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五年（1090）正月(3)

元祐五年（1090）正月(3)

　　庚寅，太皇太后以易疏示三省，宣谕曰：“韩琦定策功甚详悉。在仁宗朝，无敢言此事者，惟韩琦一人言之。”忠彦即称谢帘前，刘挚因请检元祐初挚与王岩叟二疏，悉付实录院，从之。或曰：“易等为此，盖傅会忠彦，攻彦博也。彦博由是不安于位，寻罢去云。”（旧录云：先帝明彦博等功，而琦功盖不废，至书其碑额曰“两朝定策元勋”。易诋先帝之诏，欲傅会忠彦也。苏辙龙川别志云：嘉祐二年，仁宗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韩三公方议所立，参知政事王公尧臣之弟正臣，尝为宗室说书官，知十三使之贤，即言之诸公。诸公亦旧知之，乃定议草奏书，即欲上之，而上疾有瘳，即止，尧臣私收奏本。后韩公当国，群臣相继乞选立宗子，乃定立十三使为皇子。及仁宗晏驾，皇子践祚，赏定策之功，以韩公为首。及元丰末，尧臣子同老，上书缴进元奏，时诸公惟富、文在，皆归老于洛。会文公入助郊飨，神宗访之，公具奏所以，神宗悦焉，故一时诸公皆被赏，而韩氏子恶分其功，辨之不已，文公之罢平章军国重事，由此故也。然英宗之誉，布于诸公，则始于尧臣，而其为皇子，嗣宝位，则韩公之力，不可诬也。按：仁宗始不豫，乃至和三年，寻改嘉祐元年，辙称二年，误也。又此时韩琦在相州，辙称宰相，亦误也。文彦博私记云：初，先帝既下褒显之诏，有云“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诏，但宣之耳。又宰相王珪赠彦博诗，有“功业迥高嘉祐末”之句，实叙上语。韩氏子孙、故吏，始大切齿。后忠彦自高阳入为给事中，数进见，陈其父勋，又言其初不知有至和之议，殆同老辈造为之耳。据同老奏状，叙琦之言，则前议固已知之。帝常谓丙吉、霍光之事，前后两不相揜，而尧臣手迹在前，不容有伪。忠彦诉不已，先帝察其意，大望不过自欲求进，非为父勋之不明也，遂自给事中超拜礼部尚书。王珪以谓迁之太峻，前无此例，蔡确独左右之，帝曰：“此特以其父故，不可为例也。”故训辞专以父勋为言，方且觊大用矣。明年，先帝登遐，而元祐初，刘挚、王岩叟皆在言路，皆琦之门人、故吏。琦治平中，荐挚馆职，又忠彦常举挚自代；岩叟久从琦辟在幕府，父子皆出琦门。忠彦与其子治又使岩叟与挚累疏申琦定策之勋，力诋同老之妄，乞付史官备书其事，屈公论以报私恩，结朋党以欺圣听，其迹如此。未几，忠彦迁职，出帅定武，内怀怏怏。将行，复上书自列。岁余召还，止缘勋阀，以致大用。御史贾易复承望忠彦风旨，附会挚与岩叟之论，更唱迭和，以是为非，诋欺先帝之圣诏，蔽惑二圣之聪明。盖韩氏门人孙贲，贲黄州人，字公素，喻风旨于易，并录忠彦、挚、岩叟之疏，与之使言，仍同草疏，故易所叙与忠彦之奏一一符同。韩琦书疏、诏谕独藏琦家。又王同老、文彦博奏状等尽在史院，并至和议论，迨今三十余年，他人无得知之，而易何从而尽得之？乃贲录于韩氏而与之耳。此宰执而下，中外士人所共知也，特以朋党方盛，莫敢言者。易疏言六不可信，挚与岩叟之论大抵以同老所进诏草为不实，文彦博附会同老，以揜琦之功烈也。至易疏出外，忠彦遂自陈谢于帘前；又挚奏请检出元祐挚与岩叟二疏，尽付实录，令书其事，相为表里，欺罔之迹如此。易言：“久在江湖间，熟闻其事，每怀忠愤，今始得言之。”且易前为谏官岁余，既详知之，自可言矣，岂可直至再为御史，忠彦执政，方遂论列？则朋附之迹自明。言“在江湖间闻其事”者，乃欲避孙贲阴受风旨之迹。又言“今忠彦方执政，而臣论其父勋，涉于附会之谤，孰若文彦博爵位极人臣之贵乎？使琦勋烈得明，虽死无所恨，何嫌疑之足避？”易为此言，巧欲盖其附会，而奸状愈明。其无所忌惮罔上如此。且琦之勋烈，英祖、神宗褒大显著，炳然共明，未尝掩蔽，固无待易等言之，则独出于附会执政，非为琦发也。若使韩氏子孙零落不振，朝廷不录其勋，则易为之言可矣。今韩氏果如何哉？为琦门人、故吏者，当以义报知己；为子孙者，当扬先父之美，可交利冒进，诬诋宗庙，上欺二圣，而自谓论报旧恩；发扬先德乎？使琦有知，当媿地下，故先帝尝谓：“如此恐非韩琦之意也。”易又引蔡确自称社稷之臣，盗定策之名，以谓其窃迹有自而来，盖由彦博等窃琦之勋，故其流及此。易之此论，尤为可骇，则是彦博之罪大于确矣。且彦博未尝自言此事以为己功也，先帝亦未尝掩琦之勋，尝曰：“正如丙吉、霍光，各不相揜，至和、嘉祐之事，前后相成，无相夺也。”盖先帝不独赏彦博等能建议定策之为难，而特以有功不言之为难，故圣意具载于诗、诏中，以为希世之高行也。易乃引确之事以为罪首，其说尤为险怪，盖欲巧发以中上意，而入其奸言耳。