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元年六月(3)

元祐元年六月(3)

　　六月辛丑，诏：“尚书左右曹，各轮郎官一员宿直。其省、寺、监官轮宿，除秘书省、大理寺、国子都水监依旧外，余并罢。”以刑部郎中杜纮言宿官夜无职事，而有灯烛之虞也。

　　壬寅，礼部言：坤成节上寿，合用乾兴年故事权罢，止令拜表。其在京并诸州、军，依故事赐宴，不作乐。从之。

　　又言：“苏辙奏请明堂用皇祐典礼，奉诏礼部、太常寺同议以闻。今详皇祐明堂虽尝徧祀，然嘉祐末，已经仁宗厘正。至元丰三年，宗祀英宗于明堂以配上帝，专用孝经严配之文，最为得礼之正。盖宗祀大典，更累圣乃定，将来季秋大飨明堂，宜遵元丰三年定制。”从之。（辙奏，见五月六日。）

　　诫约西蕃邈川首领河西军节度使阿里骨，诏曰：“昨得卿父董戬文字，称：‘身有重患，必是身死，蕃家国土事，已教男阿里骨管勾。’朕以卿祖考忠顺朝廷，世受封爵，已降制命，令卿袭封，及赐衣带支给请受等。卿继世之初，人情未一，固当推广恩信，惠养一方；今闻卿自管勾以来，颇峻刑杀，部族之众，谅不皇宁。虽出传闻，未忘忧想，卿宜以继承为重，以仁厚为先，无恃宠荣，务安种落，副朝廷所以封立之惠，思前人所以付与之心。”（当略出降诏端由。）

　　夏国遣间使春约讹罗聿进贡，以刑部郎中杜纮押伴。司马光言：“臣近具札子，奏乞于今月八日随执政赴延和殿进呈文字，复蒙圣慈遣中使封还，令依前降指挥，臣不敢再三固违圣旨。然臣区区之心，所以欲于八日入对者，窃见夏国宥州有牒，称已差人诣阙，计会所侵疆土城寨。窃虑其日进呈上件文字，此乃边鄙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本，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初以来，累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顺之际，早下诏书，赦其罪戾，待遇如故，则控纵在我，天子之体正，休兵息民，夷夏之心安。即不幸，敌人或有一语不逊，一骑犯边，则此诏不可复下。无何，臣在病假，不得面论，人心不同，为众所夺。日复一日，迁延至今，敌先遣使来，直求侵地，指陈兵端，辞意侵慢，前所议诏书已不可下矣。既失此机会，即日使者至，应答亦难。若悉从其所请，则彼益骄而无厌，若悉拒而不从，则边患由此而起。今就二者之中，宁为百姓屈己，少从所请，以纾边患。不可激令愤怒，致兴兵犯塞，以困生民。所以然者，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今既许其内附，岂可犹靳所侵地而不与？彼必曰：‘我自天子新即位，卑辞厚礼以事中国，庶几归我侵疆。今犹不许，则是恭顺无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彼小则上书悖慢，大则攻陷新城，当此之时，不得已而与之，其为国家之耻，无乃甚于今日乎？以小喻大，譬如甲夺乙田，未请而与之，胜于请而后与，若更请而不与，则彼必兴斗讼矣。此是非利害，明若白黑。臣窃虑进呈之际，群臣犹有见小忘大、守近遗远，惜此不毛无用之地，结成覆军杀将之祸，兵连不解，为国家忧。伏望陛下决自圣志，勿听浮言，为兆民计。文彦博辅佐四朝，熟知敌情，此可谓军国重事，愿陛下询彦博以决之。”既而彦博论与光合，众不能夺。（光行状云：“论西戎，大略以和戎为便，用兵为非。时异议者甚众，光持之益坚。其后，太师文彦博议与公合，众不能夺。”不知彦博议与光合，是何日月，今附见此。七月八日范纯仁画三策以进，亦言彦博与执政论疆事，当即是七月初也。绍圣二年八月七日罢分画。旧录载彦博议弃四寨，以谓边臣欺罔，为国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却须自弃，不如推恩给与。当求全本增入，更检月日附此。）

　　诏应差禁军，系将兵、不系将兵，并衮同差使。（新无。）

　　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言请邕州将兵与不系将兵，差往寨镇都同巡检等处防托，岁一代。从之。（新无。）

