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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


  ▼猫鱼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家是一盘散沙,父母在美国进修,我常出外景、参加社会活动或在外院上课,固定人口只有姥姥和哥哥。也许姥姥感到自己作为唯一家长的重任,对我和哥哥管头管脚,但我们年轻气盛,把她的话全当耳边风。偶尔,姥姥的朋友来家里时会问到我和哥哥,她就叫我们去陪客人坐坐,我们只好去应付一下,聊两句。我那只价值连城的白玉手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收下来的。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姥姥坐在书桌旁抽着香烟,一位老先生坐在小沙发上,茶杯冒着热气。我们寒暄了些什么?完全忘了。老先生拿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给我看,说,这只手镯四百年老了,你到美国留学实在需要钱的时候可以卖掉。姥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好像这件礼物并不比一块火腿或一支钢笔更贵重,我也就没把它太当回事。好几十年以后,我才会留意到它的美与独特——椭圆的形状有一点点方,神秘的颜色随光线变换,雕刻的双龙戏珠精致而抽象。我到美国后搬了许多次家,马马虎虎丢失了很多东西,有些也是很珍贵的,比方史家祖上传下来的铜镜、外公从捷克带回来的水晶烟灰缸、景泰蓝的百花奖奖杯,而这只手镯倒是幸存下来了。

  我仿佛能看见一位老人儒雅的身影,逆光坐着,但无论如何也看不清他的脸。姥姥认识不少有名望的文人,年轻时跟沈从文、巴金都有交往,她曾去探望他们,但我不记得他们来过家里。

  这位老先生到底是谁呢?哥哥说,我觉着是蔡上国,他有时会来找姥姥讲章(聊天)。我问,还有什么老人可能送这样的古董?他说,要么是程十发。程十发不是姥姥的旧友,他先认识的是哥哥。哥哥有个叫王青的画画朋友,住在程十发隔壁,有时候他去找王青,家里没人,就坐在程家等,这样几次就熟悉了。我说,那天姥姥房间里的肯定不是他。哥哥说,程十发出身比较清贫,不太像会做这种事的人,蔡上国是富贵人家出身,这种东西大概没那么稀奇,应该是他送的。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只手镯的来历。

  我们年轻的时候,对物件的金钱价值都很无知和麻木。我们当然知道大饼油条、菠菜、带鱼的价格,也体会过没钱买东西吃的难受,但那是具体的生活;手镯的价值,对我们来说太抽象了。

  哥哥第一次想努力挣钱,是为了送给我一件貂皮大衣到纽约时穿。那时他刚刚被分配到上海交大美术系教书,工资很低,从我开始办理留学手续,他就开始画连环画挣钱,然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那件大衣上。当时我不知道貂皮大衣要好几千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个天文数字。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这件大衣到今天还油亮松软,四十多年了,跟新的一样。他说,我在交大有个学生是从东北来的,他家里精通皮草,从当地挑了最好的貂皮带到上海,我再去南京路的“第一西伯利亚”定制的。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大衣上费了那么多心思。

  电影《苏醒》中苏小梅的角色需要弹钢琴,我因此去了离家不远的音乐学院学琴,认识了几个学生和老师,他们也成了家里的常客。有一个叫刘建的作曲系学生,永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他弹得一手好钢琴,现在想起他我还能听到肖邦的小夜曲。在认识他之前,我没有听过肖邦的音乐,没有想象过世上还能有这么优美丰富深情的旋律。在我成长的年代,西方古典音乐是被禁的东西。

  第一次听贝多芬、德沃夏克、拉赫马尼诺夫的音乐,都是在西影拍《苏醒》的时候,导演滕文骥是我当时认识的人中,唯一有古典音乐唱片和音响设备的人。我依稀看见,在一间西影宿舍不大的房间里,窗帘紧闭着,我们几个演员聚在昏暗的电灯泡下,全神贯注、一动不动地听着交响乐《新大陆》,只有滕文骥一个人,在气势磅礴、摧枯拉朽的段落,奋然起身指挥;在温婉细腻、柔情似水的段落闭起眼睛、张开鼻孔,抬起手臂,好像在延伸某一个音符传递给他的欣喜若狂。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那些时光给我带来的震撼与渴望。也许音乐正是语言和沉默都无法涉及的一种表达,它那么抽象,又能那么直接地穿透心灵最隐秘、最柔软的缝隙,融化天下哪怕最顽固不化的铁石心肠。