缘中丞梁焘，琦举馆职；谏议大夫刘安世父子，皆琦与忠彦幕客，合为一党，牢不可破，上下相应，邪说得行，无敢辨者。贲既通道，而岩叟出力助之。又方御史阙员，论者谓易为此，冀得其处。疏方出，盛传易旦夕必有除命，不意江东部吏、知饶州鄱阳县梅昌宗之子谈以易在江东挟私怨，捃拾其父罪，方頥炼犹未竟，谈诣登闻诉其父冤，且条上易奸私丑秽之状十余事，乞辨正，其迹甚明。奏既付外，而所附执政者出死力以左右之，格谈奏不下，卒平其事，言路无一人请治之者。其交结奸罔如此。缘忠彦既由旧勋，内挟中宫之援，外有间附之众，去年六月，元祐四年六月七日，遂致大用，七月，其弟复尚公主。未几，谏官范祖禹、吴安诗等言：“祖宗故事，戚里、宗室不许执政，今忠彦弟既尚主，宜如故事。此本朝至公之大法也。恐自此启例坏法，则宰执得以交通宫掖，非朝廷之福。”圣意方许候进财毕，而安世、岩叟辈出力庇之。至九月，明堂毕，范、吴等再欲论列，而忠彦阴与挚先是移罢此二人谏职。其奸私如此。既而忠彦终以亲嫌故事不自安，故又使贲等交通言者，称扬父勋，为己之地，以固权位，易所以亟有此举。且言路乃二圣耳目之官，而遂为执政鹰犬之用，显为大臣论列，然则御史之设专为是乎？彦博方任师傅，易指为罔上冒赏之人，朝廷既不白其是非，又付之史官，以为可信。彦博前日不言，今日不辨，诚无所媿，然而朋党之论，上诋祖宗之圣德，以制诏为不实，谓先朝为过举，恐非圣时所宜有也，又非所以彰二圣之聪明，示天下以孝治。兹事甚大，诚系国体。唐李德裕贬制曰：“恭惟元和实录，不刊之书，擅敢改张，罔有畏忌，夺他人之懿迹，为私门之令猷。”正如今日之事，岂可使一代信史，肆自改易，使传疑于后世，两朝圣作，擅加诋议，侮灭为不足凭，以徇朋蔽之私，而为交利之地乎？况自古圣贤，不以立君为功，盖天命所在，非由人力，故介推有“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之论。仁宗盛年无子，养英宗于禁中，亲付大器。大臣遭际此时，奉行而已，何名为定策乎？虽使英庙未为储嗣，而值仁宗上仙，中外属望之久，慈圣之意已定，则知神器固有归矣，恐不假琦之力也。私记不知谁作，称“去年六月，忠彦遂致大用”，则作此时盖五年彦博罢平章军国重事后也。语多激讦，必不出彦博之手，葢其子孙或门人、故吏辈为之耳。“先帝谓如此恐非韩琦之意”，当检。“御史方阙员，论者谓易奏此疏，冀得其处。疏方出，盛传易旦夕必有除命，会梅谈讼之。”案：易除殿中侍御史，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具奏此疏时，任御史久矣，称易冀得御史，误。又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苏辙除中丞，易即请回避，改度支郎官及礼部郎官，又改国子司业，旋出为淮东宪。称“易旦夕必有除命”，若谓超迁它官则可，若御史，则易固在中也，此言亦恐误，今不取。梁焘行状云：御史贾易进呈札子，言：“嘉祐策立，天下著闻，功在韩琦，他人岂得乘时妄意邀取？”宣读次，帘中感伤之，焘曰：“琦不独嘉祐之功，又有治平预建大计之忠，太皇必记其事。”太皇曰：“记得当时只说有韩琦一人，仁祖见英宗，便曾宣谕功在韩琦，后来慈圣光献太后亦对仁宗备说本末子细。”焘对曰：“惟正人能成大功业。”焘与易盖共攻文彦博者，今附见，候考。陈天倪作颍滨语录载，苏辙云：仁庙至和末，富公、潞公、王文忠公尧臣皆在朝。一日，仁庙服药，而皇嗣未立，执政等忧之。时王文忠公尝与富公、潞公等议，请立英宗为皇嗣，事未上，而仁庙已勿药，遂绝口不敢道，中外无有知者。嘉祐间，魏公作相，英庙入为皇嗣，及即位，则首尾皆魏公了之。至元丰初，文忠公之子同老言于朝，明其父至和之末，与富、潞二公尝议请立皇嗣事，议既定而未发，今遗藁则存，以二公为证。时富公在南京，潞公留守北都。是年秋，大享明堂，神庙有诏，令二公入陪祠，事既毕，令登对，遂以同老事问潞公，公具道其事；问富公，云不知，神庙亦不能强之也。有诏令潞公留守西京，加太尉，宠遇甚厚，而郑公之意不欲于不分晓处受朝廷恩赏，终不肯言，亦退居洛，不复与潞公相见。时潞公作耆英会，置酒于富公之第，及会当富公，但送羊酒而已，盖鄙之也。然援立之功，归之潞公，则前日魏公一番恩例，亦当夺去。时神考但两平之，因言王旦，指及潞公晚节，尝为惜之曰：“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王同老事见元丰三年闰九月，此时富弼致事久矣。弼致仕，即居西京，未尝在南京。是年明堂，文彦博自北京入觐，弼亦未尝赴阙也。陈天倪所录差误，又与龙川别志不合，恐不足据也，今姑存之。）