　　尚书左仆射司马光举奉议郎张舜民、通直郎孙准、河南府右军巡判官刘安世，尚书右仆射吕公著举朝奉郎孔平仲、承议郎毕仲游孙朴，中书侍郎张璪举承议郎赵挺之梅灏、宣义郎陆长愈，同知枢密院事安焘举承议郎盛次仲、太学博士王柄、蕲州录事参军廖正一，尚书左丞李清臣举宣德郎陈察、太学正晁补之、常州晋陵县丞李昭杞，尚书右丞吕大防举奉议郎赵叡、刘唐老、黄陂县令李吁，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举宣德郎杨国宝、承议郎毕仲游、太学博士张耒，并堪馆阁之选。诏候过明堂，令学士院试，其在外者，召赴阙。（四月十四日，初有此诏。张舜民，邠州人；孙准，瑜子，爽孙；刘安世，航子；孔平仲，文仲弟；毕仲游，仲衍弟；孙朴，固子；赵挺之，诸城人；梅灏，熙六第三甲，苏州人；陆长愈，熙三第四甲，开封人；盛次仲，嘉六第四甲，开封人；王柄，熙六第三甲，开封人；廖正一，丰三第三甲，安州人；陈察，熙九第三甲；开封人；晁补之、李昭堒、赵叡，熙六第四甲，开封人；刘唐老，忱子；李吁，熙九第四甲，开封人；杨国宝，仲元子；张耒，淮阴人。）

　　尚书省言：应寺、监事，合具申会应报。从之。

　　御史中丞刘挚言：“臣伏睹近制，升朝官各举进士经明行修一人，及升等推恩，理为举主过犯同罪等事。臣窃原朝廷之意，患程试考校徒得文词，故更立此制，以进实行，天下幸甚。臣退而熟计，及考学士、大夫之议，以为法则善矣，然使升朝官举之，不若使州郡以上举之便。臣谨条上利害。按国朝旧制，臣僚任通判，知州乃得举官。盖知人实难，非行己谨、阅事久，诚未可责以保任。今升朝官无职罪若私罪重，此外不计资任、不察能否，诸科刀笔之吏，一切得荐士，此不可一也。经术深浅，问而可知也，至于行义污洁，非乡里、庠序群居久处，毁誉素著，谁能知之？不拘路分，但非有服亲，皆得奏举，臣恐流离之人虚伪见售，此不可二也。天下升朝官无虑几二千人，则所荐士亦如之，积累岁月，不被荐者无几矣。人人升等推恩，无以示劝，此不可三也。议者谓朝士固皆选择可任使之人，然品流不一，员品猥众；今势利相市，必有受赇造讼，以挠陛下之法者。臣诚浅薄，不敢臆度朝士大夫以为必然，亦不敢以为不然。然则选举之利未见，而奔竞之俗先成，此不可四也。传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计今天下之士，一郡一邑，随其众寡，必有善士，考乡里之行，询庠序之论，其势亲，其事察，无如州郡之吏。至于监司，则朝廷所任以按察，台谏、侍从，亦朝廷所倚以议论，故臣愿每遇科场诏下，委逐州长吏奏举经明行修进士一名。仍以应举实数二百人为率，不满二百人听举一名。每二百人加一名，至三人止。监司转运判官以上于本路，在京台谏以上于开封府、国子监，各许奏举一名。非乡贯及不经学校，或无可应诏，并听勿举。自余升等推恩、理举主同罪犯等，并依元降朝旨。”

　　又言：“臣愚以谓三代乡举之制未易遽复，欲少仿古，则诸侯岁贡之法，莫此为近。伏望详酌施行。”乃诏朝官通判资序以上人，许举保。（四月二十四日，初诏。）

　　癸卯，右司谏苏辙言：“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札子，乞明降诏书，戒敕监司、长吏，使知朝廷爱惜乡差役人，与神宗朝爱惜雇募役人无异。应系日前约束官吏侵扰役人条贯，使刑部录出具委无漏落，雕印颁下，令一切如旧，出榜州、县，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应监司所部有犯不能觉察，致因事发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为闻近日诸县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参，上下费钱有至一二十千者；州、县官吏亦有以旧雇役人惯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钱，作情愿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换别差，必得惯熟如意而后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虽非目见，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汤火。窃意此奏朝上，圣心恻怛，不待终日而行，不意迁延至今，不以为急。臣愚窃恐朝廷始复差役，议者妄谓差法一行，更无患害，闻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谓改雇为差，实得当今救弊之要，然使闻害不除，见善不徙，则差役害人，未必减于免役。伏乞圣慈检臣前奏，早降诏书，具言所闻差役官吏情弊，仍备录前后禁约，晓谕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则天下幸甚。”

