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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记得一九九九年我到达纽约的时候,理察·基尔和薇诺娜·瑞德各自已经请了编剧来修改自己的台词,然后折中放在一起。围读的时候我听出来剧本还是不够好,但也想不出有效的具体方法去解决问题。我对纽约的人文不熟悉,但是如果我能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资料,从中挑选出属于故事和人物的特殊细节,让它们发酵后成为影片生根开花的土壤,那我这个“外来人”的眼睛和由此而来的审美便可以成为一笔财富。这个“如果”没有发生。我匆匆忙忙在两个月里完成了选景、置景、选角、定妆和各部门技术掌握等等工作。顾长卫的参与让我看到新的希望,他是一个绝佳的摄影指导,跟我的沟通也很融洽,我们无疑能把最美的纽约之秋装进片盒里。开拍的日子到了,我就这样在没有一剧之本的基础上,用漂亮的画面拼命煽情。

  那时我对剧本的思考,总是把焦点放在男女主角一起的场次上,没有充分关注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宇宙里扮演什么角色,有什么价值、什么喜悦和痛楚。二十多年后再看《纽约的秋天》,我发现了当年思维方式的错误。我应该用男女主角跟其他人物的关系来赋予这段爱情人性和生活气息,让恋人们成为更完整、更多重的生命体。这些感情旁枝是他们关系的养料和注释,使偶然发生的事件成为必然。

  最大的遗憾是我没有探索和挖掘夏洛蒂跟她外婆的关系,以及威尔跟他女儿的关系。尤其在我定了扮演这两个人物的演员之后。纽约不愧为全美国的戏剧中心,片中配角的扮演者们都是非常精彩和具有银幕魅力的演员,他们不仅出色地衬托了男女主角,也为整部电影带来了生命力。

  外婆多莉的扮演者叫斯特里奇(Elaine Stritch),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百老汇演员。她有本事把一句哪怕是毫无意义、死气沉沉的台词,都说得让你驻足,对她关注。斯特里奇首次上银幕是在伍迪·艾伦的《九月》中演一个配角。《人物杂志》评论:“尽管这部电影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斯特里奇咆哮的气场——就像哥斯拉在坏了的电梯中一样——不容忽视。”

  多莉在十几年前失去了独生女儿凯蒂,带大了外孙女夏洛蒂。多莉曾经目睹凯蒂为威尔心碎,现在又看着外孙女重蹈覆辙而无力阻挡。片中斯特里奇一共才五六场戏,但她每一次出场,屏幕上就生动起来。她演的多莉内心复杂、脆弱,外表却总带着挑衅,容不得半点怜悯。《洛杉矶时报》评论斯特里奇在电影中的表演是“一个含蓄、微妙准确的奇迹。多莉的一生失去了很多,但她在手中一杯烈酒的武装下,继续直面人生”。手上那杯烈酒、身上那件穿旧了的华丽睡袍,是斯特里奇自己设计的贯穿道具和服装,它们不仅符合人物,而且成全和造就了人物:一个常年以独自饮酒来麻痹痛苦的落魄贵族。电影里的主角被人记住理所应当,一个配角能令人过目不忘是要有真本事的,斯特里奇是我合作过的配角演员中最辣的老姜之一。

  电影中威尔和夏洛蒂经常在对话里解释他们的关系,用台词直白地谈情说爱,使的都是拙劲。他们唯一打动我的对话是威尔不经意地给夏洛蒂讲她母亲生前的事情。那场戏的气氛轻松随意,但话题是他俩生命中共同的失去。我应该把焦点更多地拉到多莉、凯蒂和夏洛蒂这三代女人的故事上,拉到祖孙之间支离破碎的亲情上。

  全片中我最满意的一场戏,是威尔跟自己成年的女儿丽莎初次见面。威尔不认识女儿,只有一张她十二岁时的照片。当他突然收到一封女儿寄给他的信时,威尔十分诧异。原来女儿怀孕了,希望能见一面生父。丽莎跟他身边围着的那群女孩差不多年龄,但是面对女儿,威尔失去了他在异性面前惯性的流利和自信,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变得厚重起来。女儿的出现终于让中年的威尔开始自省,学会爱与随之而来的责任。父女关系与戏中主线相辅相成,应该成为威尔情感世界里(戏份中)更重要的一部分。