　　御史中丞梁焘兼侍读。焘再辞免，从之。（再辞免得请，在二月十二日，今并书。）

　　焘尝奏疏曰：“臣闻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本乱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故曰：‘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古之人君能行之者，莫如帝尧。书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克明俊德’者，自明其德，修身之谓也；‘九族既睦’者，家齐之谓也；‘百姓昭明’者，国治之谓也；‘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者，天下和平之谓也。其始则正心诚意，而不出方寸之间；其终则德业滂洋，而徧满天下。是圣人之道，所持者约，而所致者广也。有天下者，能知尽心致力于此，而后可以奉天享国矣。夫明德者，孰先而能焉？必曰学而已矣。礼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谓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学以发之，然后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虽天子之尊，而能成圣，必由圣学乎！说命曰：‘王人求多闻，时维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盖事不稽古，从政则迷，是君人者不可以无学也。又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盖学之在躬，非一日而致，由积善以成之，是学之时不可失也。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万国，日就月将，学以成性，此正其时。愿择吉日，诏开经筵，优接观讲进读之臣，使从容熟复治乱之事，究先王之蕴，辨历代之迹；无惜圣问，再三询考，使圣心晓然无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愿加圣意无忽。臣又愿陛下万机之暇，留思经筵讲读臣僚所论之事，以考政事之从违得失，以裨皇帝陛下之聪明，屏远声色，造次不忘古训，博厚高明，与天地并德。臣不胜拳拳恳切之至！”

　　又奏疏太皇太后曰：“臣惟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护皇帝，周密严谨，委曲纤悉，起居寝食之间，无不留神而注意，如天地久于其道，无一日之或怠也。诚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天下矣。陛下钟爱皇帝，如此其至，然特为爱之小者，非所谓大爱也。若教之以大爱者，在成其圣德尔。成德者，其必由学也。仰惟陛下之聪明，非不知其大爱之以成德，而独以为皇帝冲眇，而未暇学乎？今皇帝圣年十五，齿亦已长矣。自古人君，十五而冠。冠者，谓有成人之道。在庶人则为童子，在天子则为成人，何也？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故必责善而进之以成人，是亦古之学者十五入大学之义，谓七八之数，阴阳备而志明，可以学矣。志已明，则当识其至善，而远其所不善，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皇帝清明在躬，天禀英异，以圣人志学之时稽焉，则不可以不学也；以天子成人之道望焉，则不可以多暇也。伏愿陛下当天春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面勉圣德，早开经筵，召见儒臣，谈经论史，从容赐对，熟复古今；宫中遴选茂俊之人，以诱掖诵说，审择谨厚之人，以辅视兴寝；服勤道义，为聪明睿智之助，疏远纷华，为康宁寿考之资。习之既久，乃如自然。至于诚意喜书，正心乐道，终副海内圣神之望，不贻宸衷逸豫之忧，蒙成静治，为太平之真主焉。然则陛下他日退托深宫，还辟自处，则保护之慈，有始有卒，佑我大宋万世无疆之休，而功德于此足矣。诚清衷素所属念者，臣敢妄论以发之，亦惟陛下亟行而无疑，非独臣之愿，乃天下之愿，非独臣之幸，乃天下之幸。臣不胜惓惓尽节之至！”是月己丑二十三日，命焘兼侍读，而焘卒不受命。（听辞在二月十六日，今并书之。焘二疏无月日，疏称“当天春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则当附正月，因焘辞侍读，即见于此。）

