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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四


  雨夹雪一阵阵地敲打着老虎窗。阴冷像张虚幻的网笼罩着晦暗的阁楼,我逐渐把墙角那堆多年没晒霉的被子全裹在身上,还是冷得簌簌发抖,但心里却热血沸腾。从那间堆满垃圾的几平方的阁楼上看世界,世界太大了,太奇妙了。对船长尼摩羡慕得发昏。小时候的事我已忘得差不多了。也许是故意的。

  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最后,当他所有的梦都破灭时,他一生最崇拜的偶像 Pangloss还希望他能乐观,他回答:让我们开垦自己的花园。(“All that is very well”,Answered Candide,“Let us cultivate our garden.”)

  在“文革”中长大的人,大多是精神的囚徒。那个时代,开垦一个自己的世界显得无比重要。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有那么多人用艺术和音乐来填补人性和情感的真空。

  思南路的老墙很有上海的特点,砖外糊着粗糙水泥。有点西班牙风味。我小时候喜欢用手摸着它走,直到手指发麻……那是条幽径。路旁住的是些上海当时最有底蕴的人。可我当年并不知道这些,只知道思南路七十七号是孟老师的家。

  第一次见到孟老师我大约十二岁,是当时在闵行电影院画海报的许余庆老师带我去见他的。

  房间里弥漫着油画的气味。茶几上放了瓶凋零的玫瑰。天蓝色花瓶下已撒满枯叶,好像生命都被画架上的油画吸取了。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幅画,与当时外面看到的画完全不同。那几笔颜色,简直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是误入天堂的罪人,无法形容自己的幸运。

  虽然当年的感情就像墙缝中的一些小植物,不需要很多阳光和养料就能开花。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使我寒毛林立!那天晚上我的心离开了愚蠢的肉体,在空中逍遥了一夜。那瞬间的感觉是永恒的。

  那晚回家的路上,在复兴中路的某个窗户里,有谁漫不经心地拉着手风琴,那是一首我妈妈当年常唱的苏联歌:

  黄昏的时候有个青年,
  徘徊在我家门前。
  那青年哟默默无言,
  单把目光闪一闪。
  有谁知道他呢?
  他为什么眨眼?
  他为什么眨眼……

  突然想起那条神秘的猫鱼。我的脚踏车骑得飞快,心中满怀憧憬。奇怪,想到当年就会想到苏联。

  中国有不少伟大的艺术教育家,如徐悲鸿、吴冠中。孟光不是伟大,而是美。一种脆弱的美;好像从高深的荒草中挣扎出来的蔷薇,与现在花房里粗壮的玫瑰不同。他也不像哈定把艺术大众化的教育家。绘画不是混饭的工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吸引我的不是能学会艺术,而是他使我感到艺术是无止境的。艺术不是为社会的,不受时尚左右的。

  我认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上海的文艺复兴。四川艺术如罗中立《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是伤痕美术。有很大的影响力。从主题到画风都使人感到一种暴力。但上海的艺术情感就像是后弄堂悄悄的肺腑之言……把闷在肚里的一点点不规矩的隐私用最美的方法说出来。不是宣言而是流言。流言往往更生动更美,我觉得,美术灵感是对美的期待,是在美的饥饿中产生的。

  那时的画家们有多饥饿?多寒冷?当年的“黑画展”。画家们被一个个叫到办公室单独审查。很多人后悔画了那些画。现在看来,这就是海派风格的开始。夏葆元的“恋爱史”是一种没有反抗的反抗。今天有谁画得出来?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没有宣言。只是把上帝人性化。拉斐尔是梵蒂冈教堂的画家。他的圣母画得很性感。有过做主教的念头,一直不敢结婚。只活到三十七岁。由于和情人做爱过度死在床上。上海当年还不如梵蒂冈自由。感情像是挤牙膏挤出来的。但那种感觉和现在比起来,没有市场,没有商业操作。那种纯真有多可贵。一切出自内心。为艺术而艺术。

  我在美专读书时孟光是我们的副校长。凌启宁是我们的老师。她也是孟光当年的得意门生。几年前回国看到凌老师在大剧院画廊开的个人展。我暗暗地吃了一惊:我受她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回想起来,她是学校里最维护我们的老师。毕业后我跟随孟老师一起去上海交通大学美术系教书直到出国。可见我是在他的翅膀下长大的。

  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不但是孟光的学生,也是他沙龙的常客。当年知名的还有赵渭凉、吴建都是孟老师圈内的人。他对上海的艺术高潮的影响力是没人能比的。

  虽然坐在那只已经坐烂了的藤椅上,他是个十足的贵族。(十八世纪的启蒙贵族)。我们每个礼拜都在那聚会。在那间屋里,我可以忘记一切,让自己升华到另一个空间。那里天堂的门是向我敞开的。每次从那间屋里出来,总是灵泉汹涌。

  孟老师的学生很多。有两三代人受到他的影响。但是我的年龄段的学生们受他的影响最大。因为“文革”时我才七岁,我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孟光家一直是我的避风港。我艺术世界的经纬是由孟光来做刻度的。什么是艺术?没人能做出客观的解释。我是我的时代的产物。在海外岁月已经超过中国。世上最著名的作品都看过了。但我却越来越怀念那个时代——孟光时代。

  我又去看了一次孟老师的家。希望能找回一些当年的余韵。可惜时间的一点一滴的侵蚀已被油漆一新。在阳光下闪耀着一股艳气。一个穿制服的警卫把我拦在弄堂口。隔河相望,觉着这时辰似曾相识?

  想起一首泰戈尔的诗:

  我飞跑如一头麝香鹿:因为自己的香气而发狂,飞跑在森林的阴影里。

  夜是五月的夜,风是南来的风。

  我迷失了我的路,我彷徨歧途,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

  我自己的欲望的形象,从我的心里走出来,手舞足蹈。

  闪烁的幻象倏忽地飞翔。

  我要把它牢牢抓住,它躲开了我,它把我引入歧途

  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

  那些童年的秘密心思,像在睡梦中被闪电唤醒,黑暗中的一瞥惊艳。编辑画册的时候,有人说,“猫鱼”跟孟老师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应该删掉。怎么能删掉?直奔主题真的是艺术的敌人。“猫鱼”的突然出现,赋予了文章神奇的品质。我能感受到哥哥注视它的目光是如此地强烈,并且跟随他视这条“猫鱼”为一种象征。

  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这样写过:“看着自然界的事物——比方透过玻璃窗的露水看着远处月亮的微光时,我似乎更像在寻找——或被它召唤着去寻找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永远的、早已存在的景象,而不是在观察任何新的事物。即使是后者,我也总是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那个新现象,是在轻轻地唤醒我本性中被遗忘或隐藏了的真相。”

  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童年的“猫鱼”,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本性中被遗忘或隐藏了的真相”;它是我们余生创作最汹涌的源泉,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每一个“奇迹”。我很难想象任何创作者的想象力与核心图像,不是潜意识中来自童年的、某个强烈的视觉感知或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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