　　贴黄称：“臣访闻近日颇有上书言差役不便，蒙付看详役法所，臣推原其意，皆由州、县施行差法，别有骚扰，以致人言者。若不早为禁约，深为不便。伏乞指挥，于役法所检取民间前后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赐省览，即见诣实。”

　　御史中丞刘挚言：“臣近者劾奏吕惠卿去年公违陛下即位赦文约束，于四月出兵侵讨西界，乞正典刑，未蒙处分。风闻或者之言，云惠卿曾奏禀。臣以谓曾与不曾奏禀，固非臣之所能知，然奏而出兵，不奏而出，皆是违废制诏，其罪一也。借如赦后奏请，不过以虚为实，张皇边患，以取必于朝廷。且是时，神宗皇帝新弃天下，梓宫在殡，而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哀迷在疚，此何时也？而惠卿忍不恤国家大故，乃敢违格诏旨，以谋动师旅为请，欲遂其贪功幸进之意，是岂复有臣子之道哉！赦书明言，静守疆埸，不得侵扰外界。乃陛下即位之始，欲以安静四夷，况边鄙本无一事，惠卿何至废敕而请之。使陛下初临万国，命令反复，不能著信义于四夷，岂不重可叹哉！当惠卿奏请之时，朝廷不能爱惜命令，亟行诛责，既已失矣。今来谏官御史交章弹论，中外指议，罪状明白，又以二三之言，灭裂宽贷，指事不原其心，议法不当其罪，则何以救命令失信之患？何以开外夷向化之心？何以为天下奸雄擅兴者之戒？伏望早赐睿断，按惠卿罪，重行诛窜。”

　　贴黄称：“使惠卿于赦后诚有奏请，即不知当时朝旨以何辞报之，臣窃料朝廷必不于大丧哀戚中许其出兵，侵讨外界，自废赦令也。若惠卿在去年三月六日赦前，旧曾承受指挥，使之侵讨，缘三月六日赦书，系是后赦，自合遵禀。”（元祐元年六月十七日、二十二日再弹。）

　　甲辰，四方馆使、果州刺史、环庆路钤辖兼知邠州谢麟换朝议大夫、直秘阁、知潭州，朝议大夫、秘书少监刘攽为直龙图阁、知蔡州。攽以病自乞也。

　　给事中孙觉胡宗愈、中书舍人苏轼范百禄奏疏留中不报。

　　诏太学置春秋博士一员，令本监长贰奏举。

　　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吕惠卿落职，降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以谏官苏辙等言惠卿奸恶，及知太原府日，违登宝位赦敕出兵西界，故有是命。（辙等疏在初八日，政目但称辙言。）

　　右正言王觌言：“近制，通议大夫已上皆通行磨勘，故自推行官制以来，或以特恩，或以磨勘而转一官，比旧有实转两官，以至三四官，非所以爱惜名器也。请自京官至太中大夫以上，毋以磨勘转官。”诏：“文臣磨勘，待制太中大夫已上，至通议大夫止，余官至中散大夫止，其中散大夫已上，劳绩酬奖合转官者，只许回授与子孙。特旨升迁，不在此限。”

　　中书省言：“故高兖王妻韩越国太夫人李氏，乞推恩门客进士周汝楫，依杨备、马骧试监簿理选限出官例。吏部言按元丰荐举令，门客因荫补而授官者，并不许参选。”（新无。）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平江军节度行军司马、监南岳庙张靓自陈罪犯，乞送诉理所看详。按靓辄敢以真罪实犯、累经勘正事状，文奸欺罔朝听，伏望罢所领岳庙，送吏部令授合入监当差遣。”从之。（张靓元系吕惠卿责官。）

