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回忆录四十六岁

四十六岁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四十六岁

　　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敌乎友乎一长文携至上海，以徐道麟君之名义发表于外交评论杂志。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为日本彷彷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既发表后，各报竞相转载，日本之报纸杂志，亦均纷纷转译，颇引起一时之注意。事后日本方面亦渐有疑此文为当局所授意者，然皆将信将疑，但至少与彼邦主张急进之少壮军阀以一打击云。

　　由溪口回杭州小住即去南昌。在南昌度阴历年，购陈后山诗注一册，日日讽咏之。旋奉蒋公电召，与杨畅卿同赴牯岭，住牯岭约旬日，南昌行营结束，改设剿匪总部于武昌，余所任之设计委员会职务，以该会撒消而解除。在牯岭时，蒋公决定修改侍从室之组织，分设第一二两处：第一处设第一〔总务〕第二〔参谋〕第三〔警卫〕三组，第二处设第四〔秘书〕第五〔研究〕两组，命原任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君为第一处主任，而以余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研究组设秘书八至十二人，以设计委员会原住设计委员徐庆誉、张彝鼎、李毓九、高传珠、徐道邻、罗贡华、傅锐、何方理诸人任之。〔侍从室之组织始于民国二十二年，最初由林蔚文先生任主任，后由晏君任主任，其原来编制为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纪录，第四组总务，另附设侍从参谋若干人。〕

　　二月赴汉口，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职，奉命兼第五组组长，其第四组组长则以原任第二组长毛庆祥君任之。〔原编制第三组撒消，代组长萧赞育改任侍从秘书〕第五组之办公处设于汉口三北公司之楼上，研究工作分为内政、法制、文化教育、国际时事、中日关系及经济等各类，各秘书每人任一类为主，并认一类为副，其翻译工作，则分英、法、德、日、俄等五国文字，指定分任之。居汉口二月，寄寓电话局局长官舍，盖张君明镐适在汉任局长之职也。陈君秋阳随余同住，佐缮写收发之役。侍从室初成立，除五组诸人作研究工作须余为之规画督促外，四组之公事，大率分配至主管机关办理，故余所司之事甚简，以暇时阅通鉴及英、美近代史。自三月起始为日记，自是日日为之，未尝中辍焉。

　　赣匪自去年为国军倾荡巢穴后，西窜川黔，蒋公先派贺国光主任率参谋团入川，至是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将武昌三省剿匪总部事，委张汉卿副总司令与钱参谋长大钧，而躬自入川，督率川、黔清剿匪事，杨秘书长畅卿偕行，命余暂留汉口待命入川。

　　四月由汉乘飞机经宜昌赴重庆，第五组诸人均留汉口，属罗秘书贡华代理组长事。居重庆约一月，寓上清寺陶园内之农村，与川中军政界及教育界新闻界人士相接触甚多，觉川人之颖慧活泼，实胜于他省，而沉着质朴之士，殊不多觏，模仿性甚强，亦颇思向上，然多疑善变，凡事不能从根本致力，即军人官吏，亦均文胜于质，志大而气狭。故蒋公到川，首以质朴诚信为尚，而标揭除匪禁烟为最大要政，省中军政，仍重寄事权于刘主席甫澄，以其人在川省军人中较为廉谨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

　　余于外界不轻易往还，即相见亦不多发言，唯力劝川人尊重军政系统，服从刘主席，以刬除防区时代所遗留之封建恶习，庶不负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时川中政客说士，萃于各军首领之门，交通游说，纵横结托，而蒋公幕中随行诸人，均处处持之以大，初到时尚有怀疑不安心理，未几即相安焉。及田颂尧剿匪失机，蒋公申明赏罚，改任孙震为军长，中央之威信，更为之一振，剿匪军事，遂亦益见顺利。

　　余到重庆约半月后，蒋公赴贵州，以窜匪在黔甚猖獗也。蒋公去时，仅携晏甸樵主任同往，拟于短期内归来，旋来电命余偕往，乃于五月某日偕陈辞修君与吴稚晖先生同飞贵阳。

　　在贵阳约住两星期，寓薛总司令伯陵之总部内，承蒋公命，起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数经修改，于八月间始发表之。在贵阳时事务较繁，盖杨畅卿秘书长在渝留守，前方承转各件，有时间性者，皆须由侍从室办理之，而第四组无谙习公牍之职员，不能不由余自为处理，然余于公牍实亦非所习也。

