会及行政院各部会长官谈话会，及特种党务人员会报各一次，劳心焦思，唯日不给。又召集行政会议，开办县政训练班，而于民众组训方面，亦于中央军校内扩大设置特别班以造成干部。故此半年以内，实为开始建国准备最积极之时期。乃粤桂军人，竟以请求中央对日作战之名义，出兵于湘境，时局又起一轩然之大波浪。而西北剿匪，益见困难，日人侵略，亦遂乘之而作伺隙欲动之势矣。

　　陈、李、白等之军事行动既发生后，蒋公即在中央纪念周发表极恳挚严正之谈话，主张对日问题应于全体会议中解决，一面电劝粤方将入湘之师撒回粤境；一面即宣布召集全会之日期，粤方仿未遵从，中央乃遣队伍驻屯于衡州以北，师行神速，卒阻异谋使不得逞。其时中央各军事首领及冯焕章、李协和、唐生智等均电陈、李、白切劝慎重，而蒋公亦对陈济棠恳切诰谕，电文往复不下十数，余此时笔札之役，亦较繁于平日焉。

　　三四月间蒋公赴汉转往西北视察，余随舰西行，既抵汉口，蒋公命驰回以宪草改正之意见函达孙哲生、王亮畴诸氏。到上海与季陶、亮畴、楚伧等共商于亮畴之寓所，并合为意见七条，仍携归中央就宪草审议会中决定之。

　　二中全会举行于南京，决议以陈济棠、李德邻等为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设广西绥靖主任、副主任，裁撒粤、桂特设之党政机关，国内政令始归统一。余汉谋被任粤省绥靖主任，陈济棠辞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离粤赴港。辞职之前，派陈汉光师长来谒蒋公，蒋公是日准备西行，于一小时内草一长约千言之函慰勉之，其精诚洵足感动奕世也。

　　蒋公是夏仍赴牯岭避暑，筹备续办暑期庐山训练团，嗣因内外时局多故，临时停止。余以小病未及同时上山，约迟旬日，始携同事三四人前往，允默等留京未行。是年吟苢兄应俞樵峰部长之邀，入交通部任参事，亦挈眷与余家同寓于南京熙和路。

　　余未上山以前，钱主任以第一处主任对第二处事兼为指导，其时汪日章秘书已升任组长〔此为本年春间在京时所定，盖钱欲以庆祥为第一组组长，故保汪任第四组事，既批准而毛不肯就第一组事，遂留侍从秘书名义而专任机要室之主任秘书，此事钱事前未商余同意，实不谙手续与系统然余，为和洽同事计，亦未与之计较焉。〕某日有工兵学校请颁训词，钱不以寄余而交汪组长与张彝鼎二人同拟，既拟就呈阅，蒋公见其草率幼稚不可用，援笔批曰“此等文字，尚不够中学生程度，何得率为转呈。”钱以代余受过，意甚不怿，余上山始知之，然汪组长毫无内媿之心，余付之一嘅而已。

　　粤事渐定，空军黄光锐等全部来归于中央，蒋公颁词训勉，优待有加，唯桂局不定，李、白二人迟迟不就绥靖署职务，中央乃改派李为军委会常委，调白为浙省主席，而命黄季宽为广西绥署主任，李品仙副之。不料李、白于新命甫颁之日，忽来电表示就绥署职务，意在明拒中央所派之黄季宽到任也。蒋公为此事有俭、东、冬三电致李、白恳切劝导，李、白卒不从，且备战甚亟，桂省人心皇惑。蒋公又以粤中军政诸待处理，乃于六月某日以飞机驰在广州，余及朱益之主任等旋亦同行飞粤，盖慕尹已于两周前与辞修先赴广州也。

　　到广州后，借寓于曾养甫同志家，备蒙优待，约住一星期后，移寓李洁芝局长之公舍。旋因蒋公移节黄埔海关旧址，余及侍从室同人亦随往，住入昔年之校长官舍，慕尹与端纳居于楼上，余与第二处职员居楼下之东边二室，蒋公每于晚饭后散步，常过余等之办公室巡视，徊徘念旧，知其今昔之感深矣。一日，闻总理之卢太夫人在广州，命余过江谒之，余遵命往访，惜已于上半天回澳门，仅见总理之婿戴恩赛君而已。