　　监察御史韩川言：“朝廷更市易之法，捐减所收息数，宿逋放释殆尽。自罢赊卖以来，实用钱物交易，日入过三百千，收一分之息，月得九百千。又未必满一分也，虑货之陈积，但及五厘，足以免罚，则亦出之，是月息才四百五十千。而仓务共占官六员，专副书吏、库级等不减百人，月给俸食几千缗，所收之息，不补所费之半。窃惟市易之设，虽曰平均物直，而其事则不免计较以取利，使获其利，实足以佐用尚不可，而又所收不补所费，顾可为邪？请于市易务监官、监门内，各留一员，及实用公人催纳欠负，结绝见在物货，画日更不收买。”从之，仍令户部条析合措置事件以闻。

　　右正言王觌言：

　　臣闻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古今之通患也。故李悝、耿寿昌为平籴常平之法，以救其弊，不惟当时人以为便，而后世有赖焉。神宗临御之初，柄臣建议废常平旧法，以散青苗钱。缙绅之公论，莫不以为非，而主议者持之甚坚。先帝圣明，心知其故，初虽重违之，而至于数年之后，乃奋然独断，令常平钱斛存留一半，遇斛斗价贵，减市价出粜，收成时，添市价收籴，此有以见先帝知常平旧法之不可废也。然青苗钱未遂全罢者，以主议之大臣犹在，附会者胶固其说，未可以遽破而已。

　　今二圣临御，善政无不行，弊事无不革，宜有以成先帝之志矣。今年闰二月九日敕，应系提举官钱谷，委提点刑狱主管，依旧常平仓法。命下之日，四方叹颂，以陛下圣德隆厚，前古之良法，先帝之素志，信可以行之于今日矣。曾未数月，遽复更易，而所谓青苗钱者，方旦著为新令，以重其事。物论深以为骇，而莫知其故。臣窃料议者，不过曰青苗既不立额，而取人情愿，坐而得息，有利而无害云尔。果如此议，臣且言其不然也。夫取便出息，贫下无知之人所甚欲也，初无故而得钱，孰非情愿？迨乎收敛之际，即须追呼督促，黢以鞭笞，威以枷锢，而后本息可得也。且又将新盖旧，积累太多，则以逃亡自捐之，虐及妻孥、累及司保者，相望于道路矣。当太平无事之时，而使其民无辜陷溺，有至于此，可不为之痛惜哉！然则青苗之所为利者，果在于利民邪？非民之所利，则其说既见于前矣，如曰利国，则自古以来，利不及民而国能独利者，未之有也。必民利而后国利焉，此惟常平旧法有之，而非青苗钱之所能致也。

　　夫籴甚贵伤人，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乃必然之理也。人果伤而离散矣，区区青苗之钱，能使之不离散乎？农果伤而国贫矣，琐琐二分之息，能使之不贫乎？故不若谷贱不至于伤农，而民敦本，民敦本则田野辟，而赋税增也。谷贵不至于伤人则民乐业，民乐业则百货出，而无求不得也。夫如是，则下何假于借贷之物，而上何慕于二分之息？故曰：民利而后国利，惟常平旧法有之，而非青苗钱之所能致也。臣窃惟先帝存留常平一半钱斛，以行旧法，诚务在于平谷价矣，然今天下郡县，犹不免乐岁粒米狼戾，价甚贱而不售，凶年谷价腾踊，民阻饥而死亡者，何邪？盖郡县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于为利，故于青苗新令，则竞务力行，于粜籴旧条，则仅同虚设。而又常平钱斛既分以为青苗之本，则可充粜籴者，自已不多，是以谷价低昂而终未见其平也。臣伏望朝廷罢散青苗钱，依今年二月九日敕，行旧常平仓法，以成先帝之素志，无使郡县之吏以利心期朝廷，而废善法也。惟圣慈详酌，蚤赐指挥施行。

　　贴黄称：“先帝用大臣之议，行青苗之法，偶以一二言事臣僚所论过差，尝行降黜。及行法数年之后，左右前后之人，及诸路监司、守令等，岂复有议青苗法者哉！惟颂赞之言，则日闻于前矣。然先帝乃奋然不谋群臣，令常平存留一半钱斛，以行粜籴旧法者，盖深知青苗钱之为弊，而察粜籴旧法之为善也。若其后臣僚有能将顺，乞尽罢青苗，行常平旧法，则先帝岂不听从？以存留一半钱斛之意而观之，可知也。惟圣慈详察。”（觌自注云：六月十八日。）