　　余至贵阳之日，匪势已稍杀，初时围扰息烽等处，迫近省垣，势极猖獗，卒被聚歼，人心称快，时王家照已去职，蒋公请政府改组黔省府，以吴礼卿先生任主席〔因黔、桂接壤，礼卿先生与李、白诸人有交谊，可免除心理上之不安〕；曹经沅、李仲公、叶元龙、朱庭祜分任民财教建厅长。省府就职之日，吴洗生监誓，蒋公亲临致词，余亦参加典礼。自兹中央政令，乃得达于黔省，然军阀擅政，百废凌乱，财用尤竭，省府接事之日，库存不及三千余元，请于蒋公，拨五万元济助之，仍责成财厅厉行整理焉。

　　假日偕吴稚晖先生往游修文县之龙场驿，瞻王文成公祠及玩易窠旧址，阳明墨迹，留镌壁间者尚完好如新。修文距贵阳仅半日程，流连至暮而归。黔人士为余言，黔之有文化，盖阳明实启之，明以前之黯陋，殆非近人所能置信也。

　　贵州天气多阴雨，晴天殊少，居此稍久者无不患小病，饮水殆亦有关系，此行如蒋夫人及稚晖先生均曾患寒热，余亦小病四五日，会蒋公出游安顺，余适以病未能偕也。

　　居贵阳二周后蒋公赴昆明，余以无机迟一日行，是日适为苗民节日，城外苗民男女每年此日均集省城游览歌舞，市所需以归，本年中央剿匪队伍为联络边民情感，特备饼饵食品分散之，苗民咸大欢悦。是晚与陈辞修君坐绥署庭中作长谈，次日即飞昆明。

　　在昆明住翠湖边之金铸九先生别墅，与稚晖先生同寓，蒋公住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之前院。昆明为高原，地势恺爽，气候温和，自贵阳来此，俨如重到江南，精神为之一振。〔在由黔赴滇之飞机中，作家书二椷，托机师白利君回飞至重庆投航邮，两日而达杭州，家人均以为迅速出于意外。〕翠湖者，在五华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达建〕、唐公堤，俨如西湖之有苏、白二堤，旦暮游行其间，偶至昆华图书馆阅书，洵乐事也。〔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风景胜地，余随蒋公作两日之游，并与稚公同至安宁温泉沐浴焉。〕

　　到昆明之日，省府龙主席设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蒋公，其客厅之闳丽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宾主到者三百人，礼数极盛。众中忽晤袁树五〔嘉谷〕先生，乃余在高校肄业时任浙提学使者也，相见执弟子礼，袁先生为之色喜，介余遍识省中之耆宿如王九龄、周惺甫、易夔举诸人，挹其言论，皆通达时务，洞明学术，虽规模稍狭，然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残匪在会理、西昌间窜伏甚多，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乘飞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余等居滇，亦多与文化、建设方面之人物往还，曾出席滇省教育会对全城中学生讲演一次，各厅长过从较密者为建厅张西林〔邦翰〕、教厅龚自知及省委〔前实业厅长〕兼富滇银行长缪云台诸人，而缪君之言论识见，尤有过人者，民厅长丁兆冠思想稍旧，财厅长陆子安则极深沉而不多言，然省府诸人之意志一致，则非四川之可比云。

　　六月蒋公仍转贵阳回重庆，余等多留数日，偕稚晖先生应蒋夫人之邀赴个旧游览，乘汽车循铁路而往。至开远〔即阿迷州〕住小旅馆〔安南人所设〕一宿，拟再前进，而天气酷热，蒋夫人有小病，遂不果往，仍折回昆明，次日同乘飞机迳返重庆，盖蒋公临行时嘱不必绕道贵阳也。是日飞机途中遇雾，几迷失方向，冒险低降，始辨途径，安然抵渝。

　　到重庆不数日，即赴成都，〔由成渝公路乘汽车往，中途宿内江，次日午后一时到达。〕住陕西街之行辕，秋阳寓余之邻室，而庆祥、荻浪亦与余同寓一楼，公文往返接洽，较前为便。已而蒋公命余，凡杨秘书长承转之各项呈件，于批覆后，均交余详阅后再送达办理，盖暗示余当练习政务与公牍，以资接洽与联系也。是时京中政象，以蒋公出外日多，渐有纷纭轧砾之象，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间，颇多龃龉，赖叶楚伧秘书长弥缝调节其间，勉克相安而已。朱骝先、罗志希、徐可均、萧青萍诸人均曾来川有所报告，余均劝彼等以大敌在前宜尽祛疑虑，既信任领袖，即应信领袖所信任之人，毋意毋必，共度艰难，必中枢安定，始有忍辱负重准备御侮之可能也。