　　广西事久悬不决，蒋公以绝大之宽容与忍耐处之，辞修次长多方赞画，蔚文厅长亦居中筹策，在军事上祇作戒备，决不进袭，亦勿使中央军与桂军，相距太近，而居觉生、朱益之、程颂云三先生更不惮辛劳，飞桂劝导，桂省军民，盛感中央德惠，空军一部率先归顺，最后彼方派刘为章〔斐〕等数人来粤，对军事政治及财政等有所请求，蒋公一一允之，且命西江附近之中央军先撤。此一役也，中外人士之观察者，均谓必出于一战无疑，最后卒以兵不血刃而获得圆满解决，李总司令德邻亲谒蒋公于广州，归还军权，完成统一。蒋公闻其到粤，不待来谒，先往访晤，谓不欲使彼有屈就之感。又与李同摄一影，消息传播，薄海欢跃。然敌国日本，对我畏忌愈深，而挑衅之阴谋亦日烈矣。

　　余居粤省先后一月余，是时日方浪人到处制造事变，上海、汉口成都、北海，先后发生日侨被袭害之事件，日方恃强要索，其势汹汹，而成都事件，且藉口必欲达到设置领事之目的。及北海事起，更复剑拔弩张，地方当局送达行辕之报告，类多模胡影响或掩饰其一部，往往览电躇踌，推敲许久，仍不得其端绪，然一经呈阅，蒋公必为批款导窍，予以详确之指示，承办之际，毫无困难，虽复辛劳，至为愉快也。在粤与教育界及党部之人士接触较多，省政方面，则与黄慕松主席所讨论者以财政与建设问题为多，蒋公并调俞寰澄先生偕王传麟科长来粤审核省府之预算，至十月中由行营批定之。

　　当各地“排日”事件踵时起，我外部与日使仍不断进行改善国交之谈判，彼方坚持其所提之原则而拒不讨论我方之要求，其中困难横生，非可言喻。王雪艇、张公权两部长，曾专程来粤谒见蒋公，高司长宗武亦亲自飞粤承商，最后形势已濒决裂，蒋公为备万一计，决始终不屈与之周旋，乃提先离粤赴赣，王、张两部长亦以为蒋公宜先至南昌，再定进止，万一破裂，居赣策画军事亦较易也。

　　中秋前两日到南昌，余等初意以为必驻赣垣，不料蒋公即赴星子，是夜上牯岭，余等遂亦随行，钱君谓适有便机赴京将接其夫人来山，余以战事或竟不免！遂电属允默同乘飞机来庐山一叙。既知日方舆论，尚未极端恶化，乃决定用宣传方略，时何敬之部长适奉召来牯，遂电召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君偕同来山，余与之共同撰拟中日关系紧张中京沪报界之共同信念与期望，力言东亚紧张大局之不可破裂，沧波携回发表，日方反响尚佳，事态亦渐趋缓和。住山中一星期后，乘江输返南京。

　　旧历八月卅日为先母七十冥诞，四弟均在杭州，遂在杭州招贤寺设奠追荐，余与允默挈诸儿先二日到杭，思圻哥及六弟、弟妇均自沪来，同寓新新旅馆，是日家族亲戚到者四五十人，摄影以留纪念，家人团聚，亦近年难得之盛会也。

　　余到杭之翌日，蒋公为检阅航校并改进空军事，亦到杭小住，韩向方、杨虎城、于学忠诸将领及宋子文部长等均来杭，中外对此甚为注目，而日人尤极意宣传，以为有重大意义云。本年十月为蒋公五十寿辰，事先各方发起购机祝寿，蒋公却之不可得，旋闻京中将有盛大之祝庆会，乃决意离京作华山之游。事先谓余，远行太辛苦，可不必同行，惟口授拟报国与思亲一文，备于生日前发表，此文余携往沪上于福么里寓中撰成之，寄往华山，经蒋公命力子、楚伧酌加一段而后发表。

　　十月下半月在南京休息，卅日与朱骝先君同机飞洛阳，是日为蒋公生辰，阎百川、张汉卿、徐次宸、傅宜生等均来祝嘏，济阳、西宫开庆祝大会，演戱放炮，盛极一时，各方祝寿之电，除国际友人由外部拟覆外，均自洛阳办覆之。

