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103)_陈冲

一〇三

　　画完这幅肖像后，我们都陆续到了美国，没有什么来往。但我脑中有这样一个模糊的场景，晚饭后，路灯下，几个在纽约的上海画家——陈丹青也在其中，站在唐人街一个昏暗的报刊亭前，一排排的杂志中有《花花公子》，他们互相调侃着……再次见到他便是几十年后的事了，我们居然在上海一家什么商店里偶遇，停下来聊了几句，提到了画肖像的事，我跟他要画，他就慷慨地答应了。几天后，画便送到了我家。

　　画中女孩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胳膊，让我想起童年的一个暑假，父亲每天带我去游泳，一个同学笑我黑得像个乡下人，我跟母亲说，不想去游泳了。她说，我觉得你黑点蛮好的，比又白又胖好看多了，对伐？那时我的脸很圆，想想她说得有道理，从此放心大胆地游泳，练就了强壮的三角肌和肩脖肌。陈丹青的确抓住了我的特点。

　　我有一张那天画肖像的照片，我和哥哥面对面坐在姥姥房间里，陈川一手拿着画笔看着我，一手扶着正在画的肖像，我挺直了腰望着前方的白墙，好像在考虑什么严肃的问题。每次看见这张照片，我都会想起那天窗外知了的聒噪、屋里颜料的气味、坐在我对面的哥哥和陈丹青，他们的头发都很短，脸颊都很瘦……

　　为什么陈丹青不在那张照片里？这么些年来，我一直以为是拍照的人把他放在了画外，只拍了我们兄妹两个人。最近跟陈川说起这件事，他说，拍照片的是一个《解放日报》的摄影记者，他请你换了画里的衣服，然后让我们摆拍的，陈丹青已经走了。

　　难道我记住的不是实况，而是照片中的情形？那些生动的感官印象也是虚构的吗？美国摄影师沙丽·曼在《留住这一刻》中这样写道：“早在 1901 年，爱弥尔·佐拉就指出了摄影对记忆的威胁，他说，如果你没有拍下来，就不能声称你真正看到了某物。然而，一旦被拍了下来，无论你‘真正看到’的是什么，都永远不再会被记忆的眼睛看到。”

　　沙丽·曼称之为“照片的背叛”。我们总以为照片能保存过去，其实它们把某些瞬间从人生长河中截出来，取代并腐蚀了真相，同时创造了它们自己的记忆。

　　未来的照片就更不可靠了，人工智能将为我们提供无数美妙诱人和雄辩的虚拟场景，指引或代替我们去思考、记住、回忆……我们会发现，人类最引以为豪的理智和清醒，原来是如此的脆弱。

　　让我回到那些未曾被拍下来的时光——

　　哥哥他们围着书桌，看孟老师借回来的苏联画册，边看画册边热烈地讨论。我也跟着看，听他们讲。记得陈川很喜欢列宾画他女儿的肖像，也非常喜欢尼古拉费申的画。平江路客厅墙上有一张模模糊糊的照片，就是尼古拉费申的画，被不同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翻拍后的版本。回看少年时代陈川画的我，多多少少都受到苏联画家的影响，我也喜欢让他把我画成那个样子。

　　有一次，哥哥从不知哪里得到一张伦勃朗人像素描的照片，兴奋得不得了，每天照着临摹。多年后一个美国记者非常好奇，陈川在那么狭窄贫瘠的环境长大，怎么会有这么娴熟的欧洲绘画技巧。其实，他对巅峰时期艺术大师的艺术，远比同代美国画家要钻研得更深更多。在富足和开放的文化中，哪里会有他那样饥渴的眼睛，那样不弃的注意力？他看到那些作品，就像在沙漠里看到玫瑰。

　　母亲有时会仔细审视哥哥的画，好像在研究什么；有时会催他出去玩玩，不要整天画图；有时会说，学会一技之长是件好事；有时又莫名地发脾气，不给他买画纸和炭笔的钱。后来我才慢慢懂得了，母亲奇怪的表现是因为焦灼，她害怕哥哥会遗传到她母系家族中的、与艺术天才并存的神经分裂症。母亲不给钱，陈川就把坐公共汽车的钱全省下来，横跨半个上海到福州路的美术用品商店买纸，每次至多两三张，来来回回，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因为纸不够用，他总是画完了一面翻过来再画。

