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回忆录四十九岁

四十九岁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四十九岁

　　军委会内部改组，原有秘书厅及第一至第六部等均取销，改段军令、军欧、军训、政治四部。军法执行总监、抚恤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及办公厅均仍旧，余所任之副秘书长，亦随之解除。在副秘书长任内，未尝有所建白，盖侍从室事务已极繁，且秘书厅之职务，上有秘书长主持，下有机要文书各组负责，故余仅有时列席会议及代拟一部分公文而已。

　　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战时党政军各部门之最高决定机关，其原有中央政治会议职权内事项，则照旧行使而保持与中央常会间之关系，设秘书厅下置一、二、三处，并置参事及设计委员若干人，第一处为总务文书〔另有机要室置主任一人〕，第二处为行政之审核调查设计，第三处即中央政治会议之秘书处所并入〔所属各专门委具会仍旧〕，蒋公自为委员长，命张岳军先生任秘书长，仍以余为副秘书长。〔此节当移置民国二十八年。〕

　　侍从室第四组组长易人，汪日章调行政院秘书，以陈芷町〔方〕为组长。侍从室第四组，余早有提请易人之意，盖最初设置〔旧为第二组〕之时，仅为官邸须有人司收发及来文分配之责，故如毛如汪，均非谙习公牍熟习政务之人，近年以来，蒋公身任要职，文书萃集，抗战以后，党政各方请示裁决之件尤多，若无适当人选，明悉系统，擅长处理，且能文词，则余必事事亲理，既不胜其烦又必至误事也。去夏庐山谈话，芷町愿来相从共事，抗战起后，即调来京，乃为张秘书长调入军委会秘书厅任机要组长，今军委会已改组，芷町可来侍从室，余遂为请于蒋公，以彼担任四组事。芷町才具敏瞻，且亦勇于负责，而其信仰统帅，感激图报，则在行营时已有甚深之关系，故一般同志或有以其曾从杨畅卿共事，而疑其或有派别作用者，余则深知其空洞而平直也。

　　战事范围日广，各种专门问题，固待搜集材料，分类研究，贡献统帅，而各方条陈或请示裁决之件，有时亦非先经签拟统帅无从加以审择决定者，〔战前数年，熊天翼诸人即力劝蒋公宜在左右有类似智囊团之组织，当时余力主慎重，以智囊团之延揽，亦必须有人主持推荐，若以见闻不广审择不周之人任之，则南昌行营之设计委员会，即失败之前车也。中国专家有限，有学问而又能以公心奉职，不植党羽，不存个人夸耀观念者更不多，智囊团云，谈何容易，故余祇主张宜延揽有专门学问更通晓政理者若干人，以备谘询，或奉交研究审核专门问题以为献替，智囊团之名称，余始终以为不宜适用于中国，盖何从得此人选耶。〕加之各有志之士，愿自效者甚多，蒋公既不居行政院之任，亦宜有一直属之机关以资延揽，爰请于蒋公，在军委会内设置参事室，蒋公许之，命余草拟组织以呈。钱主任以告何参谋总长，参谋总长不明余意，以为又多一骈枝机关，余为解释其作用，卒获批定，派朱骝先君为参事室主任。

　　蒋公命撰拟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余以精神总动员为敌国所倡之名词，吾国似无须沿袭用之。蒋公谓不然，总理教导国人革命救国，即以军人精神教育为最要典范，所谓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质力量居其一也，敌人虽用此名词，亦何害焉。且吾人正宜提倡精神制胜之重要，发挥我固有道德与民族精神，以奠立千秋万世之精神国防，即在目前亦应以倡导创造物质，爱惜物质，集中精神力量，克服物质困难为先务，故此一运动必须提倡，可与邵力子先生共商之。

　　力子方任宣传部事，乃告力子，请先拟办法及说明文字，而告国民书则俟后撰拟。越一月，力子以初稿来，云为王冠青同志所起草，即为呈阅，蒋公命再与张季鸾君研究之。季鸾陈述意见颇多，余等坚请彼别拟一稿，张君允焉。嗣将二稿并呈，迟迟未决定，至初夏，又命余并合两稿之要点，别为一文，又另撰告国民书，即民国二十八年所发表者之底稿也。

