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元年（1086）正月

元祐元年（1086）正月(1)

　　春正月庚寅朔，改元。（吕陶记闻云：元祐之政，谓元丰之法不便，即复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尽变，大率新、旧二法并用，贵其便于民也。议者乃云：“对钧行法。”朝士善谑乃云：“岂独法令然，至于年号，亦对钧矣。”然谑戏之谈亦有味，此可见当时改元意，姑附注此。）

　　辛卯，诏广西经略司体量知广源州杨景通遣覃安等劫虏边民，仍移牒安南静海军，问不遵诏敕端由。

　　壬辰，诏曰：“久愆时雪，虑囚系淹留，在京委刑部郎中、御史，开封府界令提点司，诸路州军令监司催促结绝。”

　　先是，上封者言：“窃惟时雪未应，阴阳不和，意者刑狱未至钦恤，法令未至宽平，官吏未至恪职，文符多所满责，上下偷安以苟目前。洪范曰：‘肃时雨若。’此其上下不肃之所致欤！朝廷任事之臣，不同心忧国，人怀私意，有所诋欺欤！下者六曹尚书、侍郎不以其身许国，而郎中、员外虽不材不胜其任，与不悉心职事者，不为朝廷别白才否而去留之；郎中、员外、胥吏不任事，稽违懈弛，不加绳治，一切宽假，浸以成风。自尚书省左右仆射、左右丞领之，其弊且尔，况有司乎？臣愚以谓宜下诏恤天下刑狱，命从官分治在京狱事，蠲除法令与祖宗朝异意者，饬尚书省在京百司，务恪其职，使皆以身任责。有不如旨，御史、谏官以次条陈其失，朝廷按而行之不赦。如此则阴阳和，天地应，雪以时降，气序和平矣。”（此据章奏录第一册，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不知言者是谁，杂录系之刘挚，然挚有章论无雪，已载八年十二月末矣，恐非此也，当考之。）

　　乙未，诏前入内东头供奉官、配汝州牢城韩永式特放从便。永式尝为经制泸州夷贼司照管军马公事，及韩存宝逗挠不进，杀平人首级被诛，永式以罪连坐，特配沙门岛，三徙汝州牢城。至是，其母复引赦乞原放，特从之。

　　丙申，以朝奉郎、权发遣淮南转运副使路昌衡，承议郎、工部郎中吕大忠，并权发遣陕西转运副使。（要见吕大忠措置绝和市事，司马光与密院咨目有此，然大忠行状殊不略载，当考。十月二十八日，大忠依旧陕副。）

　　权发遣开封府吕大防言：“准朝旨，复置县尉、弓手，欲乞将府界诸县应系捕盗文武官吏并应干捕盗人等，并隶本府与都大提举司同其管辖。其赏罚，委本府一面施行。”从之。（复置县尉、弓手，乃八年五月十四日指挥。此月二十二日朱光庭云云，二月二日刘挚云云，可考。）