　　乙巳，左司谏王岩叟言：

　　臣昨十六日上殿奏事，蒙陛下语及张璪，臣力言璪邪巧，多行私意，不可以久在中书。蒙陛下再三宣谕，已尽知璪所为，且留待除服后教去，令休著文字。臣便合恭禀睿旨，置不复言，然静而伏思，臣任谏诤，天下之事可谏诤者，莫急于佞人在君侧而不去。孔子曰：‘佞人殆。’殆者，危也。言佞人不去，天下之危道也。今佞人在陛下侧，可不惧哉！此臣之所以不敢自安，而切切为陛下言也。盖其朝夕得以惑乱圣听，贼害政事，党庇奸恶，谗谮善良，将无所不至，最腹心根本之大患也。此而不谏，更谏何事？臣非不知今日不言，上可以顺承陛下之意，下可以悦媚奸臣之心，于臣之私，甚为得计，然臣安忍便臣之私，而忘国家之便哉？臣所以不避死亡之诛，而犯逆鳞以告陛下，必期陛下感悟，早逐奸臣，为社稷福也。

　　陛下又以璪尝预受遗，不欲责去。臣谓陛下与其小不忍以容奸，蠹伤国家，曷若大有为而去佞，光显祖宗？此则陛下之大孝也，岂可反以眷留欺罔先帝之人为奉承遗志惜大体哉？可留而去之，害义也，可去而留之，害政也。若璪，可谓害政矣。按璪奴事安石，死交惠卿，羽翼王珪之佞，唱和章惇，以倚其外强，阴结诚一，以资其外援。惟一唱一和，交纵诡随，协为蒙蔽，贾百姓之怨以归朝廷，不闻一言忠于先帝。谓陛下所宜愤疾，肆诸市朝，以雪先帝之恨，不谓陛下反容而留之，郁天下之公议也。兼以今日循默保位，惶恐畏罪，犹或可容，而敢乘间伺便，为私不已，以招人言，致命令已出而复退，法制既行而又改。推其由来，皆璪唱议，恩则敛归私室，怨则移在朝廷。

　　又中书机要之地，尤当谨严静密，璪乃泄漏上旨，攘窃主恩，习为常态。每三省差除，或方都堂商量，或在帘前准拟，先请召其人，面自语之。其美者，则不以为出于人主，而以为出于己；其不美者，则曰此非我意。又或言事官言其党人，则立召至其第，以章疏中语告之，使得奔走经营，弥缝于上下。其背公向私，弄威福以卖朝廷，乃敢如此，岂可以为大臣、处要地以腹心托之哉？陛下未知则可，既知而容之，则奸臣将安于为私，无复畏惮矣。自古人君患在蔽惑，不知其为奸邪而误用之，今陛下聪明洞彻，幸深知其奸邪矣，而犹用之不已，此臣之所以为陛下惜也。皇帝陛下春秋方富，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闼，大臣尤当小心恭谨，外不敢为奸以易朝廷，内不忍怀私以欺陛下，乃忠臣之义也。观璪之心，乃幸两宫听政帘下，而得以肆其奸，行其私耳。以谓宜以大不恭、不忠论，安可容而恕之邪？陛下亦宜自固主权，不可放与奸臣，令侵侮也。伏惟陛下即位以来，无改更一事不协人情，无进退一人不合公议，求言若渴，从谏如流，何独于璪，靳靳如此也！臣愚区区，深恐累吾君全德之美，陛下亦何得不自惜此清明之政邪？伏望圣慈，早赐罢黜，以为奸臣怀私事君之戒。天下幸甚！

　　小贴子称：“臣闻璪近曾留身独对，必有自营之言，惑乱圣听。窃计或佯为求去，以探陛下之情，或推过于众，以宽陛下之意。诬忠言为党论，反私意为公心，诡辞百端，以求安身固位而已。愿陛下深察之。”