　　是时一般舆论，渐次认识长期抗战与全面持久抗战之意义，报章杂志之要求为一面抗战一面建国，而蒋公深思远虑，其所著眼者又不仅战争有形之消长，而为战后复兴与改造民族之大计焉。

　　三月举行临时代表大会于武昌，〔先时议决开会地点后，林主席等尚怀疑，以为应在国府所在地开会，盖误以为汪所主张也，及知为蒋公意，乃欣然赞同。〕在珞珈山武汉大学开会，会期先后十日，蒋公有极痛切之开幕词，会议中会场一致议决修改党章案，推蒋公为总裁，而汪副之。盖蒋公意存谦让，以汪为革命旧人，望其兼负领导革命之责，然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余等皆察觉之，颇引以为忧。代表大会又通过抗战建国纲领为全国一致信守之准则。

　　抗战建国纲领者，盖为申明战时政策，集中全国意志，俾党内外一致奉行，说者谓其效力与训政时期之约法相等。此稿初时似为陈豹隐或谭平山等所拟，经余及岳军、希圣、公博、雪艇等研究后而提出者。临时代表大会举行以后，接开四中全会，更定党部组织，添设海外部及社会部，以立夫为社会部长〔立夫等原拟设置职业文化、青年、妇女各部，党中同志多不赞成，认为太繁复，故最后决定先设一社会部云〕，又决议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

　　临时代表大会之前后，尚有一事宜补记者，即蒋公对于党派问题之态度：蒋公以为中国问题，不仅在对外，而尤在对内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国，中国之困难，亦不在战时而在战后如何奠立民族久远之生存，若当此抗战而犹不能造成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意志，则暴日驱除以后，内部思想斗争之排拒，仍伏争夺相杀之端，而眈眈旁伺者何止倭夷一国，又安保无第二次国际侵略之祸患。蒋公之理想，以为与其用政权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共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努力。

　　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而后公政权于誓行革命主义之民众。顾犹虑其他党派〔如中国青年国家社会党及中国共产党〕以合并为嫌，不能使其党徒谅解，因之主张苟各党能赞成合并，则中国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组织，以泯吞并或降服之嫌猜。此种意见，于会前曾向各党派负责人坦白说明之，中国青年党表示可接受，国家社会党允可考虑，独中共负责人秦邦宁、王明等坚决拒绝，谓合作可，合并则不可，此议遂寝。然临时代表宣言一再申明勤求全国有志之士共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并引总理由兴中、同盟会以来每改组一次，即多吸收一批爱国革命分子以为例，盖即此等意志之吐露也。临时代表大会宣言为汪之手笔，余等均参加讨论，仅修改字句，未更动其内容，蒋公谓此文语意轻重未尽当，而主旨大体不谬，独戴君季陶颇加加訾诃，谓此文实毫不足取，与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同其芜杂而散漫，此实亦有所偏蔽也。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为集中意志力量，决定将国防参议会结束，另设国民参政会，以为抗战期中集合民意之机关。

　　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筹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曾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汉，对于此文，凡五易其稿，终觉不惬意，最后所发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为之酌加修润，并经蒋公亲自核改者也。

　　是年夏季甚热，且常有空袭，余有时至郊外珞珈山暂憩，晨往而下午归。

　　某日敌机袭武昌，余所住之胭脂坪房屋十余丈外落一弹，附近蛇山落弹甚多，等在防空室内受震动甚剧，键开灯灭，事后检视住所，屋瓦颇多震毁者，或谓敌人误以此地为统帅所曾居住者，故如此疯狂。朋辈闻讯均来慰问，蒋公亦嘱余慎之为宜，然公务在身，义不可避，亦只听之而已。

　　六月居书记亦杰以亏款误职，余迫令辞而为之垫归款项，电招翁祖望弟来侍从室服务，补居之缺额。不一月，七弟亦由浙来，为介绍入参事室任干事。时骝先因有他职务，参事室主任改由王雪艇君担任之。

　　七月初为蒋公撰拟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另有告友邦书及张子缨君初稿，告敌国民众书为郭沫若君所起草〕，蒋公未及口授大意，但言必将武汉保卫战之必要插入此文，以唤起军民注意，盖马当失陷后，敌氛渐向西侵云。张季鸾君评余此文为“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七月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以汪为议长，张伯苓先生为副议长。

　　七月九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设临时干事会及监察会，余被指定为临时干事兼常务干事，朱骝先君代陈辞修为书记长。