  八十年代中期刘建到纽约留学,靠送外卖养活自己。刚到加州时,我也在一家中餐馆打工,负责领位和接外卖电话,一两个拥有二手车的中国留学生负责送餐。在纽约送外卖都是坐地铁、骑自行车或者走路。拎着大包小包鱼香茄子、排骨面、宫保鸡丁,挤在地铁里的刘建,仍然西装革履。一天晚上,他在送餐的路上被两个不怀好意的人尾随,为了甩掉他们,他围着一辆停在路边的大卡车兜圈,那两个人就跟着他兜,几圈后刘建还是被抢劫了。事后我们总是说,如果他没有穿西装打领带,是不是就不会被盯上,是不是就能躲过那一劫。

  刘建介绍我和哥哥认识了拉大提琴的马新桦,她不但琴拉得好,气质和样貌也很出众。哥哥为她在音乐学院图书馆画了一幅肖像。那是一栋二十年代建造的老洋房,马新桦穿着简单朴素的白衬衫白裙子,一手扶着大提琴,一手拿着琴弓,低头站在厚实雕木的楼梯拐口,柔和的光线从几扇彩色玻璃窗洒在她的身上,仿佛记忆的尘烟。她是谁?在想什么?你如果看到这幅画,一定会好奇她的身世,会想认识她。

  本来说好了这幅油画先挂在交大,但最终是要送给马新桦本人的。后来,一位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教授到交大访问,看到这幅肖像后多次表示喜爱,校长就要把画送给他。当时哥哥正在申请留学,一直没有得到批准。校长跟他说,如果你把这幅画贡献出来,学校就可以给你公派留学的资格。他只好去跟马新桦商量,虽然她很不情愿,但是为了他能留学,就把自己的肖像送给那个陌生的异国人。

  哥哥年轻时候的不少作品,经常这样那样到了各种人手里,他也并不觉得可惜。他画画,就像夜莺唱歌,本性而已。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画得好。

  哥哥是奶奶爷爷唯一的孙子,他们为他起名为陈川,以纪念故乡的山水。很小的时候,他不知从哪里认了一个画图老师,那人是个侏儒,背上拱起很高的一块,一开始陈川见到他有些害怕,等后来习惯不再害怕的时候,这个老师跟他说,你进步得很快,我教不了你了,带你去找鲍老师吧。就这样,陈川拜到了新的师傅。鲍老师常去看一个姓许的画家,有时把哥哥也带去那里。据说许老师原来在上海美校读书,画得很好,但因为谈恋爱被开除了,后来就在上海闵行电影院画海报。当年很少有人买得起油画颜料,陈川开始学油画的时候,用的就是许老师画海报的颜料。

  小学的美术老师发现哥哥有绘画天才,就把他送进了少年宫学习。那里的绘画老师叫夏予冰,他在陈川九岁的时候为他办了人生第一个“画展”。两年后,夏老师和许老师都觉得陈川在少年宫学不到什么了,就带着他和他的画,去了孟光老师的家。哥哥就像个在江湖上寻找武林高手的孩子,终于拜到了一代宗师。从此,艺术就成了他的挚爱、他的生活。

  他如果看到我这么写,肯定会抗议:侬瞎写啥啊?哥哥极其谦逊、害羞,尤其对于内心深处最在乎的东西。

  陈川从静物开始,画屋里的椅子、厨房的洋山芋、晒台上的葱。然后他开始画动物和人,有几次,他背着画架长途跋涉走去动物园写生,画老虎、狮子,画大象、犀牛。当然更现成和方便的是画我和家里的猫。父母为我们俩分配好了每人饭后隔天洗碗,为了让我给他当模特,陈川只好被我敲诈勒索,每天洗碗。

  从平江路走去孟老师家大概半个小时,我多次跟哥哥去那里为他们做模特。孟老师在美校的得意门生,比方夏葆元、陈逸飞等都在那里画过我。不知那些画都去了哪里?

  我问哥哥,你小时候画了那么多张我,怎么都没有了?他说,好多都留在孟老师那里了,那时画能被孟老师看中收下来是老开心、老骄傲的事,画留在自己屋里有什么用?我没钞票买纸,没画过的纸才是更宝贵的。十多年前,有人在拍卖市场看到几张陈川画我的素描,那是在孟老师去世后被谁拿去卖了?

  那么多的肖像,我自己只有一张陈丹青画我的油画。当时他好像刚完成了西藏组画,我们坐在姥姥房间里——为什么不是在客厅?也许楼上自然光更好一些,也许姥姥要我们在她屋里,记不清了。我穿了一件自己做的连衣裙——红白条子的棉布,宽而低的方领,无袖贴身的裁剪。我们画了多久?聊了什么?也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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