　　又称：“陛下至圣至明，照察人情，无所不尽，须体量臣等违陛下之情，极是难事。殆非大义所迫、系国家利害，则臣等何敢不承顺圣意，故欲犯颜以取罪戾？盖国家之事有所未安，而谏诤之职，不敢自安也。陛下以此察臣，则臣之心宜可恕，臣之言宜可取矣。”（岩叟集自注云：六月十九日上此。）

　　丙午，司马光言：“臣近曾三次具札子奏，乞与执政、赴延和殿进呈文字，皆蒙圣慈遣中使封还，云候秋凉。虽圣恩矜悯，隆厚无穷，然臣既待罪宰相，岂可不于帘前参陪国论？况今已立秋，兼臣自体当得筋力差胜于前，可以支吾，只是无人扶掖，全拜起不得。欲乞如臣前奏，候垂帘日，许令与诸执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同进呈文字。并乞降指挥，令臣每遇殿上问圣体及谢恩等合拜之时，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许令臣男康扶掖。仍乞传宣閤门，每遇臣入朝，许令臣男康随入殿门。”从之。（“丙午，司马光言：请自今遇延和殿垂帘日，赴起居奏事。从之。仍以足疮，诏许乘轿，起居特免拜，及令男康扶掖入殿。此旧录所修也。新录从旧。）

　　尚书省言：“近有司奏差踏逐官吏短使，不以闲剧倒置，乞不拘常制，至有直阙，吏部拟差，多非其人。请自今除军期边防，非常贼盗，先有不拘常制，并依旧例外，其余已得不拘常制指挥并罢。自今并令依条奏举，应合差短使，亦如之。如违，委御史台弹奏。”从之。

　　左司谏王岩叟言：“臣窃以人得于表里不疑则可任，事出于上下相应则易成。此诸府之辟召、群司之奏举所以不可废也。自辟举之法罢而用选格，可以见功过而不可以见人材，中外患之，于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申差之格。踏逐者，阴用举官之实而明削同罪，非善法也。选才荐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当择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计也。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非通术也。伏望圣慈特赐指挥，复内外官司举官法，以允公议。（岩叟所言，附见于此，当详考。）

　　左司谏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右司谏苏辙、右正言王觌等言：“臣等伏见近降朝旨，以臣寮上言吕惠卿罪恶，责授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窃以执鲸鲵于漏网，稍正邦刑；蓄虎豹于近郊，终贻后患。谨按惠卿在熙宁中恣行不义，创立弊法，上以诖误朝廷，下以残害海内，计穷力诎，黜居藩郡，犹复妄希功赏，轻用甲兵，结怨西戎，贻忧先帝，罪状显白，已不容诛。至于私行险诐，人所不为，始与安石结刎颈之义，终与王氏为寻戈之绚，忠义蔑然，诡变难测。今虽自知罪大，不容于世，然犹诈称疾病，潜伺间隙。譬如蝮慐猛兽，虽蹔尔弭伏，而凶性终在，遇便即发。若不深为圈槛，投畀无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闲稍缓，窃出害人。不然，臣等岂不知降四官，落一职，为分司官，在于常人不为轻典乎？盖以尧之四凶、鲁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当复用常法治也。况复陛下即位之初，明下赦书，戒敕边吏，不得侵扰外界，务要静守疆埸。是时惠卿任河东帅，被遇先帝恩德最深，自闻遗制，略无哀戚，日夜点集兵马，为入界讨荡之计，及其迁延未发，恐为敌所觉知，遂令兵马司借赦书不得侵扰之文，晓谕将佐，以欵贼计。仍于四月十五日具奏上件事由，于二十一日出界。夫登极赦书，国之大信，所以绥靖中国，怀来四夷，人臣奉行，敢有轻议！今惠卿公然违戾，出师伐国，而又借用其文，设诈欺敌，侮玩朝廷，殊无忌惮。推其心，则出于无君，论其罪，则入于大不敬。积其前后所犯，皆在不赦。朝廷纵欲贷而不诛，只乞检臣等前奏，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臣等与惠卿初无绚怨，但以为国去凶，义不可已，惟陛下特赐裁断。”（王觌自注此奏云：子由撰，六月八日岩叟言惠卿用兵，五月十九日、六月八日辙言惠卿罪恶，五月二十一日光庭言六月二日、十六日觌言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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