　　八月十二日草拟八一三告沦陷民众书成，呈蒋公核改，蒋公批改指示甚详，已发紧急警报，予仍在室中伫立约十分钟，又适有德人某君来辞行，蒋公已至楼下，再返室易服以见之，晤谈又约十分钟，始下防空室，是日敌机炸省府，东西南三面投弹处均甚近，顾半数未爆炸，余与希曾、唯果、国华诸人均在室内，闻炸声亦不大而空气震荡甚剧，事后出外检视，则省府邻近被毁之屋宇甚多，敌人之疯狂，可见一斑，然同人均无恙，仅卫士二人受伤而已。

　　钱慕尹君于夏间调任航委会主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改委林蔚文先生兼任，以邹竞为副主任，希曾任第一组组长。

　　六月李唯果君调任侍从秘书，凡有会议及接见宾客，均命列席。唯果学识通敏，不矜炫，不懈怠，一心以服务领袖为职志，对同事又极和洽，相处愈久，愈觉其可敬爱，盖第二处中才能品德并佳兼胜，惟此一人为最难得也。

　　八月下旬，迁寓汉口两仪街办公，此为农民银行叶琢堂先生所赁之宅，余分其一室以居，楼上则农行汉行长王伯天君居之。伯天义乌人，伉爽有豪气，能当危难而不变，商市中不可多得之才。其时蒋公移节汉口中央银行，时从室职员均迁汉办公。

　　自七月以后，中央党政机关多迁重庆，汉上渐感寂寥，蒋公谓外交、宣传两部要员宜驻统帅所在地，乃电召徐次长叔谟、佛海来汉，至十月中旬，亦先后回渝。

　　十月二十一、二日在敌机终日盘旋之下，承命起草谈话及宣言等稿件，约学素来为余助抄写之役，学素镇定不惊，亦自有可嘉者。其时侍从室已奉命令于二十三、四以前迁往湘省，指定在衡山附近集合待命，第一批萧秘书等于二十一日夜间起行，希曾组长坚主余亦于第一批离鄂，但因工作未竟，再留一日，遣车先行，决乘船动身，以此意语林蔚文主任，蔚文略沉吟，旋答曰：小船亦佳。〔事后告余，谓车行较舟行为妥，当时即拟劝阻，而方草作战命令，未毕其词也。〕

　　十月廿二日下午五时谒别蒋公，蒋公谓汝尚未动身乎？余答即晚五时后开船。时何雪竹总监亦来谒别，侍坐十余分钟而出，殊依依不舍，返寓进餐毕，即与芷町、学素、祖望、唯果、达程诸人下顺江渡轮，于暮霭掩映中离汉口矣。

　　十月廿三日下午一时，舟过新堤西十五里许之王家镇，晴空无云，余方在舟中卧室外小厅与芷町、祖望闲谈，突闻有敌机三架掠余舟而过，亦不以为意，不数分钟，此西行之机又掉首东指，始觉其有所企图，即闻轧轧之声，则已侧降，对我舟以机枪扫射矣。余等即卧倒于所居之室，旋枪声略止，余与芷町同入卧室僵卧于地，并引被覆身，而第二次之扫射又作，时余心尚定，瞑目自持，念抗战时期，前后方牺牲者多矣，余生平虽无大贡献于国，然立身行己，差无愧作，余父四十九岁弃余等而逝，余即不幸被难，而长见亦二十五岁矣。

　　至此心愈宁静，然芷町忽呼余曰“吾老母将奈何？”闻此语为之凄然，未几学素狂呼奔入曰：“主任，余已受伤矣！”即移出位置令其卧于余侧，出毛巾嘱陈清为扎其伤口，机枪稍停又作，上士杨某急奔入扶余直趋底舱，知卫士六人受伤，而船上之大副及船员二人亦均受重伤矣。在底舱闻枪声不甚清晰，约又扫射二次始向西飞去。