　　是夏，敌方在华北军阀意图启衅，对我政分会压迫备至，要求撒退中央军及宪警，并将平、津党部撒除，蒋公从大处着眼，极端隐忍，卒一一许之，自此第二、第二十五师均先后撒退，而蒋孝先君原率宪兵驻平，亦调至侍从室服务，党部移地秘密进行。顾京中群情愤慨，汪氏无以自解于同志，蒋公于六月廿九日命草一电文，致中央政治会议，说明忍辱以备雪耻之至理，此电抵京，何敬之先生以为不宜发表，遂密存未报告会议云。

　　七月，蒋公移寓峨眉，开办峨眉训练团，调川省军官分批受训，余亦随往，住峨眉之新开寺，所居为一小木屋，室之低矮，俨如一谷仓，顾气候殊凉爽，其时五组一部分秘书亦迁川同寓山间，并任训练团之训育干事职务，余未参加训练团工作，仅为蒋公准备训练材料及整理讲稿撰拟文字而已。蒋公每周必至报国寺团部住三四日，训练极勤，间以余时研究国防建设及财政经济之方案，常招专家来相讲习云。

　　八月，汪氏忽萌退志称病赴青岛，蒋公以中枢无主，乃飞往庐山，命张岳军先生至青岛挽留汪氏，未得要领，乃回南京，出席中央政治会议，对出席各同志，痛切说明革命之环境现状与中枢诸人及中央委员应协同负责以济艰危之理，京中空气，始见转移。余住京三日，遂乘此时请假回里，为先考七十冥诞在家设奠。先一日由京返沪，偕允默及弟妹等全家乘轮返慈溪，家人团聚，皆以余于役数千里外，乃得及时归奠为非始料所及。大哥更为余言，虽旅途辛苦，而经历山川，得以开拓见闻，宜引为幸事云。留家二日，仍转沪、杭回京。以陈君秋阳不乐远行，有引退意，乃改约王学素君入侍从室为秘书。

　　为宪法草案事，奉命访黄膺白先生于莫干山，畅游山中，并与黄君谈三小时而归。九月到南京与程天放、萨孟武、梅思平诸君研究宪法草案，蒋公来电指示要点甚详，余等就立法院初稿，详加斟酌，别拟一修正案，凡一星期而就，遂携稿西行再赴成都。此时训练团已结业，乃不复去峨眉，住成都又半月余，曾往谒方鹤济、徐子休、尹仲锡、周菶池、徐申诸老，此数君者，成都所谓五老七贤，乃一般人所认为方正不阿者也。

　　十月初旬，蒋公离川，余亦自成都乘邮航机迳飞上海。晨八时自成都起飞，经长安郊外暂停，又过郑州、南京小停，午后五时卅分抵上海。越二日，参观全国运动大会。

　　十一月到南京住中央饭店，参加六中全会，汪精卫被刺入医院养伤，未几痊愈。此举与京中政界以一大刺激，浮议纷纭，久之乃侦知刺客为反动派王亚樵等所指使，即汪之友人亦疑虑冰释焉。六中全会未发宣言，其闭幕词则余承命起草者也。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南京，其代表即以四全大会之代表充之。十一月十二日开幕，林主席致开幕词，亦余所承命起草者。大会举行十日，蒋公有重要之外交报告，即“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是也。大会宣言，则戴君季陶草定要点而余为之连缀成文者，此文自属撰以至定稿，经修改三次凡费二十小时云。

　　五全大会以后，选定胡展堂为中常会主席，汪为中政会主席，蒋公任两会之副主席，兼行政院长，以顾孟余为中政会秘书长〔旋决议由朱骝先代〕，余为副秘书长，自兹蒋公遂躬负党政军重责于一身。是年冬赁宅于南京之灵隐路，挈眷移寓焉。

　　大会毕后，余体力心力交疲，兼以党政机构改组以后，人事接洽，甚感纷纭，一部份同志，不明蒋公意志，动辄以安置亲厚者为先，而曾不计办事之效率，中政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尤为不易安排，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于神经错乱，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逊，事后追悔，旋又犯之，延医诊视，投剂服药亦无效力，不得已以书白蒋公，告病体不支，蒋公覆准病假一月，中政会事托叶楚伧先生及狄君武同志料理，遂将各事与楚公接洽，于十二月中旬偕允默由京回沪转赴杭州养疴，到杭仍寓小莲庄，与五妹家同寓，阴历岁除，即在杭州度过，诸儿均未来寓，四弟送思佛侄来，博我欢笑，余对思佛甚爱其天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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