　　戊戌，宗正寺言玉牒官黄履奏：“自神宗皇帝登位以来，玉牒属籍类谱，并未修。欲乞将合编年分，自熙宁十年至元丰八年三月初五日终，准式编修。”从之。

　　侍御史刘挚言：

　　臣窃以圣人之治虽一道，道无敝，而道之寓于刑名法数者，必有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圣人因时而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尽天下之利，此五帝之所以异制，而三王之所以不同礼也。国家承唐末五代熟烂之后，祖宗创制造法，趋时之宜，顺事之变，虽圣圣相继，而其法令日增岁损，或举或废，未尝同也。至于宁民适治，所谓道之亡敝者，则未尝异也。神宗以仁圣之虑，达因革之数，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轸，大解而更张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谓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盖复有之矣。其事则非一，而其大者则役法是也。于役法之敝，相为首尾而牵连当更者，则坊场、吏禄是也。始者以繇役不得其平，农民劳费，故命有司议所以均弛之。而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刬祖宗差役旧敕，为官自雇人之法，率户赋钱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自上户至于下五等，从来无预差役之家，一槩敛之，盖于赋税科调百索、买纳求取之外，又生此重敛。岁岁输纳，无有穷期。古人有言，平地无铜矿，农家无钱炉，今所输必用钱，而地土所出，惟是帛丝谷粟。幸岁丰收成，而州县逼迫，不免贱价售之，无以养其私；若岁凶，则破易资产，或以倍称之息，举债于兼并以应期限。更无减放之法，州县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自法行以来，簿籍不改，务欲敷配钱数，故所在临时肆意升补，下户入中，中户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户多而下等户少，富县大乡，上户所纳役钱，岁有至数百缗者，又有至千缗者，每岁输纳无已，至贫竭而后有裁减之期。旧来乡县差役，循环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十余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则动须三、二年乃复一差，虽有劳费，比今日岁被重敛之害，孰为多少也。今天下钱日益重，货日益轻，民日益困矣，若之何坐视而不恤也哉！然则前日有司立法，非有意于宽役利民，正在聚敛刻剥，损下益上，为国取谤，大失朝廷惠绥生灵本意。臣窃见繇役，昔者有至破产而民惮为之者，惟衙前一役尔。今天下坊场，官司收入自行出卖，岁得缗钱无虑数百万，以为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计一岁之入，为一岁之出，盖优有余裕，则衙前一重役，无所事于农民矣。农民既除此一重役，外惟有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之类。此役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于旧制，繇役轻矣。治于人者事人，古今之通义，则安用给钱为哉？

　　坊场之法，旧扑户相承，皆有定额，不许增抬价数，辄有刬夺。祖宗非不知增价之为公家利也，所以不许者，知其悦目前之利，必有后日之害故也。新法乃使实封投状，许价高者射取之，于是小人徼一时之幸，争越旧额，至有三两倍者，旧百缗，今有至千缗者，交相囊橐，虚造抵本。课额既大，理难敷办，于是百弊随起，决至亏欠，州县劳于督责，患及保任，监锢系累，终无偿纳。官司护惜课额，不为减价，则谁人复肯承买？今天下坊场，如此者十五六矣。故实封增价之所得，于败阙之所失，殆不相补也。盖财利可以通之而已，不可尽也，少捐分数，与民共之，则公私相济，其利长久。臣欲乞罢实封投状之法，应天下坊场，委逐路转运、提举司，将见今买名净利额数，与新法以前旧额相对比量，及地望紧慢，取酌中之数，立为永额。一用旧法召人，庶乎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

　　吏禄之法，天下吏人，旧制诸路及州县法各不同，有乡户差充者，有投名杂用者，入仕之后，既以案司之优重，迭相出入为酬折，又积累岁月，有出职之望，行之久远，人自以为便。比时有司见礼经有庶人在官之禄，遂假其说，资以掊民。殊不知三代已远，其事不可行于今日者多矣。夫庶人在官之禄，虽有其文，而其法与数不可见其详，乃凿空造端，槩敛民钱，给为吏禄，不重之则不足以募，不轻之则不足以给。今内外之吏，除重法人外，其他每月所给无几，于利固未足以有济，而官给所积，天下盖已不资，无故竭民财而为此，是诚何为哉！至于所谓重禄以行仓法，尤非义理。夫一钱以上以徒坐之，谓之严刑可也，遂以谓吏惧而不受财，则臣不敢知也。今主议者曰：“禁既严则吏必畏，故令下以来犯者少。”臣以谓非犯者少也，败者少也；非败者少也，正其罪者少也。网之密，则与者、取者藏声匿迹，亦将避之工也，故曰败者少也。一钱坐徒，谁则忍之？谁敢易之？故苟有败者，若稍涉疑晦，及自非有告人当赏，则官司往往迁就平反，释重入轻；若外路则虽使者亦或谕意州县，使之如此，亦人之情也，故曰正其罪者少也。借使犯者皆败，败者皆正其罪，固亦先王制刑之所无，而圣人所当矜恤也。吏受贿，于律自有刑名，而曲法者一疋以上至徒，则刑亦为不轻矣。今变先王之刑而重之，又多赋吏禄以买法之行，无谓也。臣愚欲乞除熙宁以前旧法有禄公人并依旧外，应新法所创及增给吏禄，并行减罢。臣愚诚不知忌讳，今衙前之役，则待之以坊场价钱；弓手等役，则均之以祖宗差法，吏禄非旧法所给，则皆罢去，应役人糜费私役之类，则禁之以熙宁新法。苟如是也，则所谓免役钱者，于是可以一切蠲除矣。或谓免役钱籍于常平，固非独以待募役也，县官他费，多有赖乎此，则未可以利害论也。臣以谓役钱领于司农，非有特敕，未尝以给常费，今罢去无损于国用。况祖宗以来，至于役法未改、役钱未敛此百余年间，不知何以为国也，亦曰用之有节，取之有道矣。