　　至是船已不得前行，且已有因伤而毙者，邹副主任效公乃命舟人停泊于江岸，船中诸人均登岸入乡村小憩，顾不辨道路，余等一行随效公前进，乃陷足泥涂中，始尚可行，稍久力乏，愈思举步，而陷泥愈深，勤务吴均背负余以达隔河之村间，检视伤者，饮以茶水，并共出所携白药为分敷之，同行五组钱司书瑞麟招集当地人民，扶救伤人，指挥运送，颇见干练。及天色薄暮，仍下船，驶回新堤，将卫士之死者嘱公安局暂为掩埋标志，伤者亦分别送院治疗。以引港及船员已受伤，别雇二人，并以前路或有危险，拟改道至沙市，然后循公路赴湘，以过洞庭湖时恐再遇敌机，故宁迂道以赴。

　　自是舟行较缓，至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始抵沙市，登岸往访警备司令部友人及公安局长，知何雪竹、徐次宸两先生亦在沙市，住交通银行，相见道别后状况，雪竹谓早知如此，余必约君车与余等同行矣。次日船泊沙市一日，至晚动身，自兹经公安一宿，二十八日由颚入湘，过常德又一宿，二十九日经宁乡、湘乡、湘潭，以达南岳市，到时已黄昏后矣。询知蒋公已于前日到此，正往长沙处理大火善后云。

　　十一月一日，移入南岳山中写经台暂住，所居为李觉师长之宅，极坚固轩爽，嘱芷町携四组职员三人住楼下，余与祖望居楼上，发快函达重庆告平安抵湘。自是居南岳凡两星期，蒋公曾回山一行，住三日即再赴长沙，约英大使卡尔会晤〔余未随行〕，旋侍室会报决定分批赴桂林，乃于中旬某日偕芷町、唯果、祖望等由衡山起程，先一日下午六时许动身，次晨九时入桂林市，寓乐群社。入桂境后地方瘠苦情状，迥异湘省，然山势之奇兀，与画本无异，乃第一次得见者也。

　　住桂林约三星期，初时甚闲，无甚多事务，各处来电择最重要者电达林主任，余均暂置之。与桂省党政当局相往还，觉其特点为朴俭勤劳，而规模不宏，盖地理环境限之。此间熟人不多，鄞县庄仲文〔智焕〕方任桂林市筹备处长，招待甚殷，陪同游览七星岩、月牙山等处，惜未往阳朔也。

　　月终，蒋公自衡飞桂，余乃移入藩署八桂阁内办公，距蒋公官邸才隔一门，蒋公时时过庭中游览，摩抚庭间桂树，测共径度，告余曰：此民国十一年随总理到桂之旧游地也。

　　蒋公决设置桂林行营，以林蔚文主任为参谋长，辅佐白健生处理粤、桂军事。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则命贺贵严〔办公厅主任〕君兼任之。

　　在桂林日，蒋公稍暇即召往谈话，所谈均第二期抗战中精神致胜之要点，对敌相近卫所唱之东亚同体与连环互助关系，痛斥之尤力，谓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运命于永久，较诸军事占领为尤烈，万不可中其奸计，宜愈战愈奋，与之作精神斗争。凡口授四五次，命记于别册准备撰一长文。〔此种言论惜不及令汪精卫、周佛海于当时得闻之，否则彼等或不致失身作汉奸。〕

　　蒋公又命电告汪、朱〔骝先〕准备一月中召开五中全会，并指示应拟提案之要目，皆党政建设之急务也。

　　十二月七日由桂林乘机飞重庆，本与蒋公坐机同时起飞，然气候恶劣，蒋公之机竟未行，余机先开，冒恶劣之天气前进，几迷失方向，在涪陵降落，询明途径后续飞，旁晚始抵渝。则允默已先一日自北碚来迎矣。到渝知佛海已于五日赴昆明，余即暂寓其新租之住宅，夜九时往访汪先生，再三询余战局意见，事后觉其容止不甚自然，然当时不甚觉察也。

　　蒋公以八日抵渝，九日在黄山约孔、汪、王〔外长〕、叶、张等谈今后抗战要计，孔等屡以国际形势为言，蒋公止之曰：“勿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之准备。”汪亦未有他语，仅谓“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事，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而已。其后蒋公有小病，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未提和战之意见，不谓未及一周，即潜行入滇而离国也。

　　蒋公病愈后即赴西北视察，余未随行。二十三日，赴北碚省家人，住三日而归渝，儿女久不见，重叙极欢。

　　二十六日为蒋公撰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词，此文以一日之时间草成，张季鸾君谓为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经蒋公再四审阅，于二十八日发表，次日汪精卫即在河内发表其响应近卫声明之艳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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