　　居洛阳约一月，适值百灵庙大捷与日德防共协定发表，蒋公均有谈话发表，南京诸人来请示者有张岳军、陈立夫、张淮南、方希孔诸人，而何淬廉〔政务处长〕则奉命留洛，每日为蒋公讲英、法、美经济金融制度，旋钱乙藜君偕李赞侯来洛阳入谒。蒋公在此时期，对外交非常注意，而对共党问题与剿匪军事，更多深思筹划，余曾奉命撰肃清汉奸与灭扑残匪一文，盖针对中共中央之书告而发也。所谓人民阵线沈、邹、章、李等七人之被检举案亦发生于此时，各方为之营救，来电颇多不明立场者，蒋公均命以严正剀切之词覆之。

　　是时蒋公拟发表一外交论文，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盖欲阐明中国不偏不倚之外交立场，以破阵线论者迷惑，此文在洛与张彝鼎秘书共同准备，未及完成而余忽患腹疾甚剧，延医诊视，迄未见痊。蒋公对入陕督剿残匪，谓余“西北天寒，有病之躯不宜同行，且朱骝先同志已调任浙省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事亦宜有一安排，兹给病假二十日，可先回京，如有必要，当电招西来，否则即在京相候可也。余乃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偕魏伯桢、张彝鼎、洪陆东诸君乘陇海车转津浦路回京。

　　到京后腹疾已痊，但精神殊疲倦，且患失眠，遂屏居养息。十二月十日以后方拟择日西上，乃十二月十二日即发生西安事变。是日下午一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至京电报已不通矣。外出探听，始知风传甚多，最后至何部长家，乃知其详，时中央各委员均集何宅，旋即决定召集中央临时常会，由于先生主席，宣读张学良之荒谬来电后，人人愤慨，决议出兵讨逆，任命何部长为讨逆军总司令，至夜深三时散会，接开中政会，照案通过。

　　此后十数日间，余在京之繁忙痛苦，彷徨焦愤，直不可以言语形容。盖中政会应为最高权力发动机关，朱代秘书长已赴浙任事，会议各事不得不以副秘书长处理之。然中政会正副主席均不在京，开会与否须取决于四位院长，往往甲是乙否，莫知适从。其时戴院长则愤激失常，居、于二院长不甚问事，而孙院长之意见每与戴院长出入，余所能相与商榷者，楚公而外，祇有果、立、养甫诸人而已。且余身居侍从职员，而独不得与前方诸同人共患难，念蒋公之近状，忧前路之茫茫，每日常惘惘如有所失。其间经过，略可纪述者：

　　（一）为张季鸾先生两次来商运用某方面外交力量，余力劝其在报上拥护中央讨叛立场，季鸾韪余言。
　　（二）为与立夫、养甫联名劝诫张学良。
　　（三）为代黄埔诸同志拟发警告电。
　　（四）为协同宣传部策动全国舆论。
　　（五）为听取蒋铭三自洛阳飞回时之报告。
　　（六）为劝慰蒋夫人并解释其对中枢之误会。

　　然事态纵极纷纭，而余心恰甚镇定，虽昼夜奔走，睡眠减少，亦不甚觉疲倦，事后思之，殆由服用胚胎素之功效者半，而精神力量足以支持体力，亦于此可以证明也。二十五日傍晚，得蒋公已抵洛阳之讯，以电话往询莫组长言明日即返京，是晚即派定工作人员，盖侍从室同人多随行被覊也。二十六日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纪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是日并草拟谈话稿与谢启等，参加官邸客室举行之中委谈话会，事虽繁而丝毫不感疲倦矣。

　　自二十六日至卅一日为蒋公草辞呈二首，发表谈话及消息约五六则，准备发表军法审判结果并拟请求特赦呈文，参加中央会议五六次。蒋公腰背受伤，艰于起坐，而钱主任又因胸部枪伤，在家养病，故余每日清晨必至办公室，往往深夜始归。军法审判张学良之日，蒋公恐有人为张说情，徒多烦扰，至余颐和路寓中小住半日，何部长询蒋公所在，余亦未以告也。首都举行西安蒙难人员追悼会，余率侍从室全体同人亲往祭奠，其时殉职死者有萧乃华、蒋孝先及侍卫官特务员等多人，追念旧谊，为之怆愤不置云。

　　元旦日代蒋公往谒林主席，行贺岁礼。蒋公以介卿先生之丧，于一月二日由京乘飞机回奉化，余与郑祖穆医师及竺培风君随行。培风，蒋公之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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