　　今天下百姓，疲筋骨、忍饥寒、冒鞭笞，终岁急急为公家纳钱尔。不幸连年有灾荒之变，实恐穷苦之人，流亡转徙为沟中瘠；而强梁者赊死忍命，不得为陛下之良民矣。然则役钱乃生民性命，天下安危之所系，奈何以为不刊之令哉！古者藏富于民，诚令百姓赋税之外，有以自养，则其赢余乃国之外府，缓急取之而已。无事之时，坐困竭之，非计也。臣故以谓役钱宜一切罢之。役钱罢，则提举常平官司亦可罢去，以见存职事，付之转运司足矣。天下既减罢监司数十人，则州县稍得从容，上下省事，非小补也。虽然，此大法也，顾臣之言盖其略耳，至于法之纤悉，或参差抵牾，宜有画一之论。欲乞于两制臣僚，选差明于治体、达于民事者三两员，置局讲议，裁立条格，而三省执政官典领之，以待圣断施行。（新录载挚此疏于二月六日司马光所陈十害之后，葢因降出施行方载也。按章奏录，其实以正月九日上，今附本日。）

　　殿中侍御史刘次庄言：“伏见熙宁以来变新役法，其意欲以均惠利民，盖富厚之家安享休佚，而贫民日入于困乏。欲乞指挥下诸路转运、提举官，合郡县之议，究心斟酌，裁画上闻。”

　　监察御史王岩叟言：

　　臣伏以免役之法，行之已久，深见其弊，当有以变而通之。臣谨以昨所治定州安喜一邑之弊陈于前，惟陛下采察幸甚！安喜户一万三千有余，而第四等之家乃踰五千，每家之产仅能直二十四缗而上，即以敷纳役钱，岁岁无穷，其出于至贫可见。当役法未行时，第四等才一千六百余户，由役钱额大，上户不能敷足，乃自第五等升三千四百余户入第四，复自第四等升七百余户入第三。自旧以来，等第之法，三年而一升降，须其家业进而后升之，民乃无怨。今下户之薄产，未尝有所增，而直升其等，俾输役钱，以区区之一邑，而岁敛一万四千七百余缗，则敛法太重而民力不能胜，民力不能胜，而望民情之不怨，其可得乎？按岁支募钱之外，拨以为保甲封桩钱者，常三千八百余贯，实无其役而封桩之，是何名也？今虽许留宽剩二分之余悉蠲减之，以为大惠，然雇募之用，封桩之数，宽剩之额，犹为不轻，而终不以为平。臣每见下户之输，未尝不出于艰难窘蹙之中，而州县未尝不得于鞭笞苛逼之下。夫强人情之所难者，终非可久之道；使其当役而免之犹可也，而大半下户自终身不当与于役，今乃令岁岁输缗，谓之免役，窃以谓本不当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缗以为常赋耳。