　　鄜延路经略使赵卨言：“累行指挥分画地界官，遵依朝旨，坚执商量。如西人要依绥德城体例修置堡铺，未审许与不许本司方圆商议。”枢密院同三省奏：“昨绥德城分界日，御前处分：须打量足二十里如约，不可令就地形任意出缩，三二里地不计。恩威轻重，但朝廷所坚守不易者，约故也。其堡障宜自择地修筑。后来已于二十里起立界堠，即无十里外作两不耕地，十里内修建堡铺指挥。今若指定十里内修筑堡铺及分生熟地，即不惟不依绥州体例，兼于已牒过西界相照接连取直为界，事理相戾。又元约分画疆界，以二十里为定，卓立封堠者，为分别汉、蕃界。至界堠内地，即汉人所守；界堠外地，即夏国自占。其彼此修筑堡铺，各于界内取水泉地利为便，岂可更展远近？所以前来绥州城外堡有十八里或只有八九里处，夏国堡铺亦去所立封堠自便修筑，既各不侵出封堠之外，即是并为本界，不可别生事端，害讲和之意。”诏卨于二十里相照接连取直为界，卓立封堠；其堡铺，或相度于界堠内三五里，择稳便有水泉去处占据地利修建，即不得分立两不耕地。（去年十二月末，政目云：宥牒：去城十里作熟地，外十里两不耕，作草地。）

　　诏河东路经略使、龙图阁学士、朝请大夫曾布特降一官，管勾麟府军马赵宗本特追两官勒停，知麟州王景仁、通判魏缗罚金有差并冲替，同签军马司事折克行赎金。以本路将官宋整实病而摄入禁，致触阶而死，故有是责。

　　中书舍人王岩叟言：“布任元帅，所宜与诸将同安乐、共患难者也。失其欢心且不可，况致之抱冤而死乎？昨陛下以河东全道之师属曾布，使护诸将，以当一面，所以寄托者重矣。而布骄简自居，喜怒随意，蔽于谗谄，不究下情。将官宋整实有病状，而不加恤，偏信赵宗本挟怨之言，按整以罪。整以将兵为麟州私占，申乞遣还，乃是整能谨职事，布复偏信宗本徇私之说，判收不问。整既下不得伸于本州，上不得伸于本帅，非辜系狱，冤愤不胜，遂触阶而死。按整堂有母，室有妻，傥非甚冤，宁肯轻死？此陛下可察也。将佐致此，不知安用帅臣！若不重行窜黜，恐无以慰生者之恨，平死者之冤。今虽降官，不害为帅，陛下推此考布，尚可以统御诸将，当帅臣之寄乎？伏望圣慈特令黜职降郡，稍正典刑，以示陛下重人命，惜士心之意于四方，臣不胜幸甚。所有布降官告词，臣未敢行。”贴黄称：“臣闻河东诸将，自宋整以冤死，无不归罪于帅，日日望朝廷为平其冤。今不重黜布，恐无以慰军心，激士气，惟陛下深察。”诏徙布知河阳。（曾布年谱：五年二月，以在太原日，武人宋整有罪当逮自杀，坐夺一官，徙知河阳。布责河阳，旧录于此并书，且云其后中书舍人王岩叟云云。按：岩叟不肯草词，盖即命下之日也，今削去“其后”字，仍附梁焘言。政目月日差错，当考。布尔日录绍圣三年五月戊申云云。）