　　父亲多次说过，这两个小囡，文曲星、武曲星颠倒了。妹妹像个男小囡那么野蛮粗心，阿哥像个女小囡那么文雅细心。父亲要哥哥长成他心目中的男小囡，把他送进了少儿游泳队训练，后来又陆续加入了水球队和划船队。

　　高中毕业后，陈川没有发精神病的迹象，母亲开始欣赏和支持他的艺术追求。父亲认识浙江美院的院长，他来家里看了陈川的画，跟他说，你如果来考浙江美院我们一定收你。这位院长过去是上海油雕室的，跟陈逸飞两个人谁也不买谁的账。陈逸飞听到这事就跟我们说，千万不要去浙江美院，从那里毕业不一定能分配回上海，陈川应该考上海美校。

　　考上海美校前，陈川成天跟王青在客厅里画画、备考。王青长得特别秀气，有点像个女孩，今天回忆起他，原貌早已淡忘，但是陈川画他的肖像，依然印刻在我的眼底，犹如昨日。

　　那张肖像画了很久，我偶尔走过，总是莫名地闻到麻油的香味。画中王青身着一件苏联式双排扣旧夹克，头上歪戴了一顶布帽，手中拄了一根木棍，身体在暗区，拄棍的手在亮光里。陈川让他拄木棍就是为了呈现那只手——那是只他自己十分满意的手。一个我熟悉而不去留心的人，画在这样的光线里让我目不转睛。我讲不出大道理，但是看到真正有生命力的油画肖像时，我能感到画家的凝视。他仿佛在着魔的同时施魔，把被凝视的对象从习惯性的印象流中分离出来，变得异常清晰和重要。

　　王青的肖像挂在家里一两个月都干不透，后来我才知道，陈川调色油用完没钱买，偷用了家里的麻油画的。一九八〇年，美校在“中苏友好大厦”开毕业展览时，他用了一个破掉被换下来的纱窗框做了个镜框。陈川到美国留学时把这张画带了过来，在一个展览上被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收藏了。

　　我和哥哥虽然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但我更多的时间卷在自己纷乱的心思和事务中，他只是眼梢余光中一瞥模糊的印象。客厅的壁炉总是燃着橙红的火苗，他和几个同学，还有他们的模特，似乎总是在那里画画。

　　美国留学三年，像流放那么的漫长，等回到朝思暮想的家时，我已是另一个人了。家也比离开时更加破旧，但温暖如故。哥哥还在那里画画，壁炉还在那里燃烧——记忆中的某些场景永远只有一个季节。我脑子有这样一个画面：一根又长又粗的木杆，一头捅在壁炉里烧，另一头顶在廊亭和花园之间的门上。

　　后来我打电话问哥哥那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从肇嘉浜路搬回来一根没用的电线木杆，找不到锯子就这样烧一段往里面捅一段。

　　祖屋的壁炉——花样的年华——永远的余热……

　　孟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陈川和其他几位孟老师的学生，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了一个纪念他的画展。画展的名字来自陈川的纪念文章《孟光时代》，他在文中表达了对老师和那些纯粹的岁月的怀念、感激，也表达了对艺术的迷恋与爱。在此之前，我不知道陈川的文字这么动人：

　　无意中在电视上又看了遍《日瓦戈医生》，一听到那轻快的电影主旋律，就想起小时候。（当年我家也有五户人搬进来。）小时候已经离我太远了，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距离上。在美国有时会梦到当年的上海，醒来时突然觉得它很远。远得要用光年计算。迷乱的像块碎了一地的镜子。醒后会苦苦思索，但仍恍若隔世。

　　记得有年冬天很冷。天还没亮，土冻得比石头还硬。、阿姨拉着我去菜场买菜。她排菜队，我排鱼队。但轮到我的时候她还没来。我身上有两分钱，便买了些猫鱼。

　　回家后发现其中一条小鱼的鳃还在动，那圆眼在向我祈求怜悯。突生恻隐之心，不忍心将它喂猫。找了只大碗，放满水，那小鱼居然在里面游了起来。可惜不久碗里的水就结成了一块冰。鱼成了冰中的化石。没办法只能将它倒入马桶里。傍晚时发现冰化了，小鱼又活了过来。

　　在美国，小孩生活中充满奇迹—— magic：圣诞老人、牙齿仙女等。我童年的 magic 只有那条小鱼。

　　有天下雪，在家里闷得发慌，在阁楼上瞎翻，发现一些姥姥的书。其中有儒勒·凡尔纳的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里面的插图很美，翻着翻着便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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