　　昔者差法行时，乡民之被差为役者皆自役，曰应当门户。人人保家处身，有重惜意，莫不择子弟之良者以佐公。倚之以干则办，倚之以财则不欺，缓急之间，得所藉赖。雇法一行，其名既贱，其人遂轻，弃身应募，例多市井浇浮之群小，罕复乡闾笃实之编民。防之太疏则冒犯者多，绳之差严则逃亡者众，郡县为之势轻而事危，甚非所以重根本、严缓急、持久远之法也。其敛于民之弊既如此，雇人而役之其弊又如此，不有以变而通之，其可乎？推安喜一邑，可见河北一路，推河北一路，可见天下。臣愚伏乞罢免役法，复差法如嘉祐敕，独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共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此，则大役无偏重之弊矣。其于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赔，悉用熙宁新法之禁，则虽不助犹可为。今所谓助者，不过助役者之家岁用而已，无厚敛也；诚能如此，人情莫不驩欣交通以安业，而郡县无事于督责矣，天下之美政也，此实今日之先务。如允臣所奏，乞选用一二练达世务、洞知民情之人，典领置局，详议施行，庶可以尽久远之利。

　　又言：“旧日坊场、河渡，皆以酬赏长名衙前，今若行差法，又使合为衙前之家自相助，又禁之不复令有所赔补，则坊场、河渡之人自当归公家。惟乞别定平价，以救太高之弊。”又言：“近日指挥，许雇耆、户长，其耆长须得雇第三等以上人户，则朝廷知浮浪之人不可以当役矣，而不知上户之人实不愿于受雇也；不愿则必阳为雇名而阴用差法，此郡县必然之理也。谓之为差则与雇钱，谓之为雇则用差法，臣以谓不若明用差法之为便也。况三等以上自当为耆长，耆长又无所赔费，枉于下户敛钱以与之。伏乞详度，早赐改用差法，以宽贫民，天下幸甚。”

　　岩叟又言：“伏见自行雇法以来，天下仓场、库务，皆市井流浪无本业之人应募以当役，通保人家产有不满一二百千而主当官物数十万缗者。其人既无所藉赖，往往轻于犯法，一为欺盗，随即逃去，尽其所有，不足以偿万分之一，虽得而杀之，何补于事？窃以谓此等小人，亦非自致于祸，乃罔之至此耳！臣请复差乡户主当天下官物，使郡县得所倚赖，而免公家无穷侵陷之弊，脱小人无穷刑祸之苦。其差法之详，臣近已论奏，伏望早赐指挥施行，以幸天下。”又言：“如朝廷未以为信，即乞下诸路取会自行雇法以来官物欺陷总数若干，当事而犯法已断者几人，逃亡而未获者又几人，籍没其家而不足以偿者又几人，即可见法之便不便。”又言：“臣近奏，乞选任一二深练民事之人，典领置局，详定差役法，此实天下之民朝夕所望。伏乞陛下早赐指挥施行，以慰人心。”（旧录于二月六日从司马光言罢免役钱，其下即载刘挚言，乞以坊场钱募衙前，其余役人并用祖宗法。又载刘次庄及王岩叟所言。按挚言实以正月九日上，今全载于本日；光言亦别全载于正月二十日；岩叟言不知以何月日上，今附见正月九日挚言下；独次庄所言，无他本可采，姑从实录，附见挚及岩叟间。旧录主张新法，抹杀正论，略举数语，固无足怪，新录不复追寻，止因旧本，诚太疏也。）

　　己亥，以谅闇罢景灵宫朝献，遣官摄事。

　　庚子，诏诸军差出者，每日特给口食，将校三升，兵给二升。旧惟防送者给口食，余并分擘家粮为路费。吏部尚书曾孝宽言其不均，请别立法，故有是诏。（此据编录册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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