  扮演丽莎的演员维拉·法梅加(Vera Farmiga)是一个凝聚力极强的演员,她能使每一个无言的停顿都充满张力。法梅加的父母是乌克兰移民,她气质里东欧女人的凝重和神秘感在银幕上引人入胜。跟她拍完父女见面那场戏后,我依依不舍,好想每天都拍她。法梅加几年后跟乔治·克鲁尼主演的《在云端》让她家喻户晓,并得到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芝加哥太阳报》著名影评人罗杰·艾伯特称她“是当今的电影中最温暖、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

  《纽约的秋天》里有一场戏的景色是片名最美丽的象征。拍摄那天,中央公园的树开始落叶,天上下着毛毛细雨,空中悠悠地飘着一片片落叶,满地金黄,浪漫至极。拍摄日程上本来是另一场戏,我建议临时改变计划,把大部队调到中央公园拍一场恋人雨中散步的过场戏。

  制片公司和制片人因为要控制预算,一直严格地遵守拍摄日程,但是那天制片人看着那片景色,破天荒同意更改景点。那是剧本里原本没有的戏,到了现场我跟演员和制片人商量威尔和夏洛蒂应该聊些什么。剧中的夏洛蒂喜爱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忘了是谁——也可能是我自己——出了一个馊主意,让夏洛蒂在散步时念一首诗歌。

  New York Magazine(《纽约杂志》)对电影的评论说:“陈冲对电影节奏有一种可爱的感觉,对奢华效果有着娴熟的洞察力,但她掉进了一桶黏糊糊的糖浆里,爬不出来。”我那天无疑是一头掉进了一桶黏糊糊的糖浆——在这样一个完美的秋日,他们天南地北鸡毛蒜皮不管聊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念诗!如果能重拍,我也许会让夏洛蒂聊聊她的外婆,或者让威尔聊聊他的女儿——那些没有能力交流和爱的遗憾。我也许会让他们在这里吵架、破裂。

  记得女儿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在北加州的海边度假。天空布满了乌云,灰色的海浪拍打着黑色的礁石,干枯了的马尾草在风中颤动,奇形怪状的树林间白雾缭绕。我站在树林里望着大海,想起第一次来这里是在失恋后最伤感的时候,带我来的朋友说,希区柯克导演的《群鸟》就是在这一带拍的。大女儿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说看风景。她说,我们是小孩,你怎么能指望我们欣赏风景呢?我诧异地看着她,半天答不上来。她简直一针见血,没有沧桑很难被美丽所感动。

  房间的电话铃响起,是摄制组通知我到酒店餐厅做核酸检测。我一出门正好跟导演撞个满怀,他兴奋地说,陈冲!我想知道你的一切!我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导演是个伊朗裔美国人,高高的个子,一头浓密的大波浪,黑发里夹着几缕白发,我至今只看到过他照片里的脸,因为每次见面他都戴着口罩。他显得很有精神,疫情正好让他休息了一下。我冲他笑了笑说,Zal,你好啊。他继续热情地说,你必须告诉我,你是全组我最想了解的人!《纽约的秋天》?理察·基尔,薇诺娜·瑞德?我大吃一惊,二十多年前的事,他怎么突然提起?要不是在写那段时光,我自己都好久没想到它了。我问,你得空谷歌了我一下呀?他说,你太厉害了,今天开会我问组里的人,我们中间谁导演了一部九千多万美元票房的电影?没人说得出来,哈哈。我不好意思起来,说,这是一部挺糟糕的电影。他问,为什么这么说?我想了片刻说,机会到达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他说,不管,有足够的人喜欢电影才赚了那么多钱。赚了钱制片公司一定都拥来找你吧?

  我们边聊边下楼梯到了餐厅。这部剧的演员特别多,除了我这个中国人以外,还有印度人、伊朗人、黑人、白人、残疾人和各种性别认同的特别的人,大家见到导演都拥上去跟他打招呼。导演回头跟我说,我们一定要找时间聊你的故事!

  当年的确也有不少人看好我的前景,甚至是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芝加哥论坛报》的评论写道:“如果陈冲能为如此可预测的故事情节注入活力,那么她很有可能在好莱坞拥有漫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

  其实《纽约的秋天》一杀青,投资方之一“湖畔娱乐公司”的老板汤姆·罗森伯格,就给我送来一只名贵的手表和一个剧本,邀请我导演他买下的法国犯罪悬疑片《公寓》的美国版。

  在纽约的拍摄过程中,我跟“湖畔娱乐公司”的几位制片人经常有矛盾,气氛从头至尾都很紧张,很难想象再次跟他们合作。我跟罗森伯格说,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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