　　御史中丞梁焘言：“臣窃闻河东转运司差官勘到将官宋整触石身死事，朝廷次第行遣，诚有意惩恶，惟曾布责轻，未服公议。众谓孟州大镇，附近京师；学士清班，侍从上列，皆非罪人所当得之。布狥私挟怒，妄起大狱，赵宗本、王景仁刼于帅臣威令，事非出己。今宗本、景仁已被重责，而布独优游如此，是帅臣得以喜怒高下其心，坏乱国法，轻残人命，苟为快意而无所忌惮，非所以制罚之平，而为天下之公也，臣实为陛下惜之。欲乞圣慈详酌，特赐指挥，削布近职，与远小一郡，使之循省，以示惩劝。”

　　御史台、閤门言，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皇后忌辰，于天兴殿西掖库屋设位行礼。从之。四后皆祖宗正后，神宗升祔太庙，而景灵未及享故也。（政目云：四后忌辰，移就景灵西掖。）

　　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言：“大中大夫致仕程捠身亡，一子颐素蕴学行，尝为迩英讲官。今其父亡，窘于襄事，伏望特赐矜悯，优其赙恤。”知河南府韩缜、翰林学士承旨苏颂相继有请。诏赐绢二百疋，下所属葬日量行应副。（旧录捠传云：子颢、颐行怪学僻，为司马光等所知。新录削去，改云：二子皆为名儒。）

　　诏：品官及诸军旧有铜及鍮石腰带、军器、鞍辔并赐物、古器、佛道像、钟磬、妇人首饰之类许存留外，余并卖入官。（元年四月十八日，朱光庭云云。政目：二十四日，立铜、鍮禁。）

　　诏：“亲王女郡主遇大礼，许荫亲属一人，奏所生子与右班殿直；两遇，奏子或孙与奉职。即奏子孙，若回授与外服亲之夫及夫之有服，有官者转一官，不得转升朝官；选一人循一资；白身者，期以下亲与借职。”以徐王府长女京兆郡主申请，故有是诏。

　　辛卯，诏召募押纲官员到吏部日，会所属合与差遣，方与差注，以户部言大名冠氏尉赵峋押钱纲有欠，乞追改已注官故也。

　　壬辰，神宗第九女嘉国长公主薨。

　　甲午，诏赵槩神道碑以“忠纯”为额。

　　户部言：“前任利州路转运判官韦骧奏，元丰中，梓州转运司请止绝阆州栈闭盐井及创开井，恐侵本路盐课，致本州亏减课额。乞验实，如委咸桩变淡，许栈闭及创开别井煎轮。”从之。

　　尚书省言：“诸路、府界每上下半年奏到贼盗数，刑部通前五年已未获人比较增减，多者劾之。”诏刑部自元祐四年下半年为首，比较闻奏，仍状前列旁通图。

　　给事中兼侍读范祖禹言：“臣伏闻陛下已许文彦博求退，降诏俟至中春议从所欲者。彦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极，惟是得解重任，归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悯其过老，以其累请而从之，为彦博身计、私计，则可谓美矣，若为朝廷计，则臣请试言之。彦博为相四十余年，历事四朝。仁宗时，平贝州之乱，名闻夷狄。英宗、神宗时，为枢密相八九年。先帝已加优礼，许其致仕。陛下嗣位复召而起之，葢藉其威名宿望，以为朝廷之重也。京师及四方军民，久服彦博之名，以为在朝廷必重。向若陛下不复召之，则亦已矣，今既起之，则不可使轻去朝廷。彦博虽老，精力尚强，卧置京师，足以为重，外则西北二方必怀畏惮。夫以四海之大，若常无事，则人人皆可为大臣矣，岂无万一非常之虑哉？彦博在朝，非谓日日有用，葢备缓急，或有时而用之耳。当先帝之时，足以容彦博闲退，今二圣垂拱，委政大臣，犹宜得老成之人，以服天下之心。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人重于国之典法也。葢以其经历既多，但问以累朝之事，所知犹胜他人，况其别有所补哉？今旧老惟彦博一人，若去，则其余在朝者，皆是后进，无前辈矣。老者任用之日不久，国家所宜重惜。臣自闻陛下许彦博之去，朝夕思虑，窃谓陛下若欲彦博更得优逸，但听其解军国重事，以太师就第，留之京师，以备访问，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贵老尊贤之美，足以系属天下人心，所得实多。陛下进退元老，臣不当预论议，然臣职在侍从，苟有益于国，不敢不言。惟陛下深留圣意，更赐裁择。其札子仍乞留中。”（据范祖禹集自注札子云：五年正月上。然所称降诏俟中春从彦博之请，却未见。即政目云：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彦博乞致仕，奉圣旨中春施行也。）

　　宥州牒：“除塞门屈曲分画，其余比接诸城取直画定，其间地土虽甚阔远，亦割属汉。”（政目正月末事，但板数差错，恐是三月末事，今两存